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力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1发达国家掌控国际机构，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在签订WTO 贸易协定时被欺骗，这些贸易协定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损失。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可笑的，二战之后的 WTO、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下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所设立的各项规则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影响，其规则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企业的利益。
以国际贸易规则为例，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规则要求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以进口发达国家生产 的商品与服务，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保持了纺织品、食糖等大部分商品的贸易配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持续补贴国内的农业导致非发达国家的农民无法与之竞 争，另外一方面却频繁指责非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的补贴。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发达国家的选择有限，要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要不拒绝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沦落为世界“孤岛”。其结果是大部分非发达国家被迫接受了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化规则以换取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撬开了非发达国家的市场，为本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提供了新的去处。
除了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群体的全球贸易规则以外，资本自由化流动也成为发达国家掠夺非发达国家的另外一个工具。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例，随着两个地区多数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从欧洲和美国涌入大量的投机资本炒作股票、房地产，造成这些地区股票和房地产大幅度上涨，当这些西方国家的热钱赚足收益撤走时，拉丁美洲和亚洲诸多国家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以及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美联储加息的冲击所致。
显而易见，无论是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还是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规则，其本质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2全球化规则下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经济不平衡加剧
全球化的浪潮为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的好处远远大于非发达国家获取的好处。如上一节所述，有利的全球化规则主要
服务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及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通过收集英国、荷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 1940 年以来的人均 GDP 如下图所示：
图 1.1 各国人均 GDP
从上图可以发现：1940 年人均 GDP 相对较高的美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从 1940 年平均 5000 美元的水平上升到 2018年 50000 美元，上涨了 10 倍左右；相反 1940 年人均 GDP 相对较低的非洲等区域，从1940 年平均 754 美元的水平上升到 2018 年 1809 美元，仅上涨了 2.3 倍左右。
其中，日本 1940 年人均 GDP 为 2874 美元，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截止 2018 年日本人均GDP 达到 39287 美元，上涨了 13 倍。而中国也从 1940 年的562 美元上涨到 2018 年的 9780 美元，上涨了 17 倍。然而中国与日本的上涨只是 1940 年以来上百个非发达国家中少有的特例，大部分非发达国家的增长轨迹都和非洲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低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浪潮中，有利的全球化规则让发达国家获得远超非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收益。
1.3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分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及，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完全产自一国的商品。一件商品标识为“Made in China”或是“Made in USA” 已经不能单单让人们认定这件产品是百分之百产自中国或是 美国，它所能代表的仅仅是它的出口地。在一个普通的电脑中，电池可能来自日本公司，显示器可能来自韩国公司，显卡和处理器可能来自美国，并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像这样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的产品最终都会被印上“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零配件产自中国并不能简单的从“Made in China”上看出。
继续使用电脑做例子。一个电脑制造商如果需要制造一台电脑那么他就必须去考虑从哪些公司购买一部电脑所需的零配件。而当电脑制造商选择的零配件高于市场同类产品时，零配件所赋予电脑的最终价值也将随之增加。例如，电脑制造商在选择电脑芯片是选择了 200 元而不是 100 元的并最终因此把电脑价格提升 120 元，其中这 20 元就被成为附加价值（Added Value）。以此类推，在电脑的其他配件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附加值，同时，在这些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中同样涉及到附加值；比如，英特尔（Intel）公司将芯片原材料（硅）制造成芯片成品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芯片价格减去硅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综上所述，产品附加价值可以理解为生产方通过加工生产等活动在原始原料上新增加 的价值。至此，一个商品最终在中国还是美国完成制造被打上“Made in XXX”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企业/国家最终在这件产品上赚取了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近十年中使用全球价值链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普及。本文将用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GVC 指数进行计算比对。全球价值链模型（Global Value Chain）
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中有两种模型：
1.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 ipation）GVC Participation = IVab/Eab + FVab/Eab。
2.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 on）GVC Position = Ln（1+IVab/Eab） – Ln（1+FVab/Eab）。
Koopman（2010）在两种模型中，前者用于展示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如果数值越高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高，越低则相反。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的诠释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Koop man（201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该指数的大小用于分辨某国或产业在价值链的上游、中游、或是下游。（上、中、下游由产品附加值决定）
在模型中（IVab/Eab）为前向参与度而（FVab/Eab）为 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为 a 国在 b 产业为全球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提供的增加值比重而后向参与比则为a 国在 b 产业出口中包括的国外中间商品增加值占比。
模型解释：
IV：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
E: 出口增加值（Value Added Exports） FV: 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图 1.2 全球价值链模型逻辑
在此模型下，我们将逐一对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进行GVC 全球连参与度指数以及地位指数的计算。在与中国对比的国家中我们均选择了强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是为 了更好的展示中国的上升空间。选择德国以及英国是因为其经济规模可以代表欧洲板块，日本则可以代表亚太，而美洲则有美国代表。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 CD）数据库中的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分类。
为了更详细的看出中国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此处将产业分为两个等级：低、高。此处分类法则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模型。
在两个类别中各甄选了四个大产业作为代表，其中： 低端：农牧（林木畜牧）、食物（包括烟酒等）、纺织（包括皮革）、木类（纸、硬刷品）。高端：计算机等电子产品、金融和保险、信息交流、其他商业服务。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图 1.3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低端产业
图 1.4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高端产业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和美国基本持平，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均排世界前列，粮食生产量常年处于高位。
从高端产业部分可以看出，美国长期高于中国，但自2008 年开始，中美在高端制造业的距离逐渐缩小并在 2010 年开始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在高端产品/服务中，中国获取的附加价值比例在不断增加，简单来说，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比在逐年上升。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图 1.5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低端产业
图 1.6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高端产业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 （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的指数高于美国不少，这说明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在高端产业中，美国的指数远超中国，这意味着在高端产业中美国处在核心领导地位。
结合国情从全球价值链参指数得出：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要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至此，产品增加值不会太高；而美国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大于中国， 并在低端产业中小于中国。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如果希望在高端产业有所突破就必须面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限制。为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高端产业的继续上升，中国必须同时发展上 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保持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只有继续保持科学技术正增长才能使得产品附加值增加，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是促进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大核心动力。在低端产业中，中国则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在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近 20 年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
二 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规则的不平等性一直被非发达国家所诟病与抵制。1999 年WTO 西雅图会议期间，大量的反对者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起点，然而由于抗议者大多来自于非发达国家，其抗议并不能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并未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太多的负面冲击。
然而近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逐渐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2016 年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的高潮。全球化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2.1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均衡
（1）发达国家收入不均衡持续加剧
逆全球化浪潮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核 心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比例的利润，但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
图 2.1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与 CPI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0 年以来的 30 年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何平均增速为 0.5％ ，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为 2％，这意味着在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实际增速为负值。
然而对比美国 1990 年以来 30 年间的 GDP 增速发现，美国 GDP 几何平均增速为 4.36 ，远远大于同一时间段内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 2％。
伦敦--(美国商业资讯)--跨境、跨货币资金流动与支付领域领导者西联汇款公司(The Western Union Company, NYSE: WU)与全球预测与定量分析领域领导者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今天联合发布了新报告《全球服务贸易革命：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增长》。
该报告预计，国际服务贸易*的价值将从2019年的6.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8.0万亿美元，相当于在此期间全球流量的价值增长近三分之一(31%)。
据预计，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所推动的新技术采用和工作方式数字化将加速这种增长，而这与人们对在线互动态度的转变相结合，有可能推动未来五年的经济复苏和跨境服务贸易的增长。
西联环球商业汇款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中央预测情景预示了相对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也有可能出现更为悲观的情景，其特点是近期收缩更为急剧并且复苏时间更长且不完全（参见全球服务出口预测比较图）。尽管如此，这种情景只会放大数字可交付(digitally-deliverable)服务的相对出色表现。
西联汇款支付部门总裁Andrew Summerill表示：“长期以来，全球服务业的价值和重要性一直被低估。本报告表明，这种情况需要改变。COVID-19的经济影响将在未来数年中被人们感受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认可并重视全球服务价值的地区和行业将具有更大的优势来推动未来的成功，并最终推动经济复苏。”
行业细分
分析表明，尽管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处于困境，但现代数字服务贸易将在当前危机中证明其具有相对的韧性。据估计，2020年，B2B、ICT和金融服务的跨境流量价值将仅下降6%，而商品贸易价值预计将下降13%（参见2019-2025年国际服务贸易预期增长图）。
与此同时，2020年，受到重创的传统服务类别（如旅游业）将下降40%左右，而航空客运将下降50%以上。预计到2025年，这些类别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41%下滑至39%。
地理细分
该报告还分析了八个较大发达经济体的这些趋势，发现B2B服务将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金融服务对美国、英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主要枢纽也很重要。除该样本外，中期来看，数字服务出口增长的其他“热点”预计将包括韩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美国在预测期内的服务出口总体增幅最大，这得益于其在许多专业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以及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参见2019-2025年按国家分列的服务出口预期增长）。
此外，据估计，到2025年，广泛、多边的服务贸易政策自由化将使全球服务贸易价值再增加11%，相当于这些跨境交易的价值将增加8900亿美元。
Summerill补充道：“疫情已使数字服务的增长变得异常强劲，并彰显了远程服务超越全球边界的潜力。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将看到大量新的商业模式重新定义跨境交易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全球服务贸易将是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注于数字化的产业将成为推动力。”该报告旨在揭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现在对经济的宝贵贡献及其在未来的潜力，并且发现，与商品或制造业贸易相比，服务贸易通常被低估。
该报告估计，服务目前占全球全部贸易流量的一半以上(55%)，相当于2019年13.7万亿美元的跨境交易额。官方统计表明，服务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95年的19%上升到2019年的24%。1
Summerill总结道：“我们的目标是支持推动经济增长与复苏的行业，并提供支持以促进数字服务行业的增长。”
关于研究和方法的说明
牛津经济研究院进行分析的关键框架是其自己的全球计量经济模型(GEM)。GEM通过将80个国家、六个区域性贸易集团和欧元区联系起来而复制了世界经济。这些国家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竞争力（通过按汇率调整后的单位人工成本衡量）、资本市场、利率和商品价格相互联系起来。历史数据和预测由我们的国家经济学家每月更新一次。
*本研究所使用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
企业对企业(B2B)服务：专业服务（例如工程、法律）以及特许权使用费与许可费（例如专利技术使用费）。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服务：与计算机（例如软件开发）和通信设备（例如电话服务）相关的服务。
金融服务：金融业的活动，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
运输和分配：与货物国际运输（例如运输、货物空运和跨境公路与铁路运输）或人员运输（例如航空客运服务）有关的服务。
旅游和旅行：为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如教育或医疗旅游）前往另一个国家的临时访客的支出（出口被定义为入境旅游流量）。
建筑：与建筑物和其他结构的建造/拆除以及安装和建筑物维修有关的服务。
公共服务：由公共部门委托的服务。
关于西联汇款
西联汇款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WU）是跨境、跨币种资金转移与支付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我们的全渠道平台连通了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使消费者和企业可以快速、便捷、可靠地收发资金和支付款项。截至 2020 年6 月 30 日，我们的网络已有超过 55万个零售代理点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我们的品牌服务，能够向数十亿个账户汇款。此外，作为我们在 2019 年增长最快的渠道，westernunion.com已在超过 75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转移。凭借我们的全球联系，西联汇款为着更好转移资金，将家人、朋友和企业联系在一起，实现金融普及，支持经济增长。如需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westernunion.com。
关于牛津经济研究院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是全球预测和定量分析领域的领导者。我们的全球客户群包括1,500多家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政府组织和大学。
我们的总部位于牛津，办事处遍布全球，拥有400名员工，其中包括250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我们一流的全球经济与行业模型以及分析工具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预测外部市场趋势并评估其经济、社会和商业影响。
1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估计，基于经合组织增值贸易(TiVA)数据库以及Miroudot和Cadestin（2017年）所著《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从投入到价值创造活动》经合组织第197号贸易政策文件中报告的制造业公司内部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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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Cristina Hoole
西联汇款
手机：+44-(0)7766 070978
全球服务出口预测比较（图示：美国商业资讯）
国际服务贸易预期增长（图示：美国商业资讯）
按国家分列的服务出口预期增长（图示：美国商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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