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河上班时间

张小河上班时间,第1张

张小河的上班时间取决于他所在的公司的坦悔工作制悔信悔度。一般情况下,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午12点到1点为午休时间。但也有一些公司实行d性工作制,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上下班碧正时间。该答案仅供参考,祝您生活快乐

如果年轻时你没来过万塘路,

那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

如果年轻时你来过万塘路,

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他们淹没。

来到城市已经年,

万塘路还是相似的容颜。

“采访我干嘛?你闻,我现在一身铜臭味儿。我是商人,我们得活着。”王涤坐在高脚椅子上,晃着手中的啤酒, *** 着一口京片子。黑色t恤、深蓝色牛仔裤,戴着银框眼镜,身形清瘦,眼前的中年男人,既不朋克,也不商人。他正对着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乐队的黑白照片,全部拍摄于去年8月的朋克音乐。两天的演出期间,乐手和乐迷在酒球会喝尽了800升啤酒,打了5场架。

酒球会的创始人王涤

酒球会的墙上,贴满了这些年演出的精彩时刻

在万塘路,酒球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2006年,北漂青年王涤回到故乡杭州。四年之后,他在一间废弃的电视机厂厂房中,开出了这家live house,为独立音乐人提供演出场地。它挤在互联网创业公司、小龙虾、烧烤摊与港派足浴店之间,与金钱无关,与理想有关。

过去的十年之间,痛仰、刺猬、盘尼西林、click15……那些盘桓于独立音乐榜单的乐队,都曾在这略显逼仄的舞台上演出过。数不清的夜晚,这里充斥着不屈、反叛、躁动的旋律以及年轻人声嘶力竭的呐喊。《乐队的夏天》第2季今晚开播,去年燃烧整个夏天的乐队,几乎都曾经在杭州万塘路燃烧过。

赵雷、陈粒、痛仰、邵夷贝、马条、五条人、寸铁……这些音乐人都曾走过万塘路,在酒球会的舞台上出现。

▲从痛仰乐队《西湖》、苏阳《贤良磨册枯》、周云蓬《南屏晚钟》走起,我们顺着音乐流进万塘深处。

“西方的摇滚乐是从上往下滚,而我们中国的摇滚乐,是从下往上滚。”中国摇滚教父崔健曾如是说。在这座温润、含蓄又内敛的城市,酒球会承载着年轻人的荷尔蒙,是他们的青春乌托邦。缓慢但坚韧地,他们让理想主义的诗意与力量,在城市的缝隙中,生根、抽芽、生长。

中海·黄龙云起门外,就是万塘斑斓的美食、酒吧、音乐、生活。

万塘路并不长,从南端的天目山路到北端的文一路,不过两公里。万塘路总让我想起一位民谣歌手唱的《热河》。尽管这里并不像八十年代的金坛县,但同样充斥着梧桐、理发店、灰尘、泛黄的招租广告和各式各样的杂货铺。

酒球会隐藏在万塘汇的深处,黑色的招牌夹杂在五彩斑斓的小龙虾、麻辣香锅、网咖等广告牌中,毫不起眼。初次来的人,常常败给导航,在万塘汇里兜圈子。

住在万塘路,永远有无尽的夜和有趣的人在等待

一段狭窄的楼梯伸向二楼,光线昏暗,地面斑驳,墙壁上张贴着瞎洞《大河唱》的电影海报。转角处尚未撤换的封箱演出广告,主题是“老赖还钱,回家过年”,时间定格在1月17日姿滑。

二楼的一扇窄门通往另一个世界。一面墙壁上,层层叠叠的演出海报一直堆到屋顶。摆满各色啤酒的吧台,隔开舞台与台球区。狭窄的检票通道尽头就是舞台,摆放着专业的音箱设备。台下没有椅子,满满当当能站600人。柱子旁的大风扇,即便是冬天也不会停止转动。

经过狭窄的楼梯,走上二楼,就能见到秘境入口

“去年苏阳演出那天,你拍了我一下说‘采访过我’。当时我喝懵圈了,都没反应过来。”王涤从屋里钻出来,摆手跟我打招呼。去年6月26日晚,看演出中间,我从拥挤的舞池里钻出来买啤酒,正好撞上他,一桌子人正在推杯换盏。

苏阳生于浙江,7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去了宁夏银川。他将西北的民歌以摇滚乐的方式重新编曲演绎,嘹亮又浪漫。音乐电影《大河唱》中,他是主角之一。酒球会演出当天,台下的乐迷摩肩接踵,踏着躁动的音乐与鼓点摇摆、呐喊,汗湿的头发黏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

音乐电影《大河唱》里的苏阳

这样的画面并不新鲜。过去的十年之间,酒球会每年举办120多场演出。痛仰、刺猬、赵雷、万晓利、周云蓬……那些活跃于公众视野的面孔,都曾出现在酒球会的舞台上。

这里逐渐成为杭州独立音乐爱好者的天堂。《纽约时报》曾将live house众多,地下音乐活跃,文化包容多元的鼓楼大街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某种意义上,在杭州,酒球会所在的万塘路同样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你如果在周六周五的晚上来,我告儿你,人声鼎沸。”王涤说。在上海,一些针外国人的旅行指南上,周末去杭州酒球会被列为最值得做的事之一,因为有“便宜的啤酒、好听的音乐、漂亮的妞”。如果凑巧,有时还能遇见万晓利、高虎(痛仰乐队的主唱)等乐手在台球桌旁边喝酒。“晓利经常来,他在余杭买房子了,经常去西溪印象城看电影。”“高虎今年给我们开箱演出了。”“高虎是超级深情的男人。”一旦开始聊音乐人,王涤便眼神炯炯,滔滔不绝。

去年杭州朋克音乐节的海报还贴在墙上,诉说那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王涤出生于北京,在山东淄博长大,父母是淄博一家化工企业员工。17岁那年,父母调到浙江大学教书,他和弟弟一同迁居杭州。上世纪90年代初,王涤开始北漂生涯,干过两年销售之后,他下海办厂,期间娶了一位北京女孩,学了一口京片子。1995年,工厂倒闭,王涤回到杭州。

“啥都干,卖过国际机票,还去武林路上练摊,那时候地摊经济也火。”王涤吐出一口烟圈。那个年代,满大街放着张学友、刘德华,他还不懂摇滚乐,没有理想也没有忧愁,只有大把赤手空拳的青春。他从没有想过,以后会开一家live house,而且一开就是十年。

酒球会以前的涂鸦墙

我去2012,迷失在酒球会的某一个夜晚

酒球会的名字简单直接,有酒,有台球。第一支来演出的乐队,是大理的蓝草乐队。几位流连云南的外国人,在舞台上用各国的民族乐器演奏雷鬼。

这里的一天从晚上八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有演出的日子,乐手们在门口抽烟闲侃,乐迷挤在吧台与舞台边,直击心脏的摇滚乐搅动着年轻的荷尔蒙。如果不够尽兴,演出结束之后还有party,或者簇拥到万塘路的深夜烧烤摊前,点上啤酒与烤串,聊到凌晨甚至天亮。

海报墙上,贴着去年杭州第一届朋克音乐节在酒球会举行的现场留影

“三里屯上空的飞碟就要起飞了,

但此刻,薄雪一领如哀幡,

为我重建我的北京。

它贴紧了三里屯南街的伤口捂住了汩汩的黑血,

苍白的手像子夜两点的‘河’搂拥着最后一个我。”

若干年后,香港作家廖伟棠在早春的窗前,写下这首诗,怀恋河酒吧。三里屯南街和河酒吧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他说他的北京失落在2001年,一遍一遍听着野孩子的歌。河是三里屯南街的神话,野孩子是河的神话。王涤的故事,只需要把的野孩子换成万晓利。很多年后,王涤把创立酒球会的因由,归于“误入”河酒吧。

不久前在酒球会演出的布鹅岛乐队和听众

2000年之后,他二次北漂,住在和平里,每天去昆仑饭店对面练摊,倒卖原单女装。那是北京的好日子,房价没有那么高,生活没有如今逼仄,清贫的文艺青年在五环内还能找到栖身之所。王涤第一次听到万晓利,是在街角的NO.9酒吧,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没有粉丝一说,有次遇到野孩子乐队的张佺,他指着我鼻子喊‘你是万晓利的铁托’。”

王涤认识万晓利的过程并不“愉快”。那天是周末,他去NO.9,结果扑空了。服务员告诉他晓利在栗正酒吧。他又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推门进去时,万晓利正在台上唱《狐狸》。结束之后,他们一起喝酒。“他留着一头长头发,邋里邋遢的。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像那个唐朝(乐队)’。晓利一晚上就没理过我。”王涤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这些细节。“年轻,单纯,喜欢《七扎》、《流氓》那些歌。说不上为什么,喜欢那股劲儿,感觉很酷。”

在圈子里,万晓利是公认的民谣怪才。1997年,他从河北邯郸的酿酒厂出走,背着一把吉他,带着自己写的二三十首歌去了北京。那时候,除了去酒吧唱歌,没有别的生存办法。他并不孤独,北京的树村、鼓楼和三里屯,活跃着许多同类。

2020年,鲁大东在舞台上张扬的演出

2012年,舞台上张扬的演出,舞台边候场的表演者

彼时,北京是中国独立音乐的中心。1986年,崔健裤腿一高一低,走上北京工体的舞台,喊出惊雷般的一声:“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对于许多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而言,那是某种精神启蒙,是渴望自由的躁动,是一路高歌的方向。在那个热烈的,疯狂的年代,它最终汇聚成一股奔涌的浪潮。

2001年初,和万晓利一样北漂的野孩子乐队筹了一笔钱,盘下了三里屯南街的一爿小画廊,开了一家叫“河”的酒吧。他们的初衷只是希望乐队有个固定演出的地方,还可以卖酒增加点收入,不至于每月都交不起房租。

“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都有一条或大或小的河,跟河流有关的场景占据了我对童年的大部分记忆。我觉得民间音乐也像是一条河流,穿越时间和空间,我羡慕那些拥有良好音乐河流的民族。”张佺后来解释“河”这个名字的来历。

2012年酒球会里席地而坐的听众

河酒吧的确成了一条河,成了中国当代民谣音乐的母亲河,它裹挟着种子,流过了中国独立音乐干渴的河床。河酒吧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据说当时在北京,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见人。

“从开业的第一天,一直喝到关门。”王涤追着万晓利,踏入了河。“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那时候不争第一,贫穷又自由,纯粹地热爱着。”那是王涤此生难忘的音乐体验。

演出之外的时间,各行各业也聚集在酒球会喝酒聊天,不知不觉提升了附近互联网企业的音乐品位。

除了歌手,酒吧里常有各行各业,搞文艺的、写诗的、拍电影的、搞评论的,那时的河酒吧就像是美国的艺术家聚集的格林威治区。“就那个氛围,谁都可以成为朋友。”王涤说,“我练摊赚的钱,都请他们喝酒了。”

“有一回,高晓松喝得醉醺醺的,坐下来就说,羽泉是中国最好的blues乐队。现场瞬间安静了,万晓利忍不住,摸着膝盖说‘那怕不是吧’。”“大名鼎鼎的罗永浩,是小河的粉丝。”“有一位诗人醉后,把一叠诗歌的手稿全部送给一个刚认识的姑娘。”“小河为了赚钱,搞行为艺术,拍卖他的书法,就写一个字,上面一个男下面一个女,我就给他当托。”

小河、万晓利在酒球会的舞台上

河酒吧最热闹的日子是在2002年,除了固定的每周三小河、万晓利,周五的野孩子专场,其它时间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比如周末会有地下乐队轮流做不插电现场。王娟、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废墟乐队等也经常在这里演出。那时候没有音乐节,河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他们的音乐节。

河酒吧的美好的岁月,因为2003年的非典疫情戛然而止。雪上加霜的是,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小索查出胃癌。2004年10月30日,小索离开人世。随后,河酒吧关张。

不久前布鹅岛乐队在酒球会演出

梁文道后来告诉廖伟棠,那是北京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在那两年,时代好像稍微刹了一下车,放慢了神经病一样的速度,所以他们得以喘息、醉酒。人们有太多急需宣泄的情绪,音乐成为最好的出口。边缘的生活方式,坚定的灵魂,除了音乐和爱情,他们也不为别的事情发狂。

彼时,独立音乐的浪潮也从北京出发,流向其他城市。

痛仰、邵夷贝在酒球会的舞台上

1989年的一个清晨,第一列火车从北京永定门车站缓缓开出,驶过天津、上海,最终停在了杭州。那是张征第一次来杭州,“水粉画似的”——他留了下来。张征比王涤更像杭州人,温和,话不多,总是笑眯眯地一旁坐着,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

杭州温柔绮丽,没有愤怒,也就没有独立音乐发展的基因,为数不多的几个乐队,都不算长久。张征希望做点什么。到杭州之后,他开始折腾音乐酒吧,2000年与人合伙开了旅行者酒吧。旅行者位于曙光路,是杭州最早的live house之一,一边打台球一边看现场演出是酒客们的常态。木马乐队、谢天笑、后海大鲨鱼、周云蓬、小河、万晓利、痛仰等乐队和歌手在杭州的第一场演出都在这里举办。

一旁抽水烟的酒球会经理人大钟

2005年,王涤离婚,带着一条狗、两张专辑净身出户,回到杭州,一张小河的,一张万晓利的。他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和弟弟一起开装修公司。公司的名字叫瑞高,办公地点就是他弟弟在文教区的房子。

装修公司服务的客户,大多在万塘路一带。“阿里在这一带搬来搬去,都是我们给装修的。”王涤回忆,当时装修工人还能遇到马云。他没有架子,有时就蹲在木板上,抽着利群和工人聊天,问他们一年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在不在身边?

王涤跟我讲起一个“错过一个亿”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阿里受到波及。王涤去找财务催要未结清的工程款。当时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不给你们一点股份,我们公司要上市了。”王涤的弟弟严辞拒绝,“他说‘你们连工程款都拖欠,指不定啥时候倒闭了’。当然,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摊手,笑着说。

泡吧的人们

埃利奥特·台伯在《解放的种子:制造伍德斯托克》中如此形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它也许没有改变世界,但却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我,而且没有回头的路了。”河酒吧的日子,就是王涤的伍德斯托克。

在天色与心情俱寂的时刻,王涤会一遍一遍听万晓利的专辑。这张专辑由摩登天空发行,在河酒吧录的。现场的口哨声、喊叫声以及歌者当时的情绪,都被诚实地记录下来。“听着听着,我就在想,小河当时坐哪,张玮玮坐哪,他们是什么表情。”

在酒球会之前,杭州的独立音乐阵地是旅行者、灵隐31号酒吧。“旅行者装修太好了,太有设计感了,那个背景墙多酷。”王涤不掩饰对张征的欣赏。然而,2010年,张征退出旅行者,专注爵士黄楼和音乐节,旅行者逐渐淡出独立音乐江湖。

2012年旅行者酒吧的舞台

旅行者酒吧,曾经是杭州的独立音乐聚集地。

2004年前后,31号在灵隐路开张,人们叫它山妖吧。当年的灵隐附近没有今时繁华,入夜之后山林寂静,人车稀少。31号隐藏在一片竹林后,一个四方形的院子,院子是光秃的水泥地,像是农村的晒场,边上是一溜白色的小平房,绿色和淡黄涂满了椅子和栏杆,像美国西部电影里汽车旅馆旁的小酒吧。露天电影、现场演出、酒精、灵隐寺的钟声,杂糅在一起,构成这座温柔城市里的暗涌与噪声。

“PK14来演的那天,隔壁餐厅的客人嫌吵,一群黑社会轮着棍子进来,和乐手、听众打起来了,我们还把他们打跑了。”王涤讲起31号的故事仍然兴奋不已,“《隐秘的角落》里,有主题曲就是PK14唱的,他们还要参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2005年10月28日,在灵隐31号酒吧演出的窦唯

王涤就这样融入了杭州的独立音乐圈。2008年,张征策划西湖音乐节时,王涤还参与其中。“我们有一个特别宏大的愿望,希望西湖音乐节成为爱丁堡戏剧节那样的,持续一个月的音乐嘉年华。太阳升起,我们在唱歌,夕阳西下,我们还在唱歌。西湖边所有的地方,黄楼、旅行者什么的,都是演出场所。”他停顿了片刻,“你懂吗?你懂我们的想法吗?”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理想终究未能照进现实。31号酒吧关停,之后开业的几家live house也未能坚持太久。

2019年的西湖音乐节

2016年的西湖音乐节

酒球会的出现,是一场意外。2009年,他陪着阿里的人去找新的办公场所,万塘路上一家废弃的电视机厂厂房。“除了侧边的炎亭海鲜开业了,什么也没有。一个保安亭,门卫带着一条狗。厂房里灰扑扑的。”王涤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这栋厂房不符合阿里的标准,但却激起了王涤的兴趣——他当即租下一整层。

王涤为酒球会开业选了一个浪漫的日子——2010年12月24日。“当时地板都没装修好,索性铺了一条红毯,就这样开始了。”

河酒吧的水,慢慢地,汩汩地流到了万塘路。 2011年,王涤去了一趟北京,找了十三月的创始人卢中强,开始承接“民谣在路上”的巡演,还找了野孩子的张佺。此后的很多年里,酒球会逐渐成为杭州独立音乐的“家园”。张征说它续上了旅行者和31号。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

live house不赚钱,是公开的秘密。开业之后的第一年,酒球会亏了100万。为了削减开支,王涤收缩了酒吧的面积,将部分场地转租给一家餐厅,“深圳做猪肚鸡的,可是三次禽流感之后就倒闭了。”

酒球会里的墙面换了一轮又一轮

“此后我们每年亏钱,一直亏,只能靠做装修来补贴酒球会。我当时就想,等到MAO来了,我就关了。杭州独立音乐这个责任,我就交出去了。”MAO是一家发轫于北京的老牌连锁现场音乐品牌,已经在广州、上海、长沙等城市开业。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2016年,MAO live house在杭州鼓楼开门迎客。但是此后的几年之间,酒球会的经营状况日渐向好。万塘路上的餐厅换了一茬又一茬,酒球会就这样混成了“老字号”。

酒球会旁的餐厅招牌换了一轮又一轮

“MAO的老板说,他们做的是产品,我们做的是文化。他这么说的,我就信了。”王涤不无得意。来杭州演出的乐队,不管在哪里,结束之后都会到酒球会喝酒。酒球会的社群,已经渐成气候。最近几年,酒球会的运营工作,主要由大钟在负责,他曾经是杭州板砖乐队的乐手。

“(酒球会)很破,很小,但是就是很特别,像一位老朋友。” 在万塘路附近的咖啡馆,完颜思索了片刻说。他生长于辽宁抚顺,上中学时,在家附近的工人礼堂里看过摇滚乐演出,一个鼓手在台上敲着汽油桶,声音粗糙但充满力量,自此爱上了这种音乐形式。

2012年,某一场演出

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完颜来到杭州,辗转几家创业公司之后入职阿里。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对于他而言,避难所是去live house听音乐。完颜的青春都在万塘路上,工作地点在万塘路18号的支付宝,酒球会是精神的乌托邦。

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已经发生了。2016年,他和几位同样热爱音乐的程序员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996”的乐队。他们的歌,大多关于互联网人的悲欣、彷徨与希望。支付宝还有另一支乐队,名叫“万塘路18号”。

“我 告儿 你,杭州已经是朋克之都了。还是唯一一个朋克音乐节能赚钱的城市。” 王涤对面的墙上,贴满了乐队的黑白相片——全部拍摄于去年8月在酒球会举行的朋克音乐节。旁边的黑板上满是粉笔涂鸦,一个Punk单词,一只手紧握着酒瓶,下面一行潦草的字迹: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们最后做一次爱吧。“票全卖光了。”

酒球会的黑板上满是涂鸦

王涤将变化归因于酒球会的坚持。“你一直存在着,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存在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些人。”他举过一个例子,对比杭州,南京更文艺,独立音乐的受众群体更多,而且诞生过非常优秀的歌手,但是南京的演出市场却远不如杭州。有一段时间,乐队演出甚至绕开了南京。

去年7月,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大火,王涤学会了一个词——破圈。短短几年之间,那些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王涤不再谈论关掉酒球会,音乐场景、体验、商业模式等词语,不断地从他的口里蹦出。

王涤

今年秋天,一个全新的,可以容纳1500人,配置顶级音响设备的live house将在城西天目山路上开业。“受众分层,阶梯票价是必然的趋势。比如说你,站不住了是不是?如果我告诉你多掏200块钱,你可以坐那看,你就能在那默默流泪了,想念当年那个男人,听周云蓬唱《不会说话的爱情》,你来不来?”王涤说,他要把那些从酒球会“毕业”的中年人再请回现场。

大麦的数据显示,杭州的独立音乐市场规模,已经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深圳广州。据王涤介绍,2022年亚运会之前,杭州将有多个live house诞生。“东京平均每1万人,就拥有一个live house,杭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还在良性竞争阶段。”

只要有音乐,青春不毕业

万塘路的酒球会呢?

“会一直存在下去,就像现在一样。”

我们总该做点什么,能为这座城市的未来,留下点什么?在黄楼采访的时候,张征轻声自问。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用时间给出了答案: 在一潭死水的年代,把自己当成一颗石头。石沉到底,泛起的涟漪扩散开去。而当春风吹起的时候,像一株植物,恣意生长。

离开的时候,万塘路静悄悄的,港派足浴静悄悄的,曼哈顿餐厅也静悄悄,还有老长沙龙虾、慧娟面馆、杂货铺以及沙县小吃同样静悄悄的。杂货铺的老板在看电视,花臂纹身的男人坐在炒面摊前刷手机,一对情侣站在万塘路桥上看风景。

一年的西湖音乐节,完颜喜欢的歌手唱完最后一首歌,抱着吉他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西湖会一直存在,这个世界的爱,也会一直存在。”

#乐队的夏天第2季#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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