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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出走之谜：推崇公社模式与卡斯特罗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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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后来参加古巴革命，成为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后来离开古巴前往非洲和拉美开展游击战，最后在玻利维亚遇害。格瓦拉牺牲三十多年来，逐渐成为全球青年的时尚偶像，成为理想主义、革命和激情的象征。

1965年3月初格瓦拉在长时间出国访问之后回到古巴，3月15日，他向工业部工作人员汇报自己国外之行的有关情况，这是他在古巴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演讲。此后，他就神秘的消失了。4月12日，古巴内阁成员到卡马圭省砍甘蔗，格瓦拉没有出现。5月1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中，也不见格瓦拉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时间国际上众说纷纭，有善意的解释，也有恶意的攻击。有人说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发生严重分歧，躲到墨西哥使馆；有人说他哮喘病发住院，或者是发疯住进疯人院；还有人说他被撤职，因而自杀；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直到几个月之后，卡斯特罗在一次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格瓦拉的告别信之后，谜团才逐渐解开。人们后来知道，格瓦拉实际上是在1965年4月1日秘密前往刚果，重新开始自己的游击队战士生涯。后来转战玻利维亚，直到1967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和美国中情局杀害。

格瓦拉在出走之前，担任古巴的重要领导职务，古巴工业部部长，是古巴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他也是古巴党和国家的三个主要领导人（另两个是卡斯特罗兄弟）之一，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后来的古巴共产党前身）全国领导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可谓地位显赫。他却为何放弃这一切名利，甘愿投入艰巨而且生死未卜的革命事业中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格瓦拉的崇拜者以及研究他生平的学者们。我简单翻阅了不少他的传记。其中，很多著作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只是寥寥数笔带过。有的由于作者所持立场的不同结论大相径庭。这里我就结合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就格瓦拉为什么突然出走这个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首先是格瓦拉的革命思想，这是他出走的主观因素，或者说是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具体而言，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有着“大陆革命”的理想。那时，他胸中牵挂的是古巴以外广大的拉丁美洲，以及拉丁美洲以外的广大世界。他认为离开拉美革命，古巴就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他在古巴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游击中心”理论。就是依靠一个有威望的领袖，为了拯救他的人民而带领一小群有坚定理想的人组成游击队，经过精心准备，组织筹划，在农村建立一个秘密中心基地（也就是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发动游击战争，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下，建立第二个，第三个秘密中心，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理论。

可以说，古巴革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也可以说这一理论是古巴革命实践经验的精辟总结。当时，格瓦拉认为这一理论可以广泛适用于非洲和拉美，从古巴革命胜利开始，他就主张输出革命，并且他认为能担任这个革命实践的领导人只有他自己。在致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他说：“世界的另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的领导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先后在刚果和玻利维亚开展革命实践。另外，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格瓦拉为了理想的实现可以不惜放弃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才放弃一切名利，毫不犹豫的离开古巴，前往生死未卜的战场。可以说，格瓦拉的悲剧也就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共同悲剧。

其次，格瓦拉出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卡斯特罗的分歧。尽管卡斯特罗在格瓦拉出走后一再强调：“我们的关系就同我们相识之初一样好，我甚至可以说，比那时更好！”然而客观现实是不容回避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确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当然他们之间的分歧至少在格瓦拉出走的时候还没有到西方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不过如果格瓦拉继续留在古巴，他和卡斯特罗的分歧和矛盾发展下去很可能到这样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格瓦拉为了顾全大局，保存友谊而选择了离开。

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从有限的材料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格瓦拉的革命理想和目的是为了塑造“新人”。所谓“新人”，可以说是有较高的觉悟，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又有自己特点的人。格瓦拉认为“新人”不需要物质激励，而只要用道德动力就可以促进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在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把古巴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即走苏联式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上，在1962年到1965年之间曾爆发过激烈的论争。即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两种经济体制的论争。前者主张企业有财政独立自主权，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企业成功视效益而定，个人收入与劳动量挂钩，这一体制先在农业部后在外贸部门实行。后一体制与此相反，主张企业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报酬与劳动量无直接联系，这一体制主要在工业部门实行，可以看出格瓦拉是这一体制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论战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利润、价值规律和个人利益等的关系，反映了古巴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格瓦拉还认为这实质上是一场“物资动力”与“道德动力”之间的斗争。这一论战持续几年，卡斯特罗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到了1965年，他说：“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争”，因此这场论战中止。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还表明古巴放弃工业化退回到以农业为主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的经济体制。此外，当时在农业外贸部门并未采取格瓦拉认同的措施，实际上卡斯特罗默认和支持的是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因此格瓦拉对此大失所望。从实际情况看，格瓦拉认同的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也陷入困境，面对古巴经济的严重困难，他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几乎唯一的对策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为这与塑造新人的目的一致），但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想象卡斯特罗对此也一定不很满意，这可以说是格瓦拉与他之间最大的分歧。

再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也是迫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当时中苏关系破裂，格瓦拉对苏联在一些问题上的作法十分不满。从“新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苏联对价值规律、利润和个人利益的承认与革命目的背道而驰，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已无区别，劳动的目的都是为了钱。另外，他的世界革命战略与苏联的世界战略尤其是和平共处方针相冲突，他认为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退让、妥协和绥靖。苏联在古巴导d危机中的退让更是让格瓦拉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里说这是背叛，而且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按钮如果在古巴人手里，导d可能就发射出去了。而格瓦拉对中国的态度与此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他非常崇拜毛泽东，据说他因为刚出生的女儿长得像毛泽东而兴高采烈。他公开说中国的公社模式和对精神因素的强调是为亚非拉提供榜样，而中国当时的对外政策也符合格瓦拉的“世界革命思想”。

1965年2月，格瓦拉在阿尔及利亚发表了震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著名演讲，几乎公开谴责苏联。卡斯特罗在苏联压力之下与苏联加强联系，巩固苏古关系。1964年11月，第一届拉美共产党会议在古巴召开，中共和所有拉美亲华的共产党组织均未受到邀请，针对中国反侵略立场，会上提出国际共运保持团结的口号，充分表明古巴站在苏联一边。这样，卡斯特罗必然与格瓦拉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1965年2月古苏签订贸易协定，古巴在经济上从属于苏联，尽管苏联援助增多，但古巴又回到单一经济的老路，格瓦拉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彻底失败。这一切让格瓦拉更加失望，最终导致了他的出走。

来源：星洲日报 来源日期：2006-11-12 本站发布时间：2006-11-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8189

切·格瓦拉的一封信《致菲德尔·卡斯特罗》

致菲德尔·卡斯特罗

此刻我忆起许多往事，忆起在玛利亚·安东妮娅家跟你结识的情况。忆起你建议我到你这里来，忆起当时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紧张。

有一天，有人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谁，这种实际可能性使我们震惊，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这是真正的革命的话），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今天，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的色彩了。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土地上的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是我的人民告别。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从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联系了，仅存的是另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像职务那样辞去的。

回顾我过去的生活，我认为，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我是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我唯一严重的错误是，我上马埃斯特腊山之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就更充分地信任你，位能尽快地看出你身上那种领袖和革命家的品德。 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而又不幸的日子里，在你身旁，我感到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

你作为国务活动家，很少有比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更光辉夺目的了，我同样也为我当时能够毫不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估计危险性和坚持原则方面都同你一致而感到自豪。

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去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

你要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作一个儿子看待的人民；这使我内心深感痛苦。我将把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即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圣的天职的心情：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我感谢你的教导和你的榜样。我过去一贯同意我们革命的外交政策，并将继续如此。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将意识到作为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责任，并且就像一个古巴革命者那样行事。我没有给我的妻子和子女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我知道国家会他们作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一切，又何必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写于哈瓦那"农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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