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兼CEO李善友先生于南开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并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MBA学位；曾经在摩托罗拉、美国铝业集团、博士伦公司等大型外企任职的他，于2000年10月加入搜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监职务，成功地帮助搜狐公司进行了与Chinaren的合并、企业裁员、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建设等工作。2001年10月从人力资源向业务方向转变，掌管搜狐新闻中心，任总编辑一职；2002年7月被提升为搜狐公司副总裁，2005年提升为搜狐公司高级副总裁
李善友：从经理人到老板 头上有把看不见的刀
话语录：
我创业是充满幸运色彩的
创业之后才会发现，实际中遇到的困难比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状况还要糟糕10倍
我希望在2009年前后的时候可以达到“我很闲”的状态
技术人员创业和非技术人员创业各有各的烦恼
再过十年，我希望能走入我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到学校当老师
创业找投资充满幸运色彩
“2006年10月份，我们开始融资，11月份我们幸运地遇到了现在的投资人———DFG。
我们一见如故，像是找到了知音。10天后，对方就给了投资项目书，13天后资金就到位了。”
本报记者：你离开搜狐总编辑的岗位而选择创业，为什么会选择做视频？这个领域应该以前你并不很熟悉。
李善友：决定做视频是源于我对这个行业的判断。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发展是搜狐、新浪、雅虎等门户网站的发展；第二阶段是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发展。而现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视频发展的阶段。如果上一阶段你因为没有投资Baidu、Google而感到遗憾，那么今天如果不投资视频将会成为你终身的又一遗憾。其实我对视频的接触并不多，对这个产业了解得也不是太多，但我相信视频，坚信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的行业。
本报记者：具体一点来说，你的信心来自何处？
李善友：比尔·盖茨曾经说过：“5年以后将没有人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而是通过互联网”。中国的宽带用户开始超过窄带，这就意味着有近2/3的互联网用户可以看视频了。Flash格式的运用使得单个视频占用的格式小了，就好比道路比从前宽了，汽车比从前小了，这样汽车跑得更快了。这种物理环境的变化加上N to N 的web20模式的启用，使2006年成为中国的视频元年。
N to N的模式打破了以前那种我们做内容给网友看的1 to N的模式，它所展示的是网友制作内容给网友看，网友付钱给网友。这种模式是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总之，我深信这个行业有着宽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我在2006年初开始考察视频行业，然后开始着手做视频。
本报记者：据说你找风险投资的速度快得惊人，有运气的因素吧。
李善友：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这本身就很幸运，我对这个时代是心存感激的。具体到我创业来说，也是充满幸运色彩的。
我做视频可以说是业内起步比较晚的，而且我当时只投资了200万。但幸运的是，我们找投资方竟出奇地顺利。2006年4月17日，我离开了搜狐，6月1日我的新公司成立，9月10日公司正式上线，10月份我们开始融资，11月份我们幸运地遇到了现在的投资人———DFG。我们一见如故，像是找到了知音。10天后，对方就给了投资项目书，13天后资金就到位了。总之，上线最晚，用最少的原始投资却拿到了这么大规模的投资，遇到这么融洽的投资伙伴，我觉得就是一种幸运。
做视频，行业竞争非常激烈
“我始终觉得整个行业所共同面临的困难对个体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
本报记者：作为后来者，你感觉你们现在在业内的地位如何？
李善友：我觉得现在谈到中国的视频网站如果不提酷6，我想是不完整的。现在的酷6应该能排在中国视频网站的前三位。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真的感觉很骄傲。
大家提到酷6时都是有感情色彩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故事，包括我本人的故事，我们创业的故事等等。酷6是一支新兴的力量，是一个鲜活的形象。现在想想，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可能与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源分不开。
本报记者：可能你进入以后才发现，视频网站这2年突然变得竞争非常激烈，有人甚至认为到了生死攸关的阶段，你凭什么觉得你们能成功呢？你们的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李善友：我觉得我们与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有两种与众不同的商业运营模式：一种模式叫做“有钱一起赚”。网友上传视频到酷6来，我们在后面插播广告，我们给网友分成，分10%—50%，共同赚钱，达到双赢。记得有个福州的网友在我们这里上传了个彩铃，15天她就赚了5000元。这种模式使得酷6的上传量很高，我们现在每天的上传量一般都保持在3—5万之间。做视频网站会涉及到版权问题，我们保证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对网友上传的视频进行审核，我们和原创一起分成，也表达了我们对版权的尊重。
另一种模式叫做“创意大家做”。我们都知道**和电视有许多植入广告，我们现在要在视频中也植入广告，把广告和内容结合起来，在播放视频的同时插播广告。到目前为止，这种模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1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两种模式可能是我们和竞争对手在起步阶段不太一样的地方。
本报记者：做网络视频，整个行业都面临着版权等问题，如果始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呢？
李善友：我始终觉得整个行业所共同面临的困难对个体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这个行业总会有成功者，我不用跑得太快，只要比别人快一步，就很可能获得成功。这个时候拼得是执行力，比得是整合资源的能力。
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100件事中可能只能做一件，怎么办呢？这就要内部靠团队，外部靠合作伙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积累的资源开始发挥作用了，有那么多朋友帮助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幸运。
从经理人到老板转变中的困难
“我原来作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只需要关心一项事业的某一块就行了，但作老板是需要关心这项事业的方方面面，感觉压力非常大，不创业是体会不到的。”
本报记者：以前你是一个门户网站的总编辑，再以前你的角色也一直是个高级经理人，自己创业后是否遇到了一些之前从没有料到的问题？
李善友：太多了。人们在创业前一般都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提前设想好将会遇到的各种困难，但只有真正创业之后才会发现，实际中遇到的困难比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状况还要糟糕10倍。
拿我来说，我在创业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带宽、客户、版权、管制、成本、财务、法律等一系列问题。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我原来作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只需要关心一项事业的某一块就行了，但作老板是需要关心这项事业的方方面面，感觉压力非常大，不创业是体会不到的。
本报记者：一般来说，技术出身的创业者比较容易成为公司的灵魂人物，对于像你这样非技术出身的创业者来说，会不会感到有被技术“疏离”而产生的种种困难？
李善友：在美国，的确是技术人员创业比非技术人员多，但在中国，非技术人员创业其实并不少。我想是因为中国创业的环境还不成熟，除了技术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协调，比如说资金、人员、管理、政府关系、法律等，完全超出了技术的范畴。
可以说，技术人员创业和非技术人员创业是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烦恼。我觉得创业有两种能力是必需的，一种是“说普通话”的能力，也就是一种综合的能力，一种是技术能力。对我这样非技术出身的人来说，创业一定要找技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团队。而对于技术出身的创业者来说，他们也需要找会说普通话的人来帮他，这是一种整合的优势，二者缺一不可。
本报记者：你觉得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李善友：说到企业文化，我认为首先是快乐，尤其在创业期，快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自己首先要快乐，寻求内心的自由，然后是通过我的快乐让我的团队也快乐。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办一些party，骑马，烧烤晚会，每两周搞一些培训，组织一些俱乐部来让大家开心，鼓励大家彼此真诚地沟通；其次是证明文化，在创业期，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每天都要走得快一点，这样才有活下去的可能。证明文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说到就要做到；第二，做不到就说做不到；第三，出了问题之后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原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鲁花”，也涉及到“证明文化”。意思是说你要做出来，你要把你所做的证明出来，我要像压榨鲁花花生油一样帮你把你的能力和潜力压榨出来，证明出来，好让你做更多、更快的事情。其实，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之前搜狐早期的企业文化有相似之处。
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感受
“娱乐性流量越来越多地往商业性流量上转。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商业性流量是远远不足的，这方面的价值会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你在这个行业里也经历了不同的角色，也见证了不少事情，对这几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持什么看法？或者说有何感受？
李善友：这两年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等第一批互联网人在互联网发展中引入了风险投资机制，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机制。中国整个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这种机制，这种机制使整个互联网行业成为一个干净、阳光的行业。
早期做互联网的门槛较高，创业者多是海归，后来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到这个行业里来寻找机会，这个行业给越来越多的人才带来了机会。从内容上讲，与从前相比，现在的互联网行业越来越细分，越来越专注，任何一个狭窄的点做下去都会有机会，比如说游戏、汽车、医疗等，都可以做大。
从流量上看，娱乐性流量越来越多地往商业性流量上转。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商业性流量是远远不足的，这方面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只要在一个细分的领域里把商业的流量做出来就会有机会。
总之，中国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充满机会的行业，现在是一个“盛世”的时代，生逢盛世，我们没有理由不做点事情出来。
本报记者：能想象下未来三到五年，你们和现在火热的视频网站将会是什么样子吗？
李善友：2006年是草创期，目标是能够活下来；2007年是第二年，目标是在产品方面稳定下来，满足用户的需求，扩大用户市场规模；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将会有一个腾飞，视频的网络广告在那时也会发展起来，那时的主要目标是商业收入有所突破，努力扩大商业市场；2009年这个行业的市场格局基本就稳定下来了，我估计应该不会出现一家独霸市场的局面，大概会剩下三、四家各具特色的视频网站来平分市场。我希望在这三、四家中能有我们。之后，我们会考虑酷6的长远发展，上市是我们的梦想。
从“鲁花花生油”到老师
“再过十年，我希望能走入我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到学校当老师，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前三个阶段的经历，都是为我今后当老师打基础。”
本报记者：在搜狐做总编辑的时候，员工称你为“鲁花花生油”，意思是工作上对下属“压榨”得厉害，现在在你的员工眼中，他们的老板是怎样的？
李善友：我想他们觉得我应该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吧！创业的团队要讲究平等。我没有办公室，我自己的办公桌和大家同在一个大的工作平台上，能够这样感受大家的工作氛围很好，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气氛。
在工作上，我对我的团队要求是比较高的。原来做新闻时是工作跑过来找你，分清急缓是那时非常重要的事情，创业是不一样的，分清重要性是首要的，需要在众多的事情中选择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选择正确的方向(do right things)，然后把事情做对(do things right)。在搜狐的时候方向性已经确定，就是做门户网站，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了。而现在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把最重要的事情找出来。现在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方向，做重要的事情，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提醒我的团队要更聪明地做一件事情，而不仅仅是很努力地做一件事情。创业的团队大家都很努力，在这个前提下，要看大家做得是不是对的事情。
2002年在搜狐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做“从‘我很忙’到‘我很闲’”，一开始我“我很忙”，需要和大家慢慢的磨合，告诉他们怎样应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可能这个问题刚刚解决，那个问题又冒了出来，但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最终在2004年的时候我达到了“我很闲”的状态，整个部门比较自如地运转起来。现在自己创业，我希望在2009年前后的时候可以达到“我很闲”的状态，使整个团队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你有不少跨国公司工作经历，职业的角色也相当丰富，似乎经常选择去做一些出人意料的工作，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
李善友：我把我的人生经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在摩托罗拉、博士伦等公司做人力资源的阶段，那是纯粹的职业经理人；第二阶段是做事业型的经理人，比如说在搜狐，我要主持整个部门的工作，比单纯做人力资源要难一些；现在，我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自己创业作老板。这其实是一个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的过程，是一种水到渠成。
在每个阶段都会觉得当下是最不容易的，但当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回过头来看，其实上一个阶段并不是最难的。我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在不停地爬坡，爬坡就会紧盯着下一个目标，爬的过程虽然有压力，有辛苦，但很有成就感，很兴奋，很享受，这种感觉很刺激。
本报记者：从搜狐辞职的时候，听说你要去大学做讲师，怎么又不去了，未来还有这个想法吗？
李善友：再过十年，我希望能走入我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到学校当老师，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前三个阶段的经历，都是为我今后当老师打基础。如果我创业成功，自信心会更大，给学生们讲课会更游刃有余。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我想多做一些与教育有关的事情。
人生的每一阶段，心态也都不一样。与原来在搜狐相比，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责任感更重了。我现在感觉头上时刻有把看不见的刀，面临生死的压力，这种压力从前在搜狐是感觉不到的。我想自己现在的心态应该和企盼卫星平安进入轨道的卫星制造者的心态相似，很紧张，压力很大，现在是一鼓作气的时候，我要加倍努力工作，等待卫星安全进入轨道的一天，期待公司一切步入正轨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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