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从上述有关程序正义起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到实现的价值目标。但英美学者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以及英美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程序正义观念似乎把程序正义强调得过于绝对化了，因为程序正义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法院的裁判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不论这种裁判是否建立在正确、可靠的案件事实基础上。这在极为注重程序公正、对从公正程序中产生的结果普遍愿意接受的英美人看来，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这种观点难以被生活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外的人所接受。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将在其他领域中可能行得通的“纯粹的程序正义”推广到法律实施活动中来，将程序与程序所要产生的结果视为不可分离的一体，这固然把法律程序正确地视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却又忽略了人们设计法律程序的本来目的：保证实体结果符合正义的要求。事实上，法庭即使完全按照公正合理的程序进行审判，有时难免也会作出错误的裁判，正因为如此，各国才普遍设立刑事救济程序，以确保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作的判决进行及时的审查，对确有错误的结论予以纠正。有时上级法院作出撤销下级法院判决的裁判，并不是因为后者审判的程序不公正，而是它通过公正的程序作出了不公正的裁判。尽管如此，程序本位主义理论仍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正义的观念仍是人类法律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因为它们将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视为与实体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强调法律实施过程要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从而在原来的所谓实体正义或实质正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程序正义的理念，提醒人们在重视裁判结果公正的同时，还要确保法律实施过程的公正性。尤其是在“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观念极为盛行的中国，引进和推广程序正义的观念，强调法律程序的独立内在价值和意义，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3〕

那么，程序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究竟有哪些要求呢？事实上，要提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最高的、绝对的程序正义要求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在不同社会里的人们受到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很难对一次法庭审判的公正性作出完全相同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人类的共同心理需求，提出一种可适用于所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最低限度程序正义要求。

这种要求之所以是最低的，是因为它是为克服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而存在的，它只是确保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次刑事审判活动的过程即使符合了程序正义的这些要求，也不可能完全防止不公正或者非正义现象的发生。但如果刑事审判过程不符合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个，都必然会导致程序的不公正或不合理。正因为这些要求是最低的，它们才可以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采纳。根据笔者的观点，刑事审判所要实现的最低限度程序正义要求主要有以下六项： 刑事审判活动为什么要实现上述程序正义的六项要求？换句话说，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人们长期以来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认为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合理性，确保被告人等的诉讼权利得到维护，可以使裁判者从不同甚至相反的角度认识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公平的定罪和量刑。还有人认为，保证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可以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总而言之，根据这种观点，刑事审判程序对于实现所谓刑罚权而言不过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这种程序越公正，越合理，它就越具有产生公正裁判结果的能力；保障当事人各方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结果的制作过程，只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事实上，刑事审判程序具有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刑事审判程序公正性程序的提高——即刑事审判实现程序正义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有助于公正裁判结果的产生。但是，笔者在此所要强调的并不是程序正义的工具意义。公正的审判程序无论是否有助于公正裁判结果的形成，它都具有一种独立的意义：使那些受裁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人与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和裁判的司法官员一起，拥有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能够平等地进行理性的辩论、说服和交涉，并对裁判结果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官方对自己命运的判定，消极地听从国家权力机构对自己权益的处置，由此使其作为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和尊重。那么，公正的审判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上述意义的呢？ 首先，公正的程序通过确保诉讼各方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以及对裁判结果的积极影响，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保障。美国学者萨默斯曾指出，参与（participation）意味着公民能够自主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大部分公民宁愿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愿意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怕别人做的要比自己更好。参与性统治的反面是奴隶制、政治服从或者军事管制。”〔24〕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有关各方对裁判过程参与得越充分，越有效，他们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影响就越大。尤其对于那些其权益正处于待判定状态的被告人而言，通过与其他各方以及裁判者之间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辩论，事实上成为裁判者在制作裁判方面的协商者、对话者和被说服者。被告人尽管不能象法官那样直接制作裁判，但他可通过影响裁判的结果，使自己拥有一定的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能力。这就使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承认和尊重：他不是一个其命运受法庭任意摆弄和处置的客体，也不是被法庭用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和牺牲品，而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

其次，公正的程序通过使参与者各方受到平等的对待，来确保其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一般而言，要求受到平等的对待，源于“人类希望受到尊重的愿望”，“当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的人性受到侵损的感觉。”而“促使法律制度朝平等方向发展的力量乃是人类不愿受他人统治的欲望。〔25〕”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裁判者对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被告人所面对的不是与他拥有同样身份的原告，而主要是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官，这种平等对待意味着被告人与国家追诉机关在参与裁判制作过程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能力和程序保障，被告人的诉讼请求和实体权益与检察官受到平等的尊重和关注：没有正当的理由，国家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也不会剥夺其自由、财产以及生命等权益，尽管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因为业已发生的犯罪而受到损害或者威胁。这有助于被告人产生受到公正对待的感觉，产生其权益和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印象。

第三，公正的审判过程可以使各方参与者成为理性的、负责任的主体。一种合乎理性的刑事审判过程能够使那些受裁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人获知并了解裁判者据以定案的根据、判决的内容以及审判形成裁判结果的途径和方式，并且藉此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参与是富有意义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事实和主张是得到法庭充分合理地考虑和采纳的。这些都显示出裁判者对被告人、被害人等所应得的权益的关注和尊重，因为裁判者作出对他们有利或不利的决定并不是轻率的，而是经过慎重的分析、论证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并且向他们直接作出了论证和说服，尽量使其确信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四，公正的程序通过确保裁判结论直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产生，保证程序参与者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程序自治的实现意味着程序相对于实体的独立自主性以及程序对实体结果的决定作用，意味着程序参与者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具有实际的意义和效果，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或者“过场”。这对于被告人、被害人而言，是其可通过诉讼手段自行保障实体权益的标志；对于辩护人而言，是其为被告人所作的辩护得到有效保障的标志。除非刑事审判过程对于裁判结论的产生具有实际的决定作用，除非刑事审判在其开始之前具有相应的不确定性，否则裁判结论就不能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辩论中直接形成。控辩双方的参与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从“公正的刑事审判过程本身就是对程序参与者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上来认识，就比较好理解了。事实上，刑事审判过程一旦不具有自治性，裁判结果一旦不是从审判过程中产生，那么被告人、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也就无法得到尊重，其权益乃至命运也就无法由自己来掌握。

最后，公正的审判程序通过及时地形成裁判结果并使刑事审判过程得到及时的终结，使程序参与者各方的利益受到关注，其人的尊严和权利主体地位得到尊重。由于刑事审判的及时终结，被告人、被害人等可避免因审判的过于迟缓或者急速以及审判程序的反复任意开启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防止其权益长期处于待判定或者随时出现危险的不稳定状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的独立内在意义作一总结：它旨在表达一种最基本的思想：一个人在国家裁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应当至少能够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协商的地位，即强调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他成为裁判制作过程中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26〕

当然，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还具有一种附带的间接意义：它有助于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等从心理上真诚接受和承认法院所作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即使裁判结果对其不利；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即使裁判结局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无关。因为程序正义的上述要求不仅确保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得到切实的实现，而且是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被置于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受到裁判者的充分关注，因而会产生一种受公正对待的感觉，社会公众也会对判决结果连同其据以形成的合理根据一起表示认可和满意。这样，不论被告人最终被定罪判刑，还是被无罪释放，人们都会确信这种结果不是裁判机构任意或者随意作出的，而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和讨论，也听取了被告人本人的辩解，因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使裁判结果的形成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实施过程基础之上。这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秩序，使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27〕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1〕修改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候，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从注重、公正的处理结果”走向了关注“公正的程序”。

〔2〕“公正的程序”（Fair procedure）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得到实现的另一种说法。

〔3〕对于这一点，M．D．贝利斯教授在其《程序正义》一书中作出过详细的分析。参见M．D．Bayles，“Procedural Justice”，1990by D．D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4〕〔5〕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3页。

〔6〕See D．J．Galligan，Procedure，1992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Ltd。

〔7〕M．D．Bayles，Supra nate 〔3〕

〔8〕R．Saphire，“Specifying Due Process Values：Towards a More Responsive Approach to Procedural Protection”，（1978）127 Univ．Pennsyvanis L．R．111。

〔9〕J．Mashaw，“Dignitary Process：A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Liberal Democratic Citizenship”（1987）39 Univ Florida L．R．433。

〔10〕J．Mashaw，Bureaucratic Justice：Managing Social Security Disablity Claims （New Haven，Conn．1983）.

〔11〕E．Pincoffs，“Due Process，fraternity，and a Kantian Injunction”，in J．Pennock and J．Chapman （eds），Due Process，Nomos 18（New york Univ Press，1977）.

〔12〕关于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详见陈瑞华：“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

〔13〕在英语中，“Process”一词既有“程序”的意思，又有“过程”的含义。

〔14〕See R．A．Duff，Trial and Punishment，1986 by Combridge Univ ．Press。

〔15〕See J．R．Lucas，On Justice 1980 by oxford Univ．Press，Pp．1—19。

〔16〕转引自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17〕“自然正义”的这两项要求在美国学者戈尔丁的《法律哲学》一书中又被扩展为九项具体内容。参见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

〔18〕 Christopher Osakwe，“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Criminal Defendent in American Law”， in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P．260，1982 by N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布莱克法律辞典》英文第五版，“正当法律程序”条。

〔20〕See Christopher Osakwe， supra note〔18〕。

〔21〕〔22〕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3〕在中国，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极为盛行，有关程序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观念至今仍较为薄弱。

〔24〕See R．S．Summers，“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 Process——A Plea For ‘Process Values’” in Cornell Law Review， Vol 60， November 1974， No．1，PP．25－26。

〔2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26〕See R．A．Duff ，supra note〔14〕.

〔27〕See J．R．Lucas， Supra note〔15〕.

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性价值主要是以诉讼程序以外的实体构成作为价值研究的对象，意指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外在目的之手段或工具，它是以实体目标的实现作为体现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标准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实体公正及维护秩序等方面。

1、实体公正价值

实体公正就是通常所称的裁判结果公正，公正的裁判结果是法院或法官通过整个民事诉讼过程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结果。裁判实体公正的标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1）真实地再现争执的事实，这是实体公正的首要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争执事实的再现必须通过当事人和法官的证据活动来完成。首先，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活动，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支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发现客观真实的又一保障，简言之，法官对争执事实的真实再现，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但是应当注意，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案件事实的再现并非将其本来状态完全恢复，事实上这也很难做到，并缺乏可 *** 作性和实用意义。从诉讼法角度来看，只是通过相关证据发现一些足以对定案产生影响的相对案件事实。（2）正确地适用法律，法官对法律的正确适用，通常意义上是指根据某一争执案件的事实情境而宣告法律上对这一事实情境的处理结果。法律的正确适用必然要求限制法官的绝对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法官的绝对的司法自由裁量往往与法官任意擅断相关联，软化甚至无视成文法律的严格规定，其弊甚大，这容易使人们失去安全和稳定性，并破坏法制的统一。为此，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最重要的是要让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按照合理、公正的法律规则行事，而并非独断、专横、随心所欲的个人恣意。当然，对法律规则的严格遵守并非意味着对法官有限制的自由裁量的绝对排斥，而是要将他们有机结合起来，在不违背基本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在民事诉讼的证据鉴别认定、选择法律适用等方面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行使其必要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有通过司法裁量，才能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

2、秩序价值

秩序价值反映了程序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它包括和平与安全两个方面。“秩序总意味着某种程序的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实际结果的确定性和自缚性。

法律程序的形成和维护需要秩序，秩序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生产和交换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在维持司法秩序上的作用，季卫东先生曾作过精辟的说明。他认为，程序对于法律秩序的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种主张和选择可能性进行过滤，找出最适当的判断和最佳的裁判方案；通过充分的、平等的发言机会，疏导不满和矛盾，使当事人的初始动机得以变形和中立化，避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压抑对抗倾向；既排除法官的恣意，又保留合理的裁量余地；裁判不可能实现皆大欢喜的效果，至少总有一方当事人的期望要破灭，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体当事人的不满，程序要件的满足可以使裁判变得容易为失望者所接受；程序参加者的角色分担具有归责机制，可以强化服从裁判义务感；通过法律解释和事实认定，做出有强制力的裁判，使抽象的法律规范变成具体的行为指示；通过法官与角色分担的当事人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组结构，实现重新制度化，至少使法律变革的必要性容易被发现；程序限制了法官的恣意，反过来也有效地保护了法官，减轻了法官的责任负荷，从而也就减轻了请示汇报、重审纠偏的成本负担。此外，法律变革的契机存在于司法过程之中，这就为当事人提供了间接参与法律秩序形成的渠道。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同样源于它从根本上承载了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价值追求——程序正义，

是确保程序正义在行政权力的运行中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具体而言，

所谓行政法上之正当程序原则或简称"行政正当原则"，

即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根据前述行政程序正当性的三项最低要求——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

行政正当原则可具体导出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三项基本内容。

1、避免偏私原则

2、行政参与原则

　3、行政公开原则

首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人类法治实践的历程表明，程序是对权力进行控制的最佳工具。一套组织严密，设计合理，充分体现各方面“声音”的程序设计，无疑是使行政权力得以正确行使，相对人权利得以合法保障的最有效措施。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使命正在于此。它要求行政主体不偏不倚；它给予当事人要求进行听证，参与权力行使的机会；规定了行政主体的表明身份，告知理由，说明依据等公开义务，从而使保证了行政权力得以公正、公平、公开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保证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其次，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基础上，作为程序的参与人可以依据正当法律程序性条款直接享有和行使程序性权利，如被告知理由，要求进行听证等，这可以规制国家权力的正当运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具体体现，从而保障人权的有效实现，防止国家权力可能给人权造成的不法侵害。

再者，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民主的本质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凡属于人民自己的事，由人民做主。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要求下，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都必须让当事人或社会公众广泛地参与，这无疑是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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