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问对有哪些内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454),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630)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祐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

《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q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 *** 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劣、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责力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李卫公问对》,宋初有《兵法七书》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据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载,宋代曾刊印过《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建国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书影

《李卫公问对》是唐贞观十八年时期的，《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或简称《唐李问对》、《问对》，是兵家著作。相传是由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编写，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

《李卫公问对》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内容相传为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四十问答，中卷三十三问答，下卷二十五问答，凡九十八次问答，约一万余字。在宋代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因为此书在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记载，故有人怀疑此书为后人托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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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

致人而不致于人。

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

奇正思想。

“奇”与“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自从《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后，《孙子兵法》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的观点，其他各兵家都对奇、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一是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认为奇、正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例如，它认为，对敌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二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而《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奇、正，只要运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胜，用奇兵也能胜。它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就对《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奇胜”了。

奇正相变。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已经论述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李卫公问对》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它认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两个方面，“奇正素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那将是十分错误的，这是不懂得“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道理。所以，作为将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仅有奇或仅有正，都有偏颇，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变化，才是完美的。

示形与奇正。

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也就是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五是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它说：“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它并且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它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由上可知，奇正问题虽非李靖首先提出来，但他确实是有发展的。

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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