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紫阳1950年出生，一直从医，在部队里头搞医务工作直到退休。现在是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
李先念的儿子李平，1952年出生。16岁参军，1970年入党，1977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基层部队工作，后又到军事科学院、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总参机关等单位工作，
1998年5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2002年7月任第24集团军副军长2006年9月任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后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少将军衔。
女儿李小林现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
1985年的一天，马文波少将接到了等待已久的福建博物馆的回电。他颤抖地接通了电话，因为这一通电话将关系到他要寻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人。
电话那边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他：“首长，您要我们找的东西找到了，我们这边的藏品中确实有一柄青钢宝剑。”
马文波闻言顿时激动得落泪，有了这柄宝剑，就能证明他当年那位老战友的身份。随后，他和其他几位战友联名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上交中央，请求恢复那名老战友及其家人的名誉，并给予烈士待遇。
而那位让众多人关心的老战友的名字叫蔡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情报负责人，他的经历堪称传奇。
1907年，福建闽东的一户蔡姓官宦世家诞生了一位公子，父母取名为“蔡泽鏛”。
说起蔡家，宁德人可谓如雷贯耳。蔡家高祖在当地号称“蔡百万”，富甲一方；蔡家曾祖更是当年在大渡河击败石达开的名将蔡步钟，官居一省按察使。并且，当年缴获的石达开的青钢宝剑如今还放置在蔡家，成了蔡家的传家宝。
时至今日，蔡泽鏛的父亲也是宁德商会会长，也不算辱没家门。
正是这样显赫的家世，让蔡泽鏛从小就受到了中西结合的良好教育。不出意外，他将按照家人的规划为官或是经商，继续蔡家的辉煌。
但在1926年，19岁的蔡泽鏛选择与家人做了个了断，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九死一生的革命事业。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在家乡宁德秘密活动的蔡泽鏛不幸被抓入大牢，幸而有家人重金保释才得以出狱。
逃过一劫的蔡泽鏛只得愧疚地告别父母和有孕的妻子，流亡到上海，而后改名蔡威，自此切断了和家人的一切联系。
1931年，蔡威在中央特科的训练下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不久，他和另一位同志王子纲离开上海，被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于是，蔡威、王子纲以及新到的宋侃夫开始了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创建工作，即“二台”，三人也因此享有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的美誉。
一开始，由于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所以电台根本建立不起来。尽管条件如此拮据，蔡威等人仍硬是靠着缴获和托人购买等方式，组装出了收音机、发报机和发电机，以及获得了最珍贵的几部电台。
1936年，西征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蔡威开始集中搞破译工作，他先是收集敌人电报中的符号，而后收听记录敌报，再统一整理，反复比对。
最终，敌人的密码电报被蔡威完全破译，敌方情报在他面前一览无余。正是蔡威的努力，四川军阀田颂尧、刘湘和王陵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红四方面军因此取得了辉煌的反围剿胜利。
对此，“红四”的上级首长陈昌浩为此戏称蔡威是他的“活菩萨”，正是有了他，总部才能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蔡威也因此得到了陈昌浩所嘉奖的300块大洋，但是，他却把钱全部分给了“二台”的同志，在他眼里这都是大家的贡献。
有了之前的经验，无线电情报的重要性很快就被红四方面军总部高度重视，为了扩大其规模，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二台”扩大为总司令部二局，蔡威也由二台台长升为二局局长。
1934年，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队伍损失极大。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二局”又开始加紧破译蒋介石的中央军的密码，由蔡威和宋侃夫负责。
要知道，中央军的密码难度远比川军的要高，这也给蔡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蔡威硬是靠挨个猜测，在逐渐积累中摸索电报之间的规律，最终破译了密码。
在破获大量敌报后，中央军的部署和调动尽在蔡威的掌握之中。每次破译之后，他紧急把情报送到总部，经分析整理后再发送给陷入危难关头的中央红军。
有了“二局”的情报，中央红军才能在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中如入无人之境，实现了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的军事奇迹！
蒋介石也对红军对自己每一步的部署都了如指掌而疑惑。直至后来，他才知道指挥的密码已经被红军破译了。事后，他大发雷霆，在日记中声称这是他一辈子用兵的耻辱！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后，上级在会议上公开夸奖蔡威领导的“二局”，称赞道：“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般取得胜利！”
可是，这位幕后的无名功臣最后却没能看到万里长征的胜利，没能听到三军会师的欢呼。
1936年7月，蔡威在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不幸病倒。高强度的行军和熬夜工作，加上长期的饥饿，使得蔡威的身体崩溃了。但是，他强忍痛苦，硬是咬着牙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
因为缺乏药物，已经20多天没正常进食的蔡威病情加重，最终，于10月在岷县病逝。
这一年，蔡威才29岁，还未到而立之年。
对于蔡威的病逝，红四方面军总部很是重视，徐向前还亲自从前线赶回来，为蔡威购置棺木，然后，含泪将其葬在岷县朱尔坪村外的阿婆湾上。
由于蔡威身份的特殊性，他的事迹并没有在党内文件中记载下来，沦为了党内下落不明的“黑户”，成为了一名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
1982年，当年与蔡威一同共事的宋侃夫、王子纲在聚会时又不禁想起了这位英年早逝的战友。
谈到情深之时，他们当即决定联系马文波、陈福初等其他蔡威当年的老熟人一起寻找蔡威的家乡和亲人。
而蔡威的家人自解放后，就一直坚定地寻找蔡威的下落。
蔡威当年离家后，其妻生下一子，家里人起名为蔡作祥。蔡作祥听从母亲的遗言一直在寻找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解放后他多次写信给上海市委帮助调查，但因年代久远加上行动事关机密，所以，最后蔡作祥只知道父亲曾改名蔡威然后去了苏区，其余则一无所获。
虽然上海市委给了蔡威烈士的资格，但是，没几年就因为蔡威的身份和下落的不明而取消。
1957年，蔡威的家人因为地主和富商出身被打倒，蔡作祥最后只能当民办教师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74年，蔡作祥含恨离世，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家人要继续坚持寻找父亲蔡威的下落。
1985年，当一群领导和将军公开向 社会 寻求蔡威亲属的消息传至蔡威的孙子蔡述波耳中后，他兴奋地跑到北京与众人联系。
蔡述波拿出当年蔡威离家前往上海后寄回家中的照片作为证据，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蔡威的孙子。
于是，蔡威当年的老战友之一的马文波提出：“当年蔡威曾和我提起过，他家中藏有一柄石达开所佩的青钢宝剑，你要是能找到它，我们就相信你。”
蔡述波听后犯了难，他出生得晚，家中早被抄了，自然对这个青钢宝剑没什么印象。于是，回去后特意向蔡氏一族的老人们查访，结果发现家中当年确实有这么一柄剑，只是在1956年就上交政府了，现在可能在 历史 博物馆中。
得到消息后的马文波少将也立刻派人联系国内的各大 历史 博物馆，对此，馆方都声称藏品中均无此剑。
这时，福建省博物馆传来消息，声称当年曾在蔡威的老家宁德收缴过一批文物，只是这些文物还在仓库里堆着，并未公开对外展示。他们将会在近期展开清查，在规定日期内无论有无情况都一定会给马文波一个结果。
马文波等人只好焦急地等待福建省博物馆的回电，终于等来了好结果，博物馆来电称在仓库中找到了那柄石达开佩戴的青钢宝剑，而且，证明这柄剑之前的主人确实是蔡述波一家。
有了这一有力证据，蔡述波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的确是蔡威的亲孙子。
蔡威的老战友们欣喜若狂，很快他们便联名写了一篇关于蔡威寻亲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交给了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帅。
李、徐二人都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高层，自然也为这位昔日情报大功臣身世的大白而高兴地落泪，于是他们很快做出批示，恢复蔡威同志的烈士身份，其亲属也应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另外公开蔡威同志的英雄事迹。
1986年7月，徐向前还为蔡家题写了“无名英雄蔡威”一词以示纪念。
1998年5月，蔡威长孙蔡述道和有关部门一同来到了甘肃岷县朱尔坪村，将蔡威烈士的遗骨挖出，然后送回故乡宁德入土为安。
如今，蔡家当年在宁德的大宅已经成为了爱国教育基地——蔡威故居。
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和儿童来此参观，共同瞻仰这位在幕后做情报工作的伟大的“无名英雄”！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令度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共计21800人。
11月16日，红九军在古浪城被敌人围剿。战况异常惨烈，击毙敌人2000余人，但是红军本身也损失了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一站，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
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d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李先念的警卫张毅后来回忆说，敌人把他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白天晚上不停的打。
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5600人，营救回延安的4700人，走散的有4500人。
特别是女性红军，几乎每一个都被强暴和凌辱。
或许李先念先生忘不了曾经和他一起奋斗在祁连山的同志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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