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将军赵登禹，一战砍杀5000鬼子，被日本称为白日噩梦

北京有三条以现代人名来命名的道路，它们分别是“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1946年，北平市长为纪念这三位抗日英雄，将三条道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至今，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赵登禹路，和抗日英烈赵登禹背后的故事。

赵登禹曾被冯玉祥誉为“打虎英雄”，在喜峰口战役中，他充分利用战术，一战砍杀日寇5000余人，被日本人称为“白日下的噩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坚持站在北平防务的第一线，直至牺牲也不曾退缩一步。赵登禹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光辉故事故事？他为什么会被日本人视为噩梦？

1898年，赵登禹出生在山东菏泽，赵家以务农为生，但是由于当时粮食产量低，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赵登禹小时候的生活极为贫困。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含辛茹苦地养育家里的几个孩子。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赵登禹和几个兄弟姐妹一起每天都出去采桑叶养蚕，用这种方法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

到了七八岁，母亲拿出这些省吃俭用的钱，送赵登禹去私塾读书，赵登禹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的机会，但是看着母亲越来越憔悴的面孔，赵登禹心里很不好受。 在私塾读了两年书，赵登禹怎么也不肯再上学了，他不想再给母亲增加负担。

赵登禹是个性格很倔强的人，他辍学之后在家里帮母亲干农活，并且零零碎碎做一些杂工，补贴家用。 赵登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村子里的老人，讲一些英雄的传奇故事，他对那些替天行道的英雄很是敬佩，也对他们的义举非常向往，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故事的英雄一样为百姓做好事，他对武术的兴趣也就这样产生了。

赵登禹在闲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练些拳脚功夫，虽然没有得到系统的教育，但是在他的努力下，也积攒了一些武术的底子，母亲见他对武术很感兴趣，就支持他去拜师学艺。 13岁时，赵登禹拜了当地的武术名家朱凤军为师父，正式学习武术。

因为多年干农活的原因，赵登禹的身体素质很好，又加上赵登禹刻苦锻炼，他的武术水平进步得很快。 师父朱凤军各种武术都会一些，赵登禹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太极、八卦、少林等拳术，也擅长使用各种武器。 赵登禹还有一个绝活，他能徒手夺走对方的刀q。

赵登禹的个子很高，加上他武术高强，又能赤手夺刀，跟人打起来对方都不敢近身，他的名声也渐渐传了出去。但赵登禹并没有一直留在家乡钻研武术，当时革命的风已经刮到了全国各地，赵登禹所在的赵楼村，也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 因为从小就有一颗行侠仗义的心，赵登禹也见到不少民生疾苦，他决定凭借自己的一身武艺参军报国。

1914年，赵登禹跟着兄长和家乡的几个友人，去陕西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军队。 当时冯玉祥军队的名声从陕西传到山东，赵登禹听说冯玉祥的军队纪律严明，爱国爱民，他认为这才是革命的军队。于是赵登禹和兄长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从山东开始出发，向着陕西的方向一路走去。

山东距山西足有一千八百多里，他们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只能一路讨饭，不分昼夜地走了二十多天，鞋子磨得底都掉了，才走到了陕西潼关，成为冯玉祥队伍里当了一个副兵。 赵登禹个子高壮，又有武术底子，在军队里也十分卖力锻炼，丝毫不怕吃苦，很快就在一群士兵中脱颖而出，被冯玉祥提拔为随身护兵。

1918年，冯玉祥为了平定湘西流寇，带兵进驻湘西，之后又驻扎在常德一带。赵登禹跟随部队来到湖南，这期间他为当地百姓除掉了两大害。 当时，常德有个日本领事馆，里面的日本无赖，在当地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 赵登禹本来就看不惯他们的行为，有一次几个日本无赖喝醉酒后，不仅辱骂路人，还殴打商贩。

冯玉祥闻讯及时赶来，把那群日本人狠狠教训了一番。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当地横行霸道，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打他们。日本无赖们十分生气，扬言要找日本领事馆，一定会给赵登禹颜色看。 没想到赵登禹不仅没有害怕，反而还直接把他们扭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并且拿出了他们在当地为非作歹的证据。

由于证据确凿，再加上忌惮冯玉祥的力量，日本领事馆只能命令那些人，向被打的商贩道歉。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日本流氓敢再欺压百姓了。因为赵登禹驻扎的地方离山很近，他经常和战友在附近的山上进行训练，一次训练中，一只猛虎忽然跑了出来。赵登禹早就听说附近常有猛虎出没，还多次下山伤害人畜，没想到这回老虎让他们给碰到了。

老虎显然正饥肠辘辘，警惕地盯着他们，伺机冲上来撕咬。赵登禹毫不畏惧冲在众人的前面，向着老虎连开数q，中了数发子d的老虎疼得龇牙，因为感觉到了威胁，扭头就跑，却慌不择路地跳到了江水里。 赵登禹率先冲进江里，对着老虎的脑袋连打数拳，将老虎打得咽气了才停手。

士兵们把老虎从江里拖了出来，送到冯玉祥的面前，冯玉祥非常高兴，特意请了照相师，拍下赵登禹骑在虎背上的照片。 当地的百姓听说了，十分感激赵登禹为他们除掉了这个大害，要给他庆功，赵登禹打虎英雄的名声就传了出来。通过赵登禹为当地百姓除掉两害时，勇猛果断的行为，就知道他是一个极有魄力的人，而他的传奇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东北被日军全面战略，国家到了危亡的时刻，每个爱国人士都为此焦心不已。 赵登禹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军事训练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武术功底，研究出一套适合在战场上用的刀法，亲自带领士兵联系劈杀要领，时刻准备着与日军决一死战。

日本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得到东北就满足，他们将侵略的箭头再次指向热河，企图通过占领该地，进而入侵内蒙和华北。 随后日军发动大规模战争，越过山海关，向长城各关口发起攻击，长城战役就此打响。 赵登禹接到命令后，在团长王长海的率领下，紧急赶往喜峰口，抵御日军入侵。

喜峰口是北平和热河的重要咽喉，是多地的重要关塞，早在明清就是京城抵御外敌的屏障。 一旦喜峰口失守，那么日军不仅会掌握我国关塞，加速侵略步伐，还能凭借有利地形，抵挡我军的反攻，赵登禹等人都明白，喜峰口一定不能丢。 但是等赵登禹部队赶到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喜峰口高地，数百骑兵也到了长城脚下。

赵登禹等人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们与日军拼死搏杀，在经过数小时的冲锋搏杀后，终于占领了高地，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他们歼灭日寇百余人。 但是很快日军就出动了飞机大炮，炮d连续不断地向赵登禹的方向投来，在炮火的掩映下，日军发起猛烈的反攻，再次将高地夺走。

之后日军又增调了大量兵力，朝着喜峰口方向赶来，准备再次发起攻击，但是赵登禹的部队人数却越打越少，面对着日军的狂轰滥炸，他们几乎没有前进的机会。 在这个危难的时刻，赵登禹被任命为总指挥，他率领部队，伏卧在喜峰口两侧的峰峦处，在日军的轰炸中藏了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始终没有发过一q。

就在天色将亮，硝烟弥漫，日军以为中国军队均已丧生的时候，赵登禹带着众兵悄悄返回战壕，等日军走进，赵登禹等人从硝烟中一跃而起，用大刀与敌人近战相搏，歼灭日军七百余人。 在作战途中，赵登禹的左腿被炮d打中，卫兵劝他先退后指挥，赵登禹却不愿离开前线，他把腿上的伤口简单包扎，一直坚持在战斗第一线。

这天晚上，赵登禹组织了第二次夜袭，他带领战士乘着夜色绕到敌人后方的营地，每个战士都背着一把大刀，战斗打响时，战士挥起大刀，砍杀令人日寇一千余人，迎来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 这场战役里，赵登禹带领战士，一共歼灭日军五千人，缴获战利品无数，他带领的大刀队，也成为了鬼子的噩梦。

这场战役之后，赵登禹率师驻扎在张北县，就是在这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 1934年，8名日本人以游历为借口，路过张北县，但是他们不仅不出示证件，还对守城卫兵脱口大骂，态度十分轻慢。 赵登禹得知后，把这些日本人都抓了起来，他们却依然态度蛮狠，辱骂士兵。

为了灭掉这几个日本人的威风，赵登禹特意挑选了一批高大健壮的士兵，让他们手持刺刀，十人一班，连续不断地向距离日本人头部一寸远的地方刺去，日本人吓得魂飞魄散，再也没有了刚才蛮横的样子，他们跪在地下求饶，并且写下字据认错。无独有偶，就在第二年，张北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件。

1935年，四名日本的特务人员，再次途径张北，企图偷我国的国防图，他们态度傲慢，不配合卫兵检查，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但是他们没想到，赵登禹会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关押了一夜。 不久之后，日本人领事馆的人再次无理挑衅，仗着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就连不拿q的普通日本人，都敢对我国士兵叫嚣。

赵登禹没有隐忍，直接下令对他们还击，吓得这些日本人狼狈逃窜，在场的士兵心里都十分痛快。 随后日军凭借张北事件，不断向我军施压，国民政府居然还在坚持不抵抗政策，他们不仅免去了赵登禹上司，宋哲元的职位，还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使中国的两个省份再度落入到日军手里。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赵登禹失望不已，他一心想着杀日寇夺回我国领土，却没有想到现在一个个城市，都被国民政府拱手送了出去。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集结大量军队向华北进发，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指挥官，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赵登禹鼓励大家，说： “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而他最后的坟墓，就位于卢沟桥旁。

1937年7月27日，日军趁着南苑守军薄弱的时候，发起进攻，赵登禹和佟麟阁死守阵地，除了军队士兵之外，守军还包括连q都没有的学生团。城下是日军三千多人的机械化部队，头顶是三十余架轰炸机，子d和炸d不断落在城内，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 赵登禹带领手下，挥起大刀向敌人冲杀过去，见到大刀，日军吓得魂不守舍，往后撤退了一公里。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日军凶猛的炮火，赵登禹只能放弃追击，撤回原阵地。就在赵登禹准备重整部队时，却因为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援军的增援路线被日军掌握，两个团都被日军歼灭。 后来赵登禹的部队撤退到大红门，早知道消息的日军在此设下埋伏，部队伤亡惨重，赵登禹也被日军的炸d炸断了双腿。

身中数d的赵登禹从昏迷中醒来，他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但是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这让他怎么也放不下心。赵登禹看着身边的传令兵，嘱咐对方一定要在战争结束后，去找他的母亲，带去他牺牲的消息，并且请求军队，能够照拂年迈的老母一二。 话刚说完，赵登禹就停止了呼吸，这一年他才39岁。

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传来，冯玉祥悲痛不已，他找出了之前赵登禹拍的打虎照片，在上面提名“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后国民政府追授赵登禹为上将，并将他的遗骸安葬在卢沟桥旁。抗日战争结束，北平各界都来参加赵登禹的公祭仪式，以他民族命名的道路，至今还在北京西城，默默诉说着那一段悲壮的往事。

赵登禹视死如归、精忠报国的伟大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英勇无畏、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他是中华人民的脊梁，全中国人民的模范，是我们永远都应该铭记和尊重的烈士。和平从来都不平淡，和平是由一段段辉煌而悲壮的故事组成起来的。正是因为像赵登禹这样的人，为我们挡下了灾难，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

赵登禹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北部。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而得名。赵登禹路，原名北沟沿，后改名白塔寺东街。元代曾是大都金水河的故道。由和义门、引护城河水东流，经小河漕东流入太液池。明代称大明壕，清代称西河沿，是为京城重要排水的防洪措施。明清两代，在今赵登禹路南口有一座石桥，称马市桥，石桥以东有马市、骆驼市、羊市、牲畜贸易曾兴旺一时。民国初年，改为暗沟，民国十年（1921）始辟筑成路，仍沿用北沟沿之名，抗战胜利后，更名为赵登禹路。

名称来由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赵登禹(1890-1937) ，字舜臣，山东省菏泽赵楼人(今菏泽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原为冯玉祥部下，历任旅长、师长等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攀登绝壁，奇袭敌营战功卓著。“七七事变”时任一三二师师长，在南苑驻地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挥舞大刀砍杀日军六十余人。正当他率部经过大红门时遭日军袭击，身中五d，壮烈殉国。

赵登禹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袭热河省，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为消灭敌军，赵登禹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1933年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47岁。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练习武术。1914年，赵登禹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不久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其贴身警卫。1920年，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d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1937年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q，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d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 由于喜峰口是石头山，无法构筑掩体工事，守军在日寇大炮猛轰下伤亡惨重。有勇有谋的赵登禹在3月11日夜，派出两个团，并亲率其中一个团，出潘家口绕至敌后，去夜袭敌炮兵阵地。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战砍杀鬼子500余名，炸毁大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132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忠孝难两全　灵隐龙泉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132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7月27日，赵登禹与他的老上级佟麟阁共同率部与敌激战。午后，佟麟阁在大红门以东中d牺牲。赵登禹奉命率余部向大红门方向突围。下午，一贯冲锋在前的赵登禹在杀至大红门附近黄亭子时，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军机q扫射，中d殉国。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47岁，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著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已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 *** 练士兵。”

将军葬沙场　领袖签证书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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