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律选择程序正义

一、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概念辨析

（一）实质正义的概念

实体正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实质正义，二者是有差别的。法律正义也不等同于实质正义，法律正义的外延要更大一些，至少在目前二者尚有不少矛盾的地方。当然这不是一种正确的状态，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完全消除这种矛盾。正义可以分为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我们日常所谈论更多的其实只是道德正义，法律正义是区别道德正义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或者以法为基础的正义，实体正义的概念则更小，它是指以正确完整的实现现有的实体法所规定内容为基础的正义。比如符合实体法规定的的案件判决，而实质正义则是集合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一种更为纯粹的正义。法律制度是一种保守的制度，法学家也往往倾向于保守的观点，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发生了争执需要用法律来处理时，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现有的权利系统。如果某人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他就应该弥补别人的损失或作出赔偿，至少要保证今后将尊重受害者的权利。在这些情况下，法律的正义都是保守的，都是保护和恢复旧的秩序，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法的进步或革新的一面，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便是按照什么是公正的新观念改变着法律的规则。总之，正义对于法律的作用是二重的，一方面，保持事物的原状，保持一个人人得益的稳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试图消除弊端，对权利进行再分配。

（二）程序正义的概念

程序正义则将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视为正义的主要问题。程序正义包括两方面的价值，一个就是说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程序法是要把实体法变成诉讼活动的时候，要有法律这个功能，它是为实体法服务的，这个服务要服务得好，要有利于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具体在定案上要做到定性准确，既不能把无罪的人当成有罪，把有罪的人当成无罪。另外一个，程序正义还有一个独立价值，为什么反对刑讯逼供？反对刑讯逼供，以致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建立录音录像制度，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犯罪，也不能用违法行为拯救他，这就体现程序正义。

二、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实质正义通俗的表述就是追求结果上的公正与公平,不论过程程序如何。实质正义是正义的归宿,只不过东西方在追求实质正义的道路选择上有所不同。应该说“法律必须及时反映实质正义”,但这并不是说只谈实质正义,追求实质正义并不意味着忽视程序正义。因为“实质正义并不是不可舍弃、不可牺牲的”。相反在法治下追求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显得更为重要,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程序是正义的保证

社会是复杂的,需要规则来保证其正当的运行。而正当的程序就是那个规则。几个人分蛋糕,怎样保证大家分到的蛋糕大小基本一致呢就设计一个程序,让切蛋糕的人最后一个拿蛋糕,这样,无论谁都会努力把蛋糕切得一样大。公平的程序使正义在高效中得以实现,程序保证了结果的正义。

（二）程序正义与法治密切相关

程序正义促进法治的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良法人人遵守”,程序正义是“良法”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人遵守”的重要原因。只有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平等对待才会自觉遵守法律,而程序正义恰恰要求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平等公正。“法治是一种强调程序的社会控制方式,在法治的精神内涵中包含着程序正义的追求”。正如米兰达案所示法治就是在程序正义的促进之下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如何处理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历来有争议。有学者主张实质正义应该是司法活动的最终追求，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又有几千年的封建法制传统，实质正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我国，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客观真实注意。它根植于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和观念之中。重结果轻形式，是中国法律的一大特点。正如韦伯所说："中国人寻求的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程序正义是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物，在传入我国后发展缓慢，但程序正义的理念也不断深入人心，逐渐引起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亦成为探讨的热点。在法律的全球化过程中，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争。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实体正义往往带有落后的、对人性摧残的因子，而受到了批判。④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采取的是哪种观点，他们都没有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虽然两者在有的时候是矛盾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就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笔者认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无非是正义在法律上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实体正义主张程序为实体服务，程序正义主张程序的自身价值。如果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对立起来是荒谬而违背法治原则的。只有在兼顾两者的中庸环境下，用历史的辨证的眼光来考察，才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论观点。所谓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兼顾，就是在承认程序法具有独立价值的同时，肯定程序法的第一价值是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因此，尽管当前我国面临着重点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这一紧迫问题，但也不能矫枉过正。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不能有主次、轻重之分，在刑事诉讼中，既不能因为实施实体法的需要而忽视程序法，也不能因为强调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而忽视了其保证实体法实施这个“第一位”意义的价值。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内涵界定

"在某些制度中，……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正义本身即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对应产生的便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一）实体正义的内涵

"实体正义"的概念是对应"程序正义"的概念而产生的，程序正义概念的形成则与对程序工具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然而程序正义是对法律程序自身内在优秀品质的一种统称，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结果，而取决于法律程序本身。但是，由于程序与实体在语言习惯上的对应性，实体正义的概念必然伴随程序正义概念的产生而产生，正因如此，两者的划分就被替换成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划分。司法中的实体正义至少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法定的正义。对于符合实体法律规范的案件事实，应当依照该法律规范作出相应的法律评价。二是平等的正义。对于所有符合同一法律规范的案件事实，应当作出相同的法律评价。三是合理的正义。法律是为解决问题的，问题应当被合理地解决。作为国家政治、法律任务的承担者之一，裁判实际案件的法官，除了以合法的规则和原则而主张其裁判的有效性之外，还必须保证裁判具备可接受性。

（二）程序正义的内涵

程序的正义性并非来自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或不侵犯，而是来自于它将这种侵犯限定在了正义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因此，程序正义并非是一种独立的正义类型，它的内涵仅仅是指程序是合乎正义的，即程序对其所涉及到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了合理的平衡，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程序正义要求尊重程序，将程序作为法律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程序正义要求程序正当。程序正当的核心要求是以人为本，要求程序体现理性，维护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再次，程序正义要求程序具备科学性。虽然程序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体现出独立价值，但程序毕竟只是一个过程，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的参与下，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过程。正当的程序必须有助于法官准确查明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实现正义和效率。

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与平衡

（一）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

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学理界主要探讨的是谁优先产生，谁为目的谁为手段的等，在本文中，主要以谁优先产生的冲突为探讨争议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程序正义优先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绝大多数是统一的但不排除其冲突以及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何者优先无法区分，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三种观点。

1、程序正义优先实体正义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追求实体正义而架空程序正义，真正的正义就将遭到质疑。虽然对李昌奎案所反映出的 "以暴还暴"、"杀人偿命"的传统声音来看普通群众还是重视实体正义的，但司法如果一味的满足老百姓的朴素正义要求而违背程序，那么防范冤假错案的程序将成为虚设，程序也将失去其自身内在的价值。另外，从法治建设这一角度看，程序正义应该且必须优于实体正义，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1）程序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权力，因而，英美法系国家注重程序法的建设并着重其改进和完善，故而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被合理限制，法治也更加完善。正如道格拉斯所言"程序法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 （2）司法实践中，法官作出判决、调解结果的实体争议时，如果强制执行程序执行不了那么实体正义就无法实现。由此看出，正义的实体需要以正义的程序为基础和保障，程序优于实体。

综上所述，程序正义应优先于实体正义，正如李昌奎案件，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为死缓，再审又改为死刑，导致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破坏，虽然这一案件对实体正义的破坏是个案的，但对程序正义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因此应坚持程序正义优先。

2、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绝大多数是统一的，但也会有冲突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都属于司法正义，而社会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前提，如果社会正义没有实现那司法正义的实现也会非常有限，因此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绝大多数是统一的 ，通过正当的程序通常就能得出正义的结果，两者之间并不对立。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也存在冲突的，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实体正义的实现进程快于程序正义。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例，97年《刑法》至今已有8个修正案，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进程却慢于《刑法》，因此要实现司法正义就要取得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进程的统一。当然两者的冲突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它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亲属拒证权，这些规定使得程序在形式上保障正义，但却不利于事实真相的查明，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是与实体正义存在一定冲突。

3、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何者优先无法区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成本无法进行评判，故而应在不同情况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优先性存在不确定性。正如美国学者波斯纳所说，如果程序正义为直接成本，实体正义可以看做错误成本，那么直接成本增加错误成本就会降低，即：程序正义了实体就会正义。但是这一经济学结论在实践中却遭遇反面例子，辛普森案这一案件的直接成本增加反而导致错误成本也增加了，可见程序正义未必实体就会正义。正义从哲学的范畴来讲，其主要是一个价值满足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都没法评价何者优先。我们必须结合具体案情，满足社会普遍的价值观点。

（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于一个案件的同一诉讼过程中，因此两者的平衡结合点即是同一诉讼程序中如何同时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表现。

从上文两者的冲突分析中可以看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在极少数情况下是冲突的，而冲突的原因是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序先于程序公正，因此要实现二者的统一就要加快程序公正的进程，二者冲突时坚持程序公正可能破坏实体公正，反之亦然。故而对两者的冲突，应找到一个利益均衡点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利益进行衡量，利益点主要体现在：如果程序严重侵犯人权而犯罪情节轻微就不应容忍，如果程序轻微违法但犯罪情节严重，这个轻微程序违法是可以容忍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通过这种利益的衡量来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在司法实务方面，实现案件的正义平衡对于一个基层法官来说必须保证两点：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对法律条文进行要件分析，如果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要件就予以适用。但我国立法强调宜粗不宜细，多通过司法解释来弥补，明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所以要实现二者统一就必须解决立法等技术性问题。当然完善立法的相关规定后，解决实体和程序公正冲突的方式、原则应结合社会发展程度和案件具体情况，程序上采用技术性手段尽量不出现错案保证实体公正，应该认识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任务都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应发挥实体和程序公正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重视二者社会关系的塑造。

三、从李昌奎案看司法正义

司法正义的实现是依靠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点，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程序正义的实现建立在两类成本之和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程序正义也保证了实体正义的实现，因为只有一个公正的程序才能使人更信服实体结果的公正。因此从这一角度上说，公正的、经济的程序就能实现社会上的司法公正，这也是正确对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和平衡关系。

云南李昌奎被改判死刑引起法学界的讨论，甚至许多专家、教授反对其被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认为司法正义被破坏，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对死刑是颇有微词的，而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死刑和死缓之间没有过渡性制度，即如国外设置的终身监禁制度，如果李昌奎被判处终身监禁，可能就会被社会所接受。但是终身监禁制度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第一：需配备单人房的监舍，第二：服刑人员不参与各项劳动工作，当然也不能对其打骂，相当于监狱在"养"着一群人。由于这一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在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思及此，社会上越来越多出现的值得探讨的案例，比如刘涌案，这就是一个迫于破案压力的冤案，然而一个理性的司法制度绝对不会去追求冤案的开始，因此解释和描述规范司法正义最有利的是均衡论。因为均衡论建立在正义不是无价的观念基础之上，即假定正义是无价的话，那么社会资源无限可取，需求不受约束的，但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所以必须考虑成本因素，故对于正义的追求不能独立于追求正义的成本。在程序正义的建设中，无论从司法和执法来看，都是追求零误差，但是该目的的达成需要昂贵的成本，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目标，程序设计时要考虑两个倾向，一个方向是尽可能地减少错判，追求零误差；另一个方向是尽可能地减少成本，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成本，一个是错判的成本一个是避免错判的成本。程序正义就定位在两类成本之和，最少的那个点上，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程序设置都是基于这种理论基础考量。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处理独立的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冲突时，我们经常讨论原则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而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国家在法学方法应用上存在问题。而从李昌奎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司法情况与现代司法有很大距离，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大部分司法制度都是借鉴国外，这也导致我国没有此类制度的土壤，使得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不断冲突。但是我国司法的裁判不能永远跟随民意脚步，相反司法应当引导民意、引导社会，告诉其司法真正价值所在，这也是解决具体个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冲突的最好方法。

《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已颁布多年，但在司法领域内没有真正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常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诉讼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实践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独立性、优先性。程序法仅仅作为实体法的工具而存在。人们评判某一诉讼结果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按实体正义的规定来确定，很少关注程序正义这一重要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官们也常以实现实体正义为最高目标，疏不知实体正义尚需程序正义作保证。《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就开门见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事实上，程序法与实体法就象两棵生长在一起的大树，枝叶交叉，根茎相连，却又彼此独立。首先，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产生来看，有社会就有纠纷，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纠纷就尤为必要，出于保持社会安定的本能，倾向于对一定种类的纠纷采取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法，社会的组成人员对此也加以承认并形成特定的期待。长期演化的结果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当权者反而逐渐要受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约束。正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实体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根源——英国法与罗马法中，私法实体法上的重要法则，全部是经过现实的诉讼而形成的。依当时的社会习惯，通常是解决纠纷的实践程序在前，而总结法官的判例和逐渐形成的实体法在后。由此可见，程序法具有实体法形成的母体作用。其次，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发展来看，诉讼程序的发展推动了实体法的进程。无论是对习惯的确认，还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事态而有新的诉讼形式、诉权被追加进来，都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肯定。当然，实体法的发展也带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如刑法关于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规定明确后，刑事诉讼法对这些新型犯罪的证据的理论研究又深入了一层。可以说，实体法的发展又推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并确立了一些新的诉讼程序原则，使得程序法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实体法。程序法的独立性表现为程序正义。实体法追求的是实体正义，但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形成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法官审判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实体正义，还应有程序正义。诉讼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义，以确保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辩护、作证等权利；保证法官能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遵守回避制度，保证司法独立。英国有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正义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公正听审，体现司法公正。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诉讼结果正义，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诉讼结果正义，单独强调实体正义，就会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也就成为常用手段，人权、人格尊严将会被践踏，而单独强调程序正义，则可能导致审判的僵化，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甚至妨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当然也就违背了诉讼的根本目的。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独特内在价值。一方面，它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是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它又追求着独特的本身固有品质，即程序的公正、独立、正义。正是因为这种属性使得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具有独立性。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过程的同时，向诉讼参与者展示、证明判决的公正性，吸收因实体法的不同带来的缺憾，以消除人们心中对实体结果不满的情绪。当今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其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会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们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程序正义同时也是衡量法官审判正义的一项根据，法官要根据实体法的规定断案，而法官对实体法规定的执行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识中必须有程序正义，这也是司法公正对裁判者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优先性。相对于个案而言，一个实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是否进行重审或再审，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影响，都是个案影响，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整个司法体系。若牺牲程序法的优先性去满足个案的需要，并形成习惯，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被滥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评价、预测功能就会下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无法作出正常的预测，人们对法律的威严会失去信心。而诉讼程序是社会成员都同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使在诉讼程序下得到了实体并不公正的结果，即个案不公，人们仍然会认为是合理的结果。诉讼程序优先性的内在要求，是要求人们确立一种非经正当程序的审判结果即非法的意识。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背景不同，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已走向趋同。程序优先性在审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程序优先性与个案的实体公正有冲突之处，但从保障人格尊严、保障参与者处于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来看，保证程序法的优先性，利大于弊。诉讼程序的属性是诉讼程序的固有属性，正因其有独立性，决定了它独立于实体法；因为其有优先性，决定了它撇开个案影响而维持诉讼程序的完整划一体系。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彼此独立，自成体系。两者的发展虽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缩小。实体、程序并重时代已到来，二者不可偏废，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轻视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两者和谐的结合、消除、减少冲突，才能使诉讼结果正义实现，达到立法者、民众的意愿。程序性是现代法治极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法律坚决地站在程序正义的一边。这里面极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来自英美思想的经验主义气质。经验主义的法律观很谦虚，它认为严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达实质正义的唯一路径。就如一个瞎子摸着大象的腿大叫这就是大象。这在我们看来很可笑，然而这的确就是人类社会及其理性空间的现实，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比触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看不见的正义就算实现了（你怎么知道实现了），当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气，说不定双方都不满意。当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间，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这是现代法律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它关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谨慎和谦虚的，即放弃对实质正义的直接追求，转而追求程序的无懈可击。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实体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个被捕的人真是罪犯，这个观点，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过，但随即被否定。几十年后，我们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确立了这个姿态，但已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人员心中依旧不服气。然而“真的是罪犯”这个判断是如何作出的呢？离开了程序，事实上我们无法检验和复原这个结论，也无法放心的把评判权交给某个法官。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看，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审判的实体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终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无罪者免受法律追究。这是结果的公正，是实体法律的要求。同时，体现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极为重要的。公正既是设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终极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和体现。“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要公平地对待控辩双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诉权，公正地作出裁决而不偏袒。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态度、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情绪，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产生某种不公正的感觉，即使裁判做到了实体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不注意听，听不进去，甚至听不下去，这不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证裁判法结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为重要。轰动全国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将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争议。对于本案，刘涌该不该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经过公正的审判作出结论，但该案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对于本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是主要由非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刘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刘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则主要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即刘涌案件的改判说明法治的进步；说明我们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对于程序违法应当有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刘涌案件的案件事实如同判决书所讲的存在刑讯逼供，那么对于刘涌案件的两种观点正代表了两种理念，前者为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理念，而后者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碰撞在刘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更广泛的思考。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走向了对抗式，我们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导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为模型，程序正义在学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在评价台湾的司法改革时曾形象地称之为“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之间的司法改革”，仔细思索刘涌案，人们之所以对这一案件的评论“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实体正义至上的司法传统使得普通老百姓难以接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一个“罪大恶极”的集团犯罪的首犯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刑讯逼供。然而，人们又对刑讯逼供行为深恶痛绝，同样轰动全国的云南杜培武案所引发的人们对刑讯逼供的讨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两个案件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个是罪行累累，而另一个则是蒙冤入狱。具体到刘涌案之所以导致两种司法理念的撞击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书，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份判决书中竟然使用了许多含糊的不确定的表达。依照常理，凡是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调配精兵强将予以审理，其制作的判决书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决文本了断此案，很难让人认为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错误。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无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隐情，主审法官是否迫于压力，法院之诉运用这种手法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否是在为以后的再审埋下伏笔等等。正是这样一份措辞含糊的判决书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对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怀疑”。一些法律人士对于刘涌案也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并且对刘涌案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刘涌案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为什么“民愤”因为判决书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个更直接的缘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开，当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尚未公开，当普通老百姓连一份完整的判决书都难以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理由去展开想象，完全有理由去猜测。他们完全可以认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为强权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黑幕的情况下，民众有理由这样认为。如今，我们的司法机关也在倡导“司法为民”，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试想如果我们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决书尤其是象这样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判决书而不向公众说明真相，这样的司法又怎能让公众满意？我们注意到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强调“民众”，日本推出的“一揽子司法改革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国民的司法参与，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广大普通国民与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主动地实际参与决定审判内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于让人民参与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国人民参与司法，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参加法庭审判或者旁听（如今电视直播以及媒体能够详细报道的案件还为数不多），另一个途径则是裁判文书，如果裁判文书作为司法程序的最终结果，但我们不能通过它来告知被审判者，告知公众此案的情况是什么，法庭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就向公众隐瞒了真相，公众就有理由怀疑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因而，其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审判公开的课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刘涌案件的判决书措辞比较含糊，认为案件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并且法院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改判的判决，但就判决书本身来讲，尽管我们批评这份判决没有充分说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判决书在形式上存在着一个进步。从这份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日益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敢于排除因为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并且因此而改判。当然，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证据排除，但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毕竟迈出了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对于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大讨论，促使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以后刑事司法改革中对于程序违法问题的解决。如何构建我国的“程序性裁判”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案中凸显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而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并且这些规定还缺乏可 *** 作性。目前学界有关建立“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从刘涌案件的讨论所展示的“民众的呼声”，又使得我们必须去审慎地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还受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观念深刻影响下，我们能否移植程序正义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经过移植或借鉴，在中国构建程序性裁判后，民众能否接受这一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发挥积极的功效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还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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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行政听证程序是我国立法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

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

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

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

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

(14)(16)刘勉义、蒋勇：《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15)参见《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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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是国家及政府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协调经济活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

二、经济法的作用

（一）从法律组成的形式讲，经济法是一系列单行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特点的法律

（二）从法律内容上讲，经济法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与经济基础更为直接，是一种具有经济性特点的法律

（三）从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讲，经济法同科学技术、自然规律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一种具有效益性特点的法律

（四）从经济法的功能与作用讲，经济法具有明显的限制性和促进性两种功能，贯彻惩罚和奖励相结合是一种带有指导性特点的法律。

（五）从实施上讲，经济法的实施是由国家经济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共同负责的，遵循经济司法与经济立法相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经济法的重要性:

一、均衡市场

二、协调市场竞争规范性

三、从宏观角度对市场起到了调配作用,规范了各类 *** 作,有效避免了部分洗钱、垄断等违法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预防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统一了各类生产力的正当运用

法理学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一)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

规范的含义大体与标准、尺度、准则、规矩和规则(在我国法律术语中，规则通常指较为具体明确的行为标准，而规范的含义要稍微宽泛一些，包括规则和原则)等相似。社会规范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社会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社会规范则是维系人们之间交往行为的基本准则，进而也是维系社会本身存在的制度和价值。所以，社会规范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个人性。法律就是社会规范之一。

作为社会规范，法律不同于技术规范和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自然现象的存在与人的思维和行动无关，因此它不具有文化的意蕴。而社会规范则是无数思维着的理性的个人行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规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至于技术规范，它的调整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规定人们如何使用自然的力量和生产工具以有效地利用自然的行为准则。而社会规范则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违反社会规范会招致来自社会的惩罚，而不仅是自然的惩罚。

作为调整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律又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法律是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具有特殊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而习惯、道德、宗教、政策等社会规范则建立在人们的信仰或确信的基础上，大体上通过社会舆论、传统的力量、社团内部的组织力或人们的内心发生作用。因此，它们不仅是人的行为的准则，而且也是人的意识、观念的基础。

(二)法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如道德、习俗、礼仪等。这类规范内容上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但这一变化过程总体上是自然的、自发的。另一类社会规范则主要是人为形成的，如宗教规范、政治规范(政策等)、职业规范(纪律等)。这类规范内容的产生往往是人为的、自觉的。法律有习惯法和成文法之分，前者是自发形成的，后者是人为的、自觉创制的。

无论如何，法律形成于公共权力机构，这是法律与其他人为形成的社会规范的主要区别之一。其他人为形成的社会规范或出于某一社会组织，或出于某一宗教团体，或出于某一生产生活单位，都不具有普遍的公共性特征。而法律则出自于形式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是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权。

法律的形成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制定法律，即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按照一定的权限划分，依照法定的程序将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转化为法律。通过制定方式形成的法律就是成文法或制定法。它一般具有系统的条文化的逻辑结构，形式上，类似于自上而下的统治者的命令体系。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认可的方式形成法律，这种形成法律的方式是对社会中已有的社会规范(如习惯、道德、宗教教义、政策)赋予法的效力。国家“认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将已有的不成文的零散的社会规范系统化、条文化，使其上升为法律;另一种是立法者在法律中承认已有的社会规范具有法的效力，但却未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定，而是交由司法机关灵活掌握，如有关“从习惯”、“按政策办”等规定。

(三)法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

法的普遍性具有三层含义：一是普遍有效性，即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法具有普遍效力或约束力。二是近代以来，法的普遍性也表现为普遍平等对待性，即要求平等地对待一切人，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普遍一致性，即近代以来的法律虽然与一定的国家紧密联系，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但是，法律的内容始终具有与人类的普遍要求相一致的趋向。这里所讲的“法的普遍性”主要是第一种。

(四)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

法是通过设定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行为模式的方式，指引人的行为，将人的行为纳入统一的秩序之中，以调节社会关系。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不仅是对公民而言的，而且也是针对一切社会组织、国家机构的。法不仅规定义务，而且赋予权利。法的存在，意味着人们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的正当性，意味着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追求现实利益的正当性。可见，这是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价值。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使法进一步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国家法律与自然法则的区别。法律以权利义务为内容，意味着一定条件具备时，人们可以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必须做或必须不做某件事。至于法律的要求对或不对，人们的选择正确与否，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而自然法则则不是人们的选择问题，一定的条件具备，必然出现一定的结果。

(五)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法律程序保证实现的社会规范

规范都具有保证自己实现的力量。不按照自然法则办事，会招致自然界报复。不按照社会规范行事，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原始人严重违反氏族习惯，会被逐出氏族;社会成员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教会成员严重违反教规，要被赶出教门;工人违反厂规，要受厂规处分;党员破坏党章，要受党纪制裁。可见，没有保证手段的社会规范是不存在的。

不同的社会规范，其强制措施的方式、范围、程度、性质是不同的。法律强制是一种国家强制，是以军队、宪兵、警察、法官、监狱等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因此，法律就一般情况而言是一种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同时，国家暴力还是一种“合法的”暴力。所谓“合法的”一般意味着是“有根据的”，而且，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必须合法行使，包括符合实体法尤其是程序法两个方面的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守法律程序，法律职业者必须在程序范围内思考、处理和解决问题。法的程序性是法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

(六)法是可诉的规范体系，具有可诉性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包括公民和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尤其是法院和仲裁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加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不同的社会规范，具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法律的实现方式不仅表现在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更表现在以一种制度化的争议解决机制为权利人提供保障，通过权利人的行动，启动法律与制度的运行，进而凸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断一种规范是否属于法律，可以从可诉性的角度加以观察。

问题一：简述法律的社会作用 2．法律的社会作用

(1)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这是法律社会作用的核心。

(2)法律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指法律鼎于关系整个社会，不分阶级、阶层。

问题二：七年级下册政治法律的作用包含哪两个方面 法的作用可以分为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两类。

一方面，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所以法律具有各种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法律是一定的人们的意志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要求，所以法律具有各种社会作用。

问题三：法律具有哪两大作用从而体现了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什么道理 可以分为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这是根据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对法的作用的分类。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看，具有规范作用，规范作用是法作用于社会的特殊形式；从本质和目的看，法又具有社会作用，社会作用是法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这种对法的作用的划分使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突出了法律调整的特点；同时，又明确了各个时期法律目的的差异。 法的规范作用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法的这五种规范作用是法律必备的，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于法律的性质和价值的不同，法的规范作用的实现程度是会有所不同的。 指引作用是指法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在这里，行为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别性指引，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形成对具体的人的具体情况的指引；一种是规范性指引，是通过一般的规则对同类的人或行为的指引。个别指引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言，规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义。从立法技术上看，法律对人的行为的指引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确定的指引，即通过设置法律义务，要求人们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使社会成员明确自己必须从事或不得从事的行为界限。一种是不确定的指引，又称选择的指引，是指通过宣告法律权利，给人们一定的选择范围。 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这里，行为的对象是他人。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成为评价人的行为的基本标准。 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作用又具体表现为示警作用和示范作用。法的教育作为对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促使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具有重要作用。 预测作用是指凭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预先估计到人们相互之间会如何行为。法的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包括公民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行为的预测。社会是由人们的交往行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存在就意味着行为预期的存在。而行为的预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社会能够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 强制作用是指法可以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强制人们遵守法律。这里，强制作用的对象是违反者的行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让人们遵守，是希望法律的规定能够转化为社会现实。在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离开了强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权威；而加强法律的强制性，则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权威。 社会作用是从法的本质和目的这一角度出发确定法的作用，如果说法的规范作用取决于法的特征，那么，法的社会作用就是由法的内容、目的决定的。法的社会作用主要涉及了三个领域和两个方向。三个领域即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领域；两个方面即政治职能（通常说的阶级统治的职能）和社会职能（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 当然，尽管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原因在于：（1）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因此，法律不可能超出社会发展需要“创造”或改变社会；（2）法律是社会规范之一，必然受到其他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制约；（3）法律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有些社会关系（如人们的情感关系，友谊关系）不适宜由法律来调整，法律就不应涉足其间；（4）法律自身条件的制约，如语言表达力的局限。在实践活动中，法律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发挥作用。

问题四：法律的作用 1、法律的作用是指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法律调整的影响和法的思想影响。法的作用可以分为法的规范作用和法的社会作用。

2、法律的规范作用是指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对主体的意志行为发生影响，从而对主体的行为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的作用。

3、法的社会作用是指法具有维护一定阶级统治和执行一定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

问题五：法律的两个显著作用是哪些 惩罚作用，教育作用

问题六：简述:两大法系的区别和相同点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

1) 主要法律渊源不同：在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是判例法；而在大陆法系，一般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在各个部门法领域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体系；

2) 继承罗马法的程度不同：英美法系并未走全面复兴罗马法的道路；而大陆法系则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法律体系和法官的作用不同：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基础，法律体系十分庞杂，缺乏系统分类；而大陆法系，不仅法律体系完整，而且法官的作用十分有限；

4) 司法组织对程序法的重视不同：英美法系强调程序法的重要性，实行对抗制诉讼；而大陆法系比较注重实体法，认为程序法仅仅是适用实体法的工程，一般采用纠问式诉讼程序。

尽管有上述种种差异，两大法系之间仍有许多共同之处：

1) 它们的法律本质相同；

2) 传统要素接近，都是近代以前的罗马法、日耳曼法和教会法；

3) 法律的指导思想相同；

4) 法律背后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等也都相同。

指导思想相同，都深受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的影响。背景相同，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为基础。

问题七：资本主义国家俩大法系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

1) 主要法律渊源不同：在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是判例法；而在大陆法系，一般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在各个部门法领域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体系；

2) 继承罗马法的程度不同：英美法系并未走全面复兴罗马法的道路；而大陆法系则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法律体系和法官的作用不同：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基础，法律体系十分庞杂，缺乏系统分类；而大陆法系，不仅法律体系完整，而且法官的作用十分有限；

4) 司法组织对程序法的重视不同：英美法系强调程序法的重要性，实行对抗制诉讼；而大陆法系比较注重实体法，认为程序法仅仅是适用实体法的工程，一般采用纠问式诉讼程序。

问题八：如何看待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 （一）法的作用,又称法的功能,泛指法对个人以及社会发生影响的体现 根据行为的不同主体,法的规范作用可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作用 一、指引作用 1、对本人行为的指引对人的行为的指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别指引（或称个别调整）,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就具体的人和情况的指引；另一种是规范性指引（或称规范性调整）,即通过一般的规则就同类的人或情况的指引（指引作用的对象是每个人本人的行为） 2、确定的指引和有选择的指引法律规范可以分为授权性和义务性两种这两种规范分别代表了规范性指引的两种指引形式义务性规范代表确定的指引,即法律明确规定：人们应该这样行为（如应履行合同）或不应该这样行为（如在履行合同时不应有欺诈行为）；并且一般还规定,如果违反这种规定,就应承担某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不予承认、加以撤消或予以制裁等）授权性规范代表一种有选择的指引,即法律规定：人们可以这样行为；而且一般还规定,如果人们这样行为,将带来某种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承认其有效、合法并加以保护或奖励等） 确定性指引是指人们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指引而行为；有选择的指引是指人们对法律规范所指引的行为有选择余地,法律容许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 二、评价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有效的评价作用这里讲的评价作用的对象是指他人的行为 在评价他人行为时,总要有一定的、客观的评价准则法是一个重要的普遍的评价准则,即根据法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合法此外,作为一种评价准则,与政策、道德规范等相比,法律还具有比较明确、具体的特征 三、教育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还具有某种教育作用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有人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固然对一般人以至受制裁人本人有教育作用,反过来,人们的合法行为以及其法律后果也同样对一般人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 四、预测作用法律的预测作用,或者说,法律有可预测性的特征,即依靠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他们相互之间将如何行为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的行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五、强制作用法的另一个规范作用在于制裁、惩罚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规范作用的对象是违法者的行为法的强制行为不仅在于制裁违法犯罪行为,而且还在于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增进社会成员的安全感 （二）法的社会作用是指维护特定人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的社会作用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两大方面：维护阶级统治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 一、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的目的是维护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是法的社会作用的核心 法在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执行社会公共事物的作用社会公共事物则是指与阶级统治相对称的活动,在各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这种社会公共事物及有关法律的性质、作用和范围是很不相同的总的来说,执行这些活动的法律大体上有以下集中： 1、为维护人类折回基本生活条件的法律,如有关自然资源、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通讯以及基本社会秩序的法律； 2、有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法律； 3、有关技术规范的法律,即使用设备工序、执行工艺过程和对产品、劳动、服务质量要求的法律； 4、有关一般文化事物的法律 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和执行社会事物的作用这两方面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顾名思义,前一种法律的对象是阶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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