unctad数据库怎么用

年份 总额 我出口 我进口 中方逆差

2000 314（↑374%） 146（↑62%） 168（↑848%） -22

2001 357（↑135%） 162（↑106%） 195（↑16%） -33

2002 526（↑475%） 204（↑26％） 322（↑654%） -118

2003 94（↑787%） 309（↑515％） 631（↑96%） -322

2004 1333（↑418%） 427（↑38%） 906（↑436%）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

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

中国模式：低效但强劲

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找问题并不难：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只是众多缺点的冰山一角。但是人们很难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

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以作为制造行业支柱的汽车业为例。2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引进像大众汽车那样的国外成熟企业教给国内生产厂商如何制造汽车。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需要发展。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企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创造这样的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机制是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在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另外，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无联系。跨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他们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发展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银行问题，包括提高储备金利率，改革分行业绩和激励机制以及采用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政策。

中国发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会超过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认为不会。政府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且基本能够合理分配——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场上的私营经济相比，政府无疑对于分配资金不甚在行。中国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而融资金额较少(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实现中国目前的增长。印度模式对于印度经济而言可能同样存在问题：家族式企业和其他个人投资者也许长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资对自己有益，但他们的投资金额不足以带动中国那样高速的发展。当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看到印度的发展潜力后，印度吸引外资能力必将急速增长，这一点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业层面的比较

“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国家层面找到，必须深入到行业层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严格、缺乏竞争而导致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行业。但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较松而蓬勃发展的企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一直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阻碍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微观层面阻碍竞争的层层管制。印度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释。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些具有潜力的新兴行业躲过了政府的管制，避开了被扼杀的可能。IT、软件和外包服务企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外资金的注入，这些行业是否会在印度起飞，就值得怀疑。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处于生产率发展最低端的是消费电子行业。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 600亿美元。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

从行业层面比较，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汽车行业的胜负则难以定夺。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不采用耗资巨大的自动化生产。当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 Scorpio等新型产品，这是一种SUV车型，其零售价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潜力。

现在就判断究竟是哪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好还为时尚早。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要着眼于行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较高的生产率，则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机制，同时扫除一切阻碍竞争壁垒，为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和印度都有机会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实现繁荣发展

资料部分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一、技术进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

1、直接作用

俗话说，“贸易是流，产业是源”，一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正是其服务产业结构合理的外在体现，因此，技术进步促进服务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直接动力。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作用在于技术进步使服务领域的许多“非贸易品”转变为“可贸易”，技术进步对服务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作用就在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促进了许多现代服务领域的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不仅能够衍生出一些新兴服务部门，推动其他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还能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结果是在服务出口中，传统服务业的竞争力变强，技术进步衍生出来的一些新兴服务业不断丰富服务出口的品种，随着一国现代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自然就比原先优化了。

2、间接作用

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还通过以下间接方式产生作用：一是刺激服务业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需求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前，必须先有某项技术突破或更新。以美容业为例，美容技术的迅速变革降低了价格，提高了美容质量，从而刺激了需求的增长，对美容服务的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技术变革，扩大了平均的交易规模和减少了美容师的空闲时间，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进而增进了美容业的产出增长。二是影响就业结构，当技术进步对某一服务部门产生作用之时，一个很迫切的需要便是提高该部门工作人员的知识技术含量。当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人才进入一国服务行业的时候，该国的现代服务业水平就会得到提升，服务出口结构就会趋于优化。三是影响区域结构。在一些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客观上也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地区往往是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同时得到发展，我国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综上所述，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是混合的、交融的，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往往是技术进步所发生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互动的结果。

二、两种技术进步模式对不同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与条件

(一)影响

一般来说，技术进步水平提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包含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两部分内容，它具有低投入、低风险、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因此，成功的模仿降低了创新的风险进而降低了创新的价格。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点，技术创新是在技术自身发展中实现了重大突破。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品质的新兴服务产品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故技术创新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力最大。我国学者张明星等人认为一国技术进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技术模仿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之和，只是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技术创新，而欠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技术模仿。

(二)条件

创新和模仿都是有条件的，都需要本国拥有相应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都需要知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制度的配套。我国学者杨俊等人认为，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吸收、转移与模仿，需要后进国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当一国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模仿的“门槛”后，才能实现对先进技术的有效模仿。各国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制于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未能完成对先进技术的有效模仿，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相对于技术模仿，技术创新不仅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要求更高，而且它需要一国同时具备充分的制度环境、创新环境等宏微观因素的前提下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对于服务业来说，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总是与其新兴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而现代服务业的生产对人力资本要素的要求比其他行业要求更高，因此，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更高。

三、技术进步模式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分析——对美国与印度的数据比较

(一)指标选择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对一国服务贸易结构变动特别是出口结构变动有重大影响，而且不同技术进步模式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条件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选择当前服务贸易发展比较有代表的两个国家——美国与印度，来分析不同技术进步模式对这两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由于现代服务产品多为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产品，故笔者利用UNCTAD官方数据库将两国其他服务出口扣除政府服务与建筑服务这两类传统服务产品之外的其余七类服务出口占比近似地作为两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代表。其值越高，表示该国服务贸易出口优化升级越明显。

在自变量指标选择方面，作为人力资本代表的大学生入学率虽是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但由于技术创新需要具备多方面条件，同时技术模仿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模仿者的模仿能力，一般来说，模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模仿能力越强，故本人参考我国学者申朴、张燕等人的处理方法，用大学生入学率代表以技术模仿为主的考察变量。而创新技术只为创新者所拥有，是受专利权保护的，故可用专利申请数来代表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考察变量。

(二)对美国与印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上述指标，本文以两国新兴服务占比作为因变量Y11，以自变量X11、X12、X13分别代表一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大学生入学率、专利申请数，分别对两国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1、相关分析

根据表1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两个样本国家有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由表2中相关系数排序可知，在影响印、美两国指标Y11的三个变量中，印度的指标Y11与其大学生入学率(X12)相关系数最大，美国的指标Y11与其专利申请数相关系数最大。

这说明技术进步对两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2、回归分析

(1)对美国的回归结果及分析(见表3)：

根据表3，从三个回归方程判定系数、调整后的判定系数、F值及其相伴概率等思路没有问题。但从各变量的系数及t值、P值来看,美国的专利申请数X13对Y11的影响在三个变量中最为显著，变量X11在方程一中因P值高达02642被淘汰,方程二自变量X12的系数为负，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一直高达80%大学生入学率(远超过世界25%左右水平)存在波动特点而影响了方程回归结果，其实，根据申朴对美国分时段回归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力资本积累对美国服务总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大。因此，本人据此推断美国高存量的人力资本已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对美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产生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服务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模式。

(2)对印度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表4，方程一回归结果中指标X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三个自变量中最为显著,该变量的T值大于2,显示出较强的显著性，且X12系数达6453810,表明印度大学生入学率每增加1%,就可带动新兴服务产品出口占比增加645%,而其他两个变量X11与X13的T值及P值均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人力资本是提升印度服务出口结构的主导力量，印度的服务业技术进步应当是以技术模仿为主。

四、结论及启示

美国与印度的服务业技术进步模式的分析表明：基于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结构变动领域具有适用性。在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下，一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变化不是依靠单纯的简单劳动力投入来推动的，而是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印美两国由于人力资本存量都较高，故所考察的服务业人数这一指标对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一国服务业技术进步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还是以技术模仿为主，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制度环境的总体情况。美国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国内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居于世界前列，而且美国的创新机制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处于世界的前列，故美国的服务业技术进步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而印度是个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的物质资本还很短缺，国内创新机制还不够建全，因此，相对于美国，印度的服务业仍更倾向于技术模仿，但印度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为印度服务业技术创新创造有利条件。以上两国的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理论上的推断。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相比于一些总体的、人均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都较低的不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应当是以技术模式为主，同时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加大力度在自主创新上。此外，我们还应当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以提高我国的服务业技术模仿能力。

可以。因为unctad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是深入分析贸易数量和贸易结构的必会数据库。而baci数据库的数据源是联合国商品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baci数据库的数据是来源于unctad数据库的，两者的数据是可以放一起使用。

好像返回的json格式有误，你这是两层了，这边只支持一层，把rows这层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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