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老将军后代合唱团是什么东西

老将军后代合唱团

成立于1958年的开国将军合唱团，曾用嘹亮的歌声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五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带着对父辈的敬仰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用《父辈之歌我们唱》《在太行山上》《英雄赞歌》等经典红歌，再次引领人们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简介

“将军后代合唱团”得到了将军后代们的热情响应，现在已经[1] 有200多人加入了这只新的队伍。将军后代合唱团由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同志担任团长，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中将担任政委，抗日名将马本斋将军之子马国超少将、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慧同志分别担任副团长和副政委。罗荣

将军合唱团

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少将、李先念主席之女李紫阳同志担任合唱团顾问。

发起成立“将军后代合唱团”直接缘由就是为了纪念五十年前成立的“将军合唱团”，以及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用六个歌唱——歌唱父辈和英雄，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勤劳的中国人民，歌唱英勇的人民军队，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传承革命前辈的爱国精神。

将军后代合唱团“唱响中国”系列活动启动之后，将在2009年纪念建国60周年和将军合唱团50周年之际，用歌声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歌唱今天的美好生活，向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基层部队官兵献上一份独特的共和国生日礼物。

将军后代合唱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先后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公益巡演200余场。“建团之初，我们也曾担心今天的80后、90后能否接受红歌？”贺炳炎将军之女贺北生说，“但在几所高校演出后发现，不仅大学生们全程跟我们合唱，还在学校掀起了一场学习历史、军事史的热潮。看来今天的年轻人不是不想了解革命历史，而是了解得太少。在接下来的全国公益巡演中，我们更有责任加强对老一辈革命家精神的宣传。”

新四军是在八路军改编之后开始谈判组建的，军长职务人选曾经经历了激烈的斗争，重庆方面第一次提出的人选是“老四军”原军长张发奎，甚至又提名了土木系老大陈诚兼任，均遭到延安方面的严辞拒绝，最终，双方同时认可了海外归来的叶挺将军。

（一师师长粟裕）

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期间，曾担任“铁军”第四军著名的独立团团长和师长，因此新四军这个番号其实是他提议的，意即继承北伐铁军和井冈山红四军的光荣传统。这个番号与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一样，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设置的军级番号，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的主体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于1937年10月集中整编而来，初创期只有10300余人。因此没有设置师或者旅的建制，只由军部下辖四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军长陈毅、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

但是叶挺毕竟不再是党员，因此新四军实际负责人其实是副军长、分局书记项英，在华北八路军大发展的时期，扩军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新四军的壮大，到1941年仍然不过六个支队25000余人，继续保持各支队下属团的编制，也无师旅级番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以陈毅为代军长，并着手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系，原拟组建四个师，最后总共完成了七个师的整编，其中二个主力师是由八路军改编而来的，即黄克诚的第三师和彭雪枫的第四师。

（三师师长黄克诚）

第一师，师长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由新四军原第1、第2支队合编后发展演变而来，也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下辖第1、第2、第3三个旅，创建时全师约11000余人。

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新四军副军长兼），以原新四军第4支队发展而来，下辖第4、第5、第6三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创建时全师共18000余人。

（四师师长彭雪枫）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在黄桥决战时，八路军山东军区组建“南下支队”进行增援，到达苏北后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下辖第7、第8、第9三个旅，创建时全师共20000余人。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前身是八路军第四支队，下辖第10、第11和第12三个旅，创建时全师15000余人，1944年9月彭雪枫将军不幸牺牲后，继任四师师长的是张爱萍将军。

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前身是新四军第4支队和河南、湖北等地抗日武装共同组成的“鄂豫挺进纵队”，创建时共辖四个团15000余人。

（五师师长李先念）

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由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下辖第16和第18两个旅，创建时全师8000余人。不过该师同年11月即与一师对内实行合并，统归粟裕指挥，对外仍保留第六师番号。

第七师，师长张鼎丞，由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以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共辖四个团和一个教导队，张鼎丞并未实际到职，由谭希林任代师长，创建时全师共3000余人。

（六师师长谭震林）

新四军重建时的七个师加军部直属部队共计96000余人，比新四军刚成立时的10300人壮大了九倍。到日本宣布投降时，新四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总兵力达到30余万人，除第三师和第五师外，都编入了后来的华东野战军。1955年授衔时，粟裕、黄克诚和张云逸三位师长被授予大将军衔。

当时酝酿的大将授衔名单中，也曾经有新四军其他几位师长李先念（已任副总理）、谭震林（已任副总理）、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以及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名字，但是考虑到他们已经转入地方工作，最终没有授衔。

（七师师长张鼎丞）

新四军的 历史 或以划分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组建初期，由叶挺为首任军长。部队的来源是对当年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的江南8省游击队进行收拢组编。当时军以下是以支队的形式编成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第二阶段是皖南事变以后，叶挺被俘，以后又重建了以陈毅为军长的新四军部队，下辖七个师：1师师长粟裕，2师师长张云逸，3师长黄克诚，4师师长彭雪枫,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接任，5师师长李先念，6师师长谭震林，7师师长张鼎丞。

新四军成立时没有师和旅的建制，只有相当于旅的支队，共编有第一至第四支队，共10个团（1-9团，手q团）。此后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支队和团番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军部和直属军部的六个团（新老一团、新老三团、第五团、教导团）遭到严重损失，2月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并建立了7个师、1个独立旅的建制。

第一师为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1-3旅共9个团，11个地方独立团和一个统战性质的“联抗”司令部（约两个团），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师为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4-6旅共9个团和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后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第三师由原八路军五纵队编成，下辖7-9旅共9个团，皖东北保安司令部、淮海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四师系原八路军四纵队，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后张爱萍），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7-9旅共9个团和萧县独立旅；第五师系活跃在鄂豫皖的豫鄂挺进纵队，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彬；第六师系活跃在苏南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江南人民救国军所属部队，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共6个团和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第七师由原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人员组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19旅和挺进团共4个团。此外由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编成新四军独立旅，共3个团，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军部直辖特务团和抗大五分校。

1942年7月因第五师远离军部，改由军委直接指挥；10月26日，鉴于在江南作战的第六师遭日伪“清乡”重创，原活动在苏州一带的18旅北上江北，划归第一师，原活动于丹阳一带的16旅仍留江南，第六师内部并入第一师，对外仍保留称呼。至抗战胜利前新四军部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精兵简政和两次大扩军，抗战胜利时除原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师外又增编了许多纵队、支队、旅和团，但未建立新的师，原本 计划在苏北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后恢复第六师，但粟裕、叶飞先后南下后原第一、第六师部队发展迅速，成立了拥有四个纵队、十二个支队的苏浙军区，规模已远不止师级，因此第六师在抗战期间都未恢复。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三师北上东北，第五师成为直属中央的中原军区，第二、第七师随军部北调山东，其余部队整编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后山野二纵五旅南下，和淮南军区第六旅、独立旅编为新二师，第八纵队改称第一师，第六纵队改称第六师。

1947年1月下旬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新四军番号取消，原新四军部队主力和山东军区部队合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下辖1-4和6-12共11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其中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等7个步兵纵队全部或大部为原新四军部队。

综上所述，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才出现师的编制，最初有7个师，后第六师实际上撤销，抗战胜利后又先后组成过同时属华中野战军和新四军指挥的第一师、第六师和新二师，一共有过10个师的番号，其中第一、第六师番号曾经两次出现。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 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毕竟是属于我党的主力部队，就武器装备来说比起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那么，新四军的编制是怎样的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红军最初的改编；

1937年2月，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的相关事宜进行会谈，并提出：

并组成一路军，且要 设立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 但是，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在抗日的同时也在预防红军的壮大，所以国民党只给出 2个师、8个团的编制，且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了师长一职可以由延安调配以外，其他军官则须由南京配备，并且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

关于部队编制这个问题，国共两党僵持了很久，双方都不肯让步。

最后，毛泽东考虑到抗日救国的大计，便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并致电周恩来：

最后拟定： 红军编为3个师，总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总计4.5万人。并批准设立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这便是 历史 上著名的“三八协议”。

只可惜，这原本就已经批准了的方案又被蒋介石给“驳回”，对，他反悔了。谈判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在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演习失踪一士兵为借口，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1937年8月，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淞沪会战随即到来，蒋介石在调动军队准备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了原来的“三八协议”。

但是注意了，改编后的红军并不是新四军，而是“第八路军”，而所设三个师，则分别是林彪的115师、贺龙的120师和刘伯承的129师，并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

同年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 将南方八个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由叶挺担任军长。

后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并由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新四军刚开始形成编制之前，人数并不多， 只有一万零三百人，皖南事变时也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

后来， 经过一番整改，新四军最终共编为7个师，总计九万六千人，比起皖南事变时的2.5万人，多出了7万多人。

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序列，由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南方数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为中将军长。

而我党领导的北方红军，则已经在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实际上，由于南方的新四军建立稍晚，战绩也不如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对抗战的贡献也没有八路军大，从1955年全军授衔情况来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级别是不对等的，新四军军长级别，只是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师长同级别。

因此，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新四军军长授元帅军衔，而八路军除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元帅军衔以外，所有以上三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全都是元帅军衔。

而同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则仅为大将军衔，新四军师长最高军衔仅粟裕、黄克诚为大将军衔，其他的新四军师长基本上为上将军衔，而八路军的旅长中就有大将军衔，团长中出现了许多上将。

至于新四军有几个师，其实，新四军刚成立时，并没有师级的作战编制，只有数个支队，分别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党领导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

其中，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

将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另辖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区，以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继任师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

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

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另辖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

由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南方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张鼎丞，第三支队张云逸，第四支队高敬亭，鄂豫皖红28军改编。

后来第三支队一部留在皖南护卫军部5长江流域发展，第5团在皖中；第四支队发展成为江北指挥部，第一、二支队合并，发展成江南指挥部。随后江南指挥部的主力北上过长江，成立苏北指挥部。

皖南事变后，江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江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二师，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皖中的部队和皖南零散人员编为新四军第七师。这是新四军部队发展出来的四个师。

第四支队出皖中淮河流域后，留在鄂豫皖的人员独立发展，皖南事变后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但是没有实际隶属关系。只是借机会把部队变成正规番号，以合法化。抗战胜利后，成为独立的中原军区，在中原突围中名存实亡。

彭雪枫从华北带部分人员到鄂豫皖工作，随后建立游击支队向皖北活动，建立了第6支队，（第五支队是第四支队发展出来的）。后逐渐扩大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皖南事变后编为第四师。该部和八路军、鄂豫皖都有关系。

华北八路军南下部队第344旅，在苏北活动。皖南事变后为增强新四军实力，改为新四军第三师。该部实际上和新四军没有渊源。抗战胜利后，就被调到东北，脱离了新四军序列，新四军各师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粟裕率领一、六师南下苏浙，北返后苏浙第四纵（原一师第1旅）跟着陈毅到了山东，第二、四、七师也跟着陈毅到了山东，成为陈毅在山东的基本部队。山东主力只有鲁南第八师。苏浙其余的部队苏浙第一、三纵队（一师2、3旅）留在华中成为粟裕的两个拳头——华中第一、六师，还是新四军时的番号。

所以1941年初新四军重建，下辖七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二、六、七师属于，原来的新四军。第五师是编外人员的，第四师是临时人员，第三师是借调人员。

最初毛打算编五个师，只包括第四师。

毛主席在他的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开篇中就讲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是对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最准确的定义。

日寇的猖獗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敌！

原长征到陕北几大方面军的主力组建了八路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约四万余人。

主力红军北上后，留在江南八省打游击的红军则组建成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首任军长为叶挺，副军长兼政委项英，下属不是师，而是四个支队。按其组建发展、受挫又崛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组建之初，叶、项为正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的司令员依秩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约一万余人。他们都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极艰苦条件下八省坚持打游击的留下来的红军。

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皖南事变，几千新四军战士和正副军长一样，或被捕或牺牲。

二，党中央决心重组新四军。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下辖七个师。师长依秩为：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

他们在敌后搞得日寇、敌顽永不安宁，直到抗战结束前，蒋介石接到情报，吓了一大跳，此时新四军总兵力已超过34万，比他的一个战区还要多。

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构成了华中、尤其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新四军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功勋卓著！

正如《新四军军歌》

中唱的：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下令于苏北重建新四军，以陈毅为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将新四军剩余部队及八路军南下支援部队整编为7个师，新四军由此迅速发展壮大。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各师兵力相差悬殊。

新四军第一师由位于苏北的新四军部队组成，为新四军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合编后发展而来，共辖三个旅，总兵力1.1万余人，师长为粟裕，政委是刘炎（未到任，由粟裕兼任）。

新四军第二师由位于皖东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主改编而来，师长为张云逸，政治委员是郑位三。第四支队是新四军早期四个支队中兵力最多的支队，由高敬亭将军所率领的红28军改编而来，后高敬亭被错杀，由张云逸领导，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后辖3个旅、2个联防司令部，总兵力1.8万余人。

新四军第三师由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的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而来，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城任师长，共辖3个旅，总兵力两万余人。新四军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来，最初由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总兵力1.5万余人。1944年，彭雪枫于河南夏邑指挥作战时牺牲，张爱萍继任师长。

新四军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豫鄂挺进纵队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及湖北、河南地方抗日部队发展而来，司令员为李先念，改编为第五师后由李先念任师长，总兵力1.5万余人。新四军第六师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组成，谭震林为师长，总兵力8000余人。新四军第七师由安徽长江沿岸新四军一部及“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组成，张鼎丞任师长，全师仅3000余人。

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序列，由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南方数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为中将军长。

而我党领导的北方红军，则已经在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实际上，由于南方的新四军建立稍晚，战绩也不如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对抗战的贡献也没有八路军大，从1955年全军授衔情况来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级别是不对等的，新四军军长级别，只是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师长同级别。

因此，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新四军军长授元帅军衔，而八路军除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元帅军衔以外，所有以上三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全都是元帅军衔。

而同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则仅为大将军衔，新四军师长最高军衔仅粟裕、黄克诚为大将军衔，其他的新四军师长基本上为上将军衔，而八路军的旅长中就有大将军衔，团长中都有许多上将军衔。

至于新四军有几个师，其实，新四军刚成立时，并没有师级的作战编制，只有数个支队，分别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党领导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

其中，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

将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另辖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区，以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继任师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

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

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另辖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

由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

新四军五师的后代在此冒个泡。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李四光

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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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2.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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