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简介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是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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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好友，后由于两种文学道路的分歧，导致关系决裂。

鲁迅与林语堂是因《语丝》相识并结下友谊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主编是孙伏园和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其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同时兼授北大课程。《语丝》侧重发表文艺类作品，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各类文体，文风活泼辛辣，自成一派。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友。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

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

扩展资料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林语堂

鲁迅的父亲请了当地最有名的中医开药。吃了特效药，但是还是亡故了。鲁迅先生不免对中医产生怀疑：奇特的药引是不是骗人的把戏。他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这句话出自鲁迅《呐喊》序言：回想起来，慢慢发现中医只是“有意无意的一种骗子”。在这段描述之前，鲁迅先生对父亲的病情还有另一种描述：我出入精品店、药店4年多，几乎每天都有。。。因为开处方的医生最有名，而用于这方面的药也很奇怪：冬天的芦根，霜冻后的甘蔗三年，蟋蟀用原，扁木带籽很多事情都不好办。然而，我父亲一天一天地去世了。

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医药是一个有意无意的骗子的结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的父亲请当地最著名的中医开药。但卖了家里的贵重物品，收了奇药后，父亲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先生不禁对中医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把奇怪的药物引进来骗人呢。从鲁迅的话来看，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些药物的引用表示怀疑。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鲁迅的父亲去世了，他的家庭从小康家庭陷入了两难境地。从中，鲁迅先生也能看出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中医药的骗子有意无意！

这段话出自《呐喊》的序言，记载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鲁迅先生回忆起自己的家庭经历，他对中医的怀疑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但鲁迅先生的话很巧妙，用的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为中医保留了一排回旋余地。

在鲁迅时代，由于战乱、民生混乱、民众迷信等原因，中医药的名称不断恶化。江湖郎中欺骗行医，民间药方终身误导，这在当时已不是新闻。然而，当鲁迅到了写《呐喊》的时候，他对中医的精髓有了更真实的认识，对中医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医生会在无意中造成医疗事故，也就是文章所说的无心欺诈。他在他的《哭泣》中加入了一本小说《药》。故事的主题是血馒头，这是中医药故意欺骗的典型案例。

因此，鲁迅先生的《呐喊》中对这句话有很好的解释，诠释了鲁迅先生对中医治疗的理解和对江湖医生伤害的憎恨。另外，中医不仅是中医，而且是指传统迷信。在医学上，老栓对血馒头治疗结核病的执拗，来自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这种传统思想以中医方剂为代表。所谓“人民病”是指“学究思维”。中医不能治病，说明应该摒弃传统观念！血馒头的血源（革命党员夏雨）是唤醒人民智慧和思想的途径！

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曾经对中医的治疗产生过怀疑，这种怀疑源于他小时候父亲的病。鲁迅所表达的对中医药“庸医”或“医术”的误会也表达了鲁迅对中医药的误会或误会。在小说集《呐喊》中，中医也被称为人们迷信的传统思想。然而，中医学的错误和不能治病，都意味着开明民智、唤起民智，只能走一条新路，不能靠传统思想，要依靠革命党员夏雨的革命思想！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

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扩展资料

鲁迅的小说：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鲁迅的杂文：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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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富有斗争精神，范爱农——进步却不合时宜。

范爱农是鲁迅在日本求学时的同学。开始鲁迅和他有一些小误会，导致范爱农故意针对他。后来鲁迅回到故乡，谋了一份校长的差事，偶然遇到了范爱农，两个人解除了误会并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鲁迅的学生写了一些和反动派斗争的内容，请求以鲁迅的名义发表，鲁迅同意了。

后来当时的领导（反动派）看到这些文件，命人抓鲁迅。鲁迅虽不怕这些，但因与其学生，一些斗争派，意见不合，不得不离开故乡，去往南京。不久后鲁迅得知了范爱农与友人游湖时落水身亡，怀疑他是自杀。有评论说范爱农是鲁迅的影子，文章表达了鲁迅对范爱农命运的感叹和对当时社会的批判。

扩展资料：

范爱农是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浙江绍兴皇甫庄人。他诞生于一个破落的幕僚家庭，三岁丧父，5岁失母，与妹妹靠祖母抚养成人。

范爱农在浙江绍兴府学堂求学期间，在徐锡麟的教诲下，范爱农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是绍兴府学堂的高材生，也是徐副办的得意门生之一。1912年，落水遇难。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范爱农》表达对他的同情。

鲁迅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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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相貌
身高161米，不瘦 “现在可以看到的鲁迅照片或是画像，大多是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促，面堂消瘦，一撇人字胡，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于是，在人们印象当中，鲁迅都是严厉的、高大的、战斗的、横眉冷对的，好像很容易生气喋喋不休，让人既尊敬崇拜又望而生畏。”周令飞说，事实上，鲁迅只有两个时期是消瘦的。一个是鲁迅大病的时候，另外就是1936年10月19日留下的鲁迅遗像。“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鲁迅的遗容是这么消瘦的，其实是鲁迅没有带全口的假牙，因此两腮是扁进去的。” 他说，鲁迅的身材也没有人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大，实际上他的身高只有161米。
鲁迅相貌评说
鲁迅之相貌：这张脸有点不买账，有点无所谓，有点酷，有点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他拍照基本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配他的，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
脸：黄里带白，很瘦很瘦。
头发：寸把长，直竖着。
长衫：牙，羽纱做的。
胡须：隶书“一”字形
个性:正直、严肃、倔强
黄里带白的脸，瘦得叫人担心；隶体“一”字的胡须；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左手捏一枝烟嘴，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穿着牙黄羽纱的长衫
鲁迅先生的头发象他的个性，根根笔直,那一根根笔直向上竖起的头发蕴涵了一种精神。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毛泽东语）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不仅是杰出的文坛巨匠，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本文从他的报刊活动切入，从新闻的角度来对鲁迅进行研究。堪称现代中国民族魂的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先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和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报刊活动梳理
身为革命舆论战士的鲁迅，一生（1881年9月25日至1936年10月19日）和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报刊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鲁迅曾经在103家报刊上发表过742篇文章，先后参加过18种报刊的编辑工作。[1]他担任过《莽原》、《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奔流》、《北新》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新青年》、《文学》（“左联”刊物）的编委；指导过《未名》、《波艇》、《鼓浪》、《译文》和不少“左联”刊物的编辑工作；热情地支持《越铎日报》、《晨报副刊》和一些革命进步报刊的编辑出版；和为数众多的中外新闻工作者，如邵飘萍、邹韬奋、斯诺、史沫特莱、山上正义等人物，有过亲密接触。
鲁迅的报刊活动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学生时代到1917年）。这一时期他的报刊活动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做宣传，从唤起人民觉醒，改造国民性，到“监督行政，促进共和”，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呐喊。浙江“越社”青年办的《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创刊，从日本归来的鲁迅为故乡的报纸用文言文写就名曰《问世辞》的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提出，要力促共和国的建设，要以“政治”的得失来衡量事物，要发扬勇敢和刚毅的精神；强调发表的新闻是反映“真知”的，不搞空话；力争做到“表扬与批评”结合，对于社会的污浊，坚决批判，“不欲守口”，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慨。第二个时期（1918到1927年）。这一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写下了大量锐不可当的杂文。1918年4月，《新青年》杂志开办“随感录”专栏，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短篇评论。鲁迅从1918年9月第五卷第三号《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1919年11月第六卷第六号《随感六十六》为止，共撰稿27篇，长的2000多字，短的300多字。在《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鲁迅的呐喊之举——打硬仗、“听将令”，《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作品成为千古名篇。[2]第三个时期（1927到1936年）。期间是鲁迅最光辉的十年，也是他报刊活动最活跃的十年。鲁迅以上海为基地，先后参加了72种报刊的编辑、撰稿活动，仅1933年就发表杂文130多篇，篇篇成为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据《伪自由书》之《再谈保留》篇）这是鲁迅在1933年5月17日写的，这正是他思想十分成熟、精力充沛之时。鲁迅得出这个结论，在那个时代殊为不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在实践中体察后得出的，对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鲁迅时指出：“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二、新闻思想述评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新闻学简明词典》等权威辞书，不见鲁迅的大名，这大概是因为先生对新闻学的理论，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所写的杂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报刊宣传工作发表过深具远见卓识的议论，提出过渐成体系的构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鲁迅新闻思想。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笔者认为，鲁迅新闻思想主要涉及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对新闻失实深恶痛绝、舆论监督要“保护原种”、新闻要揭露伪科学、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六个方面。
（一）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
喉舌是中国***报刊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比喻性用语，说明报刊或其他新闻机构的性质和作用。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最早使用“喉舌”比喻报刊作用的是梁启超。[3]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到“纸笔喉舌”，那是1925年。在当年《编完就写》之后，于1935年写的《案语》中，他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亦即刊物属于哪一类人的喉舌。
后鲁迅在《论“人言可畏”》[4]一文中，对某些记者不负责的言论进行剖析，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明星阮玲玉等“颇有名，却无力”的“公众”人物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媒体祭坛上的牺牲品。他在文中写道：“这些句子又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鲁迅指出：“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先生用事实说明，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并具体谈了“喉舌”作用，行文极生动。
（二）对新闻失实深恶痛绝
在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报纸上虚假的、失实的报道“俯拾皆是”。对这种状况，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以笔为投q，刺向制造传播假新闻的记者的恶习，刺向新闻失实的种种痼疾。鲁迅归结说，新闻失实的痼疾之一是夸大事实，之二是凭空想象，之三是捏造谣言。[5]他认为报刊上的一切宣传和报道，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保证完全真实，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违背了真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就会产生一种“坏结果”，即“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将会影响报刊在读者中的威信，在宣传上起到相反的效果。
鲁迅自己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他所写的和编发的每一篇稿件，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符合事实，不允许有一点出入。通观他的全部著作可以发现，鲁迅对报纸的谣言非常愤恨，也谈得很多。先生把谣言比作“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强调造谣者绝没有好下场。
（三）舆论监督要“保护原种”
关于舆论监督，鲁迅对其社会责任作过明确评论。他在《并非闲话（三）》这篇杂文中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这里讲到“灌溉佳花”应当“保护原种”，就包含着“原创的作品”，即是那“原创”的就像野菊花，和后来人工培植的花朵又大又美的菊花有很大差别，那也应该加以保护“满天星”——原始的野种，这道理十分明显。因为“原始的野种”在遗传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没有“野种”，就不会有“家种”，不会有后来的“繁花似锦”。对于“灌溉佳花”，鲁迅认为，那应该有“诱掖奖劝”的意思。在分析作品时，有诱导扶持、奖励规劝之心。坚决反对对作品不分青红皂白，只是“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有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鲁迅十分痛恨这种方法，称为“鬼蜮伎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鲁迅批评那些不“灌溉佳花”的批评家，却干着“含沙射影”的勾当，竭力提倡在舆论监督方面要剪除杂草，灌溉佳花。
（四）新闻要揭露迷信、伪科学
鲁迅经常运用新闻的武器，揭露迷信、伪科学，歌颂科学真理。1918年7月，他写了《我之节烈观》，文中说：“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对“灵学派”这种迷信团体在社会上制造舆论，用“灵学”的科学名词来掩盖迷信本质的活动，鲁迅极为关注。1917年10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1918年1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和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此乃鲁迅写的“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的由来。
揭批迷信邪教，高扬科学真理。鲁迅正是这样做的。1919年4月16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卫生终于打医生之类……他们……不要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他还对朋友说，要坚决发表“科学议论”，这是很重要的。
（五）媒体中“性”泛滥，真真可怕
鲁迅对于媒体中关于“性”的报道有中肯的意见。他在一篇杂文中说，侦探片、战争片、滑稽片都看腻了，于是，就出来“性”片，“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这里讲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看这种“性”片的人“还爱看”；二是“性”对“市侩”很要紧。[6]何谓市侩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市侩本指买卖的中间人，后指唯利是图的奸商。也泛指贪图私利的人。从“性”之中，“市侩们”能获得极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性”是超乎寻常的看重，加以夸人，使这种“性”到处泛滥。
“性”的泛滥，对于国家和民族，危害之大，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
（六）利用杂文，表现韧性的战斗精神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为了运用文艺来促进人民意识的觉醒，他曾在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月刊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革命潮流和作者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为促进革命的文化启蒙运动而写。鲁迅回国后，1918年9月开始，为当时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杂志写稿。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新报》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以及《莽原》、《语丝》、《萌芽》、《现代》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杂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7]他在1935年12月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说明，鲁迅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战线上越战越勇，表现了韧性的战斗精神，而对杂文这种锐利的思想武器的运用，也越来越纯熟。
鲁迅的杂文，运用的新闻林林总总，笔者总结大体有四种形式：1、作品的主干直接运用新闻，适当评论，并点明是哪家报纸的哪篇报道，一目了然；2、把若干篇报纸消息文章，作为若干篇杂文的内容，说明复杂的事件；3、没有具体说那家报纸，但却是运用了报纸新闻，有综合，亦含典型；4、没有点明是哪家报纸的，一般看不出运用了新闻，属“暗用”。鲁迅在杂文中引用新闻，并非罗列现象、支离破碎，而是有所选择，精彩独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鲁迅正是利用杂文的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试验；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又确实是具有某种先锋性的。[8]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可以说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杂文，就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
鲁迅的上述新闻思想，是他革命报刊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不仅为当时的报刊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对今天的传媒人也有很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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