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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 (1861-1919)，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享年58岁，号眷诚，字达朝，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汉族。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带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便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怀着满腔的热忱，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却过分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 *** 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讨伐中国计划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几经周折，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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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简介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闽侯县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等[1]。是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主要功绩是从英国手里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名字的来由
则，学习、效法。
徐，指的是福建巡抚徐嗣曾。
元抚，以巡抚徐嗣曾为榜样的意思。
少穆，石麟，据程恩泽《题林旸谷年丈饲鹤图遗照》诗及注的解释，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这使他立即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类的南朝才子徐陵（字少穆），以为是吉兆，因此在给儿子取名“则徐”之余又给字“少穆”，“石麟”。
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编辑本段]生平介绍
青少年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入官场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七年(1827)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往返陕南时，曾赴紫柏山张良庙、定军山诸葛亮墓、武侯祠凭吊。他在《定军山谒武侯墓》诗中写道：“大星虽陨大名留，一线皇纲诩汉刘。抱膝之人知管乐，鞠躬终右匹伊周。定寒沔水居民泪，月黑祁山故垒秋。归首定军军莫定，墓门深锁阵云愁。”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道光十年(1830)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浦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编辑本段]禁鸦片及之后经历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翌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这充分说明了林则徐收缴鸦片第一回合的胜利。
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人会商后，就收缴的地点、验收、押运、存储、看管、守卫等各个环节做了无懈可击的指令和安排。
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邓亲赴虎门检查收缴前各项准备工作。
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 *** 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
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
广州市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
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2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
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 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到任后下令对“刀客”严加镇压，并申明对地方官中镇压得力者将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他却因劳累成疾，只好奏请朝廷准假三个月，开缺医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 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 (11月27日) 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希望可以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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