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不是在北京确定的，而是由位于中国版图几何中心位置陕西临潼和陕西蒲城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国家授时台）的9台铯原子钟（铯钟）和2台氢原子钟组通过精密比对和计算实现，并通过卫星与世界各国授时部门进行实时比对。北京时间是东经120度经线的平太阳时，不是北京的当地平太阳时。北京的地理位置为东经116度21′，因而它的地方平太阳时比北京时间晚约14分半钟。北京时间比世界标准时间早8小时。 授时台位于陕西蒲城，主要有短波和长波专用无线电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代号分别为BPM和BPL）。
地球一周被分成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时区。这样一个时区是经度15度。一天24小时，所以相差一个时区就相差一个小时。经度零度即本初子午线的时间为世界标准时间。由于子午线穿越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故称格林尼治时间[1]，这也是英国的标准时间。北京的经度是116度21分，所以在子午线往东第八个时区内。即东八时区。8×15=120，所以东八时区的区时为东经120度的时间，就是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是我国使用的东八时区的区时，该时区中央经线的经度是东经120°。依据国际标准时区 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划分的方法和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虽然我国跨越了5个时区，但主要位于东六时区、东七时区、东八时区内，这三个时区的中央经线经度依次分别为东经90°、东经105°、东经120°。如果对我国位于东经825°以西东五时区的地区，采用与东六时区相同的标准时；东经1275°以东的东九时区的地区，采用与东八时区相同的标准时。这样用三个时区的区时就覆盖了全国，也就基本上满足了各地是以中天时刻为时刻标准的地方时。“北京时间”仍是东八时区的标准时，东七时区、东六时区采用的标准时，分别比“北京时间”晚1小时、晚2小时，时间名称可分别定为“重庆(直辖市)时间”、“新疆西藏时间”。或者东六时区、东七时区、东八时区的标准时名称分别定为“西部时间”、“中部时间”、“东部时间”是后，外事四夷(1)，内兴功利(2)，役费并兴(3)，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4)：“《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5)，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6)，而损生民之具也(7)。愿陛下幸诏大司农(8)，使关中民益种宿麦(9)，令毋后时(10)。”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11)，其求易共(供)；使民不过三日(12)，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供)税(13)，下足以畜妻子极爱(14)，故民说(悦)从上(15)。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又颛(专)川泽之利(16)，管山林之饶(17)，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18)，已，复为正(19)，一岁屯戍(20)，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21)，盐铁之利(22)，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23)，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无)聊(24)，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25)，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26)，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27)，除专杀之威(28)。薄赋敛，省繇(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1)四夷：指周围各族。如匈奴、西南夷、两越等。(2)功利：指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等。(3)役费：指劳役、费用。(4)董仲舒：本书有其传。(5)麦禾不成：麦子与稻子收成不好。(6)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谓这样每年失去《春秋》所重视的粮食作物。(7)具：指吃饭问题。(8)大司农：官名，掌管租税钱谷和国家财政收入。九卿之一。(9)益种宿麦：多种经冬小麦。(10)后时：谓错过农时。(11)不过什一：不超过十分之一。(12)使民：谓使民服役。(13)事上供税：事奉皇上，贡纳赋税。(14)极爱：尽其爱。(15)说(悦)：王先谦曰：唐写本“说”下有“而”字，当据补。(16)川泽之利：指鱼、盐之类。(17)山林之饶：指矿产与木材之类。(18)月：谓每年一个月。更卒：成年男子(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轮番给本县服役。(19)正：指正卒。成年男子在郡县服役，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还要赴京师作卫士，或保卫京城，或给诸官府服务，或守卫离宫别苑，或为官府养马，等等。(20)屯戍：也称“徭戍”或“戍边”。成年男子调到边疆，从事边防事宜。(21)田租：按田亩所征之税。古时以征自田亩的收入曰“租”，而征自工商货物的收入曰“税”，后世不分，合称“租税”。口赋：或称“口钱”、“口算”。即人头税。汉代对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成年人征税，每人一百二十钱，称为算赋。又对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征税，每人每年纳二十钱，武帝另加三钱以补充车骑马之用。(22)盐铁之利：官府专卖盐铁，占据其利。(23)或耕豪民之田：谓租用豪富地主之田。税什五：十分之五的田税。 (24)无聊：意谓无以为生。(25)赭衣：指罪犯。(26)名田：占田。(27)去：免去。(28)专杀：指擅杀奴婢。(29)功费：指徭役、赋敛。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1)。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2)。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3)。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4)，广尺深尺曰甽(5)，长终亩(6)。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7)，而播种于畎中。苗生叶以上(8)，稍耨陇草(9)，因聩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耘)或芓(籽)，黍稷儗儗(薿薿)(10)。”芸(耘)，除草也。芓(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11)，陇(垄)尽而根深(12)，能(耐)风与旱，故儗儗(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13)。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14)，故宙五顷(15)，用耦犁(16)，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17)，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18)，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19)，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20)。学耕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无)以趋泽(21)，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22)。过奏光以为丞(23)，教民相与庸挽犁(24)。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25)，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26)，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27)。令命家田三辅公田(28)，又教边郡及居延城(29)。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30)，用力少而得谷多。
(1)丞相：指车千秋。本书有其传。(2)搜粟都尉：官名：掌管军马饲料。(3)代田：赵过的代田法是，将一亩分成三畎三垄(作物种在畎内)。畎、垄的位置每年调换，故称“代田”。畎：垄间之沟。畎播则垄休。(4)二耜为耦：对古代耦耕，今人说法不一。有说两人共持一耒，各以足踏木叉上所贯的小横木，一椎一发，向后移动。有说是两人协作，或并肩共同 *** 作，或轮番 *** 作，或一人发土、一人碎土(参考《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5)广尺深尺曰甽：古代以宽一步长百步的土地面积为一亩，一步为六尺，一亩分三畎三垄，故畎广一尺。(6)长终亩：指田畎长六百尺。亩长百步，一步六尺，故亩长为六百尺。(7)三百畎：即一百亩。(8)叶：王念孙、张文虎等云，“叶”上脱一个“三”字。(9)耨：锄也。(10)《诗》曰等句：引诗见《诗经·小雅·甫田》。耘：除草。耔：以土壅禾根。薿薿：茂盛貌。(11)比盛暑：到了盛夏。(12)垄尽：下脱“平”字(王念孙说)。(13)有：语助词。(14)率：大致。(15)故亩五顷：邓展曰：“夫百亩，于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亩，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16)耦犁：双犁。(17)缦田：不作垄畎耕作之田。一斛：十斗。(18)太常：官名。主诸陵，有民，故亦课田种(苏林说)。三辅：汉武帝太初元年以京兆尹、左冯诩、右扶风为三辅。(19)大农：即大司农。工巧奴：指善于制作便巧田器之官奴婢。(20)二千石：指郡守诸侯相。令长：县长官。万户以上县为令，万户以下县为长。三老：汉代县、乡有三老，掌教化。力田：乡官，督劝农事。(21)趋泽：谓深耕。地表干，地下湿，“泽”指地下湿处。深耕可以及泽，故称趋泽。今西北农民，犹谓深耕为根泽(金少英说)。(22)平都：县名。在今陕西子长县西南。(23)奏光以为丞：谓奏请皇上任光为搜粟都尉丞。(24)相与庸：换工协作。(25)率：大致。多人：指庸挽犁之人众。田：谓耕田。(26)离官卒：守卫离宫之卒。田：谓耕种。宫堧地：离宫内墙外墙问之空地。(27)课：计也。 (28)令：使也。命家：谓受爵命一级(公士)以上之家(韦昭说)。田：谓耕种。(29)居延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30)河东：郡名。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弘农：郡名。治弘农(在今河南灵宝南)。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1)，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2)，五凤中奏言(3)：“故事(4)，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5)，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6)，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7)，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8)：“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9)，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10)。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11)，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12)。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价)而籴，而利农，谷贵时减贾(价)而祟(13)，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14)，至大官。
(1)岁数丰穰：谓连年丰收。(2)大司农中丞：官名。属大司农，《百官表》未载。能商功利：能够计算经济措施的功利。(3)五凤：汉宣帝年号，共四年(前57前54)。(4)故事：指政事先例。(5)岁漕：每年水运。(6)上党：郡名。治长子(在今山西长子西)。太原：郡名。治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7)白：陈事。海租：水产税。汉代有海丞官，主海税，属少府。(8)萧望之：本书有其传。(9)御史属：御史大夫的属官。东莱：郡名，治掖县(在今山东掖县)。(10)鱼不出：谓鱼不浮出水面。(11)县官：指官府。(12)生旱气等句：此天人根应之说。(13)减价而祟：王念孙说，“价”上脱一“其”字，“粜”下脱“以利民”三字。(14)蔡癸：邯郸人，官弘农太守，见《艺文志》。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1)。二年(2)，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3)。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4)，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5)，角抵(6)，齐三服官(7)，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8)。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1)郡十一：十一个郡。(2)二年：指元帝初元二年(前47)。(3)琅邪郡：秦置，汉治东武(今山东诸城)。(4)盐铁官：汉代在郡县设置的盐官、铁官。据《地理志》所载，设铁官者凡四十郡：设盐官者二十八郡，实三十三县。北假：地名。秦汉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即阳山)以南之夹山带河地区为“北假”。(5)卫：卫士。(6)角抵：秦汉时的一种技艺表演。类似今之摔跤。(7)三服官：设于齐临淄，掌管织造宫廷所用的春、夏、冬三季衣服。(8)省禁苑以予贫民等句：杨树达说：“诸事皆以贡禹之请为之，见《禹传》。”
成帝时，天下亡(无)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蓄)聚为意。永始二年(1)，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2)，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3)。
(1)永始二年：即前15年。(2)梁国：治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南)。平原郡：治平原(在今山东平原西南)。比年：连年。(3)刺史：官名。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二部(州)，部置刺史，比之郡守，官阶较低而权势较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1)，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率)以节俭(2)。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3)。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资)数巨万，而贫弱俞(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4)，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5)，宜略为限(6)。”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7)：“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8)。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9)，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10)。诸侯王奴婢二百人(11)，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12)，犯者没入官(13)。”时田宅奴婢贾(价)为减贱(14)，丁、傅用事(15)，董贤隆贵(16)，皆不便也(17)。诏书且须后(18)，遂寝不行(19)。宫室苑囿府库之臧(藏)已侈，百姓訾(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20)。
(1)师丹：本书卷八十六有其传。(2)率：为表率。(3)为限：作限制。(4)重：不轻易之意。(5)亦未可详：言未可尽改。(6)略：大略，粗略。(7)孔光：本书卷八十一有其传。何武：本书卷八十六有其传。(8)名田国中：言在其封国内占田。(9)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谓居于长安(未就其封国)之列侯及公主，可以在京师之外的县道占田。(10)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谓自列侯至吏民名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11)二百人：谓限定二百人。(12)期尽三年：限期三年调整完毕。(13)犯者没入官：谓逾期即将其过限之上田奴婢没入官。(14)价为减贱：价格降低。(15)丁、傅：指外戚了氏、傅氏，如丁明、傅晏等。参见《外戚传》。(16)董贤：汉哀帝之宠臣，《佞幸传》有其传。(17)不便：谓阻碍。(18)须后：待等将来。(19)遂寝不行：终于搁置不办。(20)天下户口最盛：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户一千二百三十二万三千。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1)。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2)，狭小汉家制度(3)，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钩町称王(4)。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钩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5)，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6)，使者驰传督趣(促)(7)，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8)，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9)，罢癃咸出(10)，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11)，厥名三十(12)，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13)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14)，分余田与九族乡党(15)。”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16)，天下謷謷(嗷嗷)然(17)，陷刑者众。
(1)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于公元6年居摄，于公元8年十二月篡位。(2)心意未满：谓思想上还不满足。(3)狭小：鄙陋之意(张照说)。(4)钩(qu)町：钩町王，名毋波，见《西南夷传》。(5)转委输、兵器：转运诸郡贮存之物资及兵器。(6)负海：谓沿海。(7)传：谓传车。督趣：督促。(8)改职作官：谓改变职官。(9)更赋：秦汉所征的一种以钱代更役的赋税。成年男子(二十二岁至五十六岁)按规定轮番戍边服兵役，称为更。不能行者得出钱入官，雇役以代，称更赋。(10)罢：废置之意。罢癃(lōng)：谓废疾(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1)分田劫假：谓豪民将土地租给贫民耕种，劫夺其税。即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假：即税。《盐铁论》云：“假、税殊名，其实一也。”(12)厥名三十：谓名义上是三十税一。(13)刑用不错：谓用刑不断。错：搁置。(14)一井：九百亩。(15)九族：通常指本人直系上下四代亲属，即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16)缘：乘机之意。(17)嗷嗷：众怨愁声。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1)，民俞(愈)贫困。常苦枯旱，亡(无)有平岁(2)，谷贾(价)翔贵(3)。
(1)数横赋敛：屡次横征暴敛。(2)平岁：谓正常年成。(3)翔贵：谓不断上涨。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1)，洛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赈)贷穷乏(2)，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赡)官以禀(廪)之(3)，吏盗其禀(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致，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4)，枯旱霜蝗，饥馑荐臻(5)，蛮夷猾夏(6)，寇贼奸轨(宄)，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7)。”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1)青、徐：青州、徐州。青州辖境相当今山东省北部，徐州辖境相当今江苏省北部及山东省东南部。(2)三公：西汉称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则以太尉、司徒、司空称三公。(3)廪：配给粮食。(4)阳九、百六：此古历法推算为厄运之期。《律历志》有“《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云云。(5)荐臻：连续。(6)猾夏：指扰乱中原。(7)究：谓尽。
从此以后，不断对四夷用兵，实行盐铁官营等急功好利的政策，百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日渐增多，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董仲舒对皇上说： “《春秋》上对其他的粮食作物情况没有记述，但麦与稻收成不好的情况则作了记述，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对于五谷最重视麦与稻。现在关中地区的习惯是不喜欢种麦，这样每年就会失去《春秋》上所特别重视的粮食作物；而影响百姓的吃饭问题。希望陛下令大司农，督促关中地区百姓多种冬小麦，不要错过了农时。”又说； “古时君主征收百姓的赋税不过十分之一，这样的赋税是容易贡纳的，先王驱使百姓服役不超过三天，这样的劳役百姓也力能胜任。百姓的财物，对内足以奉养老人以尽孝道，对外足以供给赋税，对下足以养活妻室儿女，所以，他们心悦诚服地拥护皇上。到秦王朝就不是这样，它用商鞅制订的法令，改变先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因此，贫富悬殊，富者占有大片的田地，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有鱼盐之利，掌管矿产和木材的出产，荒无度，奢侈夸耀互比高低。县邑有的人简直象帝王一样尊贵，里中有的人简直象王侯一样富有，小小百姓怎么能够不贫困呢又加上百姓而是岁起每年有一个月给郡县地方政府服劳役，是为更卒，二十三岁起，还要当一年的卫士，当一年的材官骑士，称为正卒，百姓负担的徭役比古代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收的田租、口赋、盐铁专利，则比古代增加了二十倍。有的百姓租种富豪地主的田地，要交百分之五十的田租。所以，贫苦百姓经常穿牛马一样的衣服，吃猪狗食一样的食物。再加上贪官暴吏对百姓滥施刑罚和杀戮，百姓生活凄惨毫无依靠，只好逃亡山林变为盗贼，路上穿着罪犯衣眼的几乎占了行人的一半，官府每年办的案子数以千万计。汉王朝建立以后，遵循秦制而无甚改变。古代的井田制虽然难以实行，但多少应该采取近似古代的措施，民间占田应加限制，以调节土地的不足，才能堵塞兼并土地的路子。盐铁都归民间经营。解救奴婢，废除专杀奴婢的特权。减轻赋税、徭役，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只有这样，才可以治理好国家。”董仲舒死后，朝廷各项事业耗费越来越大，天下财力尽耗，又出现人吃人的事情。古时计时工具有许多中，常见的有两种，一是“日晷”，二是“漏”。 日晷是以太阳影子移动，对应于晷面上的刻度来计时。日晷也是通过观测日影计时的仪器，主要是根据日影的位置以确定当时的时辰或刻数。从出土文物来看，汉以前已使用日晷，在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之前，日晷一直是通常使用的计时器。日晷的主要部件是由一根晷针和刻有刻线的晷面组成，随着太阳在天空运行，晷针的投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在晷面上移动，就可以指示时辰。 大家应该在北京故宫里和观象台上见过。 漏是以滴水为计时，是由四只盛水的铜壶组合，从上而下互相迭放。上三只底下有小孔，最下一只竖放一个箭形浮标，随滴水而水面升高，壶身上有刻度，以为计时。 圭表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计时器，古代典籍《周礼》中就有关于使用土圭的记载，可见圭表的历史相当久远。圭表是利用太阳射影的长短来判断时间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直立于平地上的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做表；一为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既然日影可以用长度单位计量，那么光阴之“阴”，及时间的长短，，用“分”、“寸”表达就顺理成章了。 圭表和漏刻都是用太阳的影子计算时间的，然而遇到了阴雨天或黑夜便失去作用了，于是一种白天黑夜都能计时的水钟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漏刻。漏，是指漏壶；刻，是指刻箭。箭，则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作为计时器，漏刻的使用比日晷更为普遍。我国古代诸多文人骚客留下了许多有关漏刻的富有诗情画意的章句。如唐代诗人李贺：“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宋代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在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之前，漏刻是我国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计时器。 机械计时器 单纯利用水的流动来计时有许多不便，人们逐渐发明了利用水做动力，以驱动机械结构来计时。公元前117年，东汉的张衡制造了大型天文计时仪器——水运浑天仪，初步具备了机械性计时器的作用。随后历代都相继制作了附设有计时装置的仪器，其中宋代苏颂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把机械计时装置的发展推倒了一个新的高峰，水运仪象台的计时机械部分可以按时刻使木偶出来击鼓报刻，摇铃报时，示牌报告子、丑、寅、卯十二个时辰等。 这类计时器尚不能算是独立的计时器，还是天文仪器与计时仪器的混合体，至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机械计时器已脱离了天文仪器而独立，不但具有传动系统-齿轮系，而且还有擒纵器，如果再进一步，就可能出现完全现代意义上的钟表。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中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最终机械钟表还是从西方引进． 除上述几种主要的计时器外，还有其他一些计时方法。如，香篆、沙钟、油灯钟、蜡烛钟等。 原一昼夜分100刻，因不能与十二个时辰整除，又先后改为96，108，120刻，到清代正式定为96刻；就这样，一个时辰等于八刻。一刻又分成三分，一昼夜共有二十四分，与二十四个节气相对。注意，这分不是现时的分钟，而是“字”，在两刻之间，用两个奇怪符号来刻，所以叫做“字”。字以下又用细如麦芒的线条来划分，叫做“秒”；秒字由“禾”与“少”合成，禾指麦禾，少指细小的芒。秒以下无法划，只能说“细如蜘蛛丝”来说明，叫做“忽”；如“忽然”一词，忽指极短时间，然指变，合用意即，在极短时间内有了转变。 现时每昼夜为二十四小时，在古时则为十二个时辰。当年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人们将中西时点，分别称为“大时”和“小时”。随着钟表的普及，人们将“大时”忘淡，而“小时”沿用至今。 古时的时（大时）不以一二三四来算，而用子丑寅卯作标，又分别用鼠牛虎兔等动物作代，以为易记。 具体划分如下： 子（鼠）时是十一到一点，以十二点为正点；丑（牛）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寅（虎）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卯（兔）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辰（龙）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巳（蛇）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午（马）时是十一点到一点，以十二点为正点；未（羊）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申（猴）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酉（鸡）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戌（狗）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亥（猪）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 古人说时间，白天与黑夜各不相同，白天说“钟”，黑夜说“更”或“鼓”。又有“晨钟暮鼓”之说，古时城镇多设钟鼓楼，晨起（辰时，今之七点）撞钟报时，所以白天说“几点钟”；暮起（酉时，今之十九点）鼓报时，故夜晚又说是几鼓天。夜晚说时间又有用“更”的，这是由于巡夜人，边巡行边打击梆子，以点数报时。全夜分五个更，第三更是子时，所以又有“三更半夜”之说。 时以下的计量单位为“刻”，一个时辰分作八刻，每刻等于现时的十五分钟。旧小说有“午时三刻开斩”之说，意即，在午时三刻钟（差十五分钟到正午）时开刀问斩，此时阳气最盛，阴气即时消散，此罪大恶极之犯，应该“连鬼都不得做”，以示严惩。 刻以下为“字”，关于“字”，广东广西的粤语地区至今仍然使用，如“下午三点十个字”，其意即“十五点五十分”。据语言学家分析，粤语中所保留的“古汉语”特别多，究其原因，盖因古中原汉人流落岭南，与中原人久离，其语言没有与留在中原的人“与时俱进”。“字”以下的分法不详，据《隋书 律历志》载，秒为古时间单位，秒以下为“忽”；如何换算，书上没说清楚，只说：“‘秒’如芒这样细；‘忽’如最细的蜘蛛丝”。 秦12段记时：即十二地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午时指从现时的十一点到十三点，一个时辰分作八刻，从十一点起计，每十五分钟一个刻，十一点正为午起，十一点十五分为午时一刻，四十五分为午时三刻，十二点正为正午（午时四刻一般不这样说），到八刻为下一个时辰之始。 阴阳家说的阳气最盛，与现代天文学的说法不同，并非是正午最盛，而是在午时三刻。古代行斩刑，也有分时辰开斩的，亦即是斩刑有轻重。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必选午时三刻开刀，不让其做鬼。皇城的午门阳气也最盛，不计时间，所以皇帝令推出午门斩首者，也无鬼做。 天色 夜半 鸡鸣 平旦 日出 食时 隅中 日中 日昳 晡时 日入 黄昏 人定 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现代23-1点 1-3点 3-5点 5-7点 7-9点 9-11点 11-13点 13-15点 15-17点 17-19点 19-21点 21-23点 夜间时辰 五更 五鼓 五夜 现代时间 黄昏 一更 一鼓 甲夜 19-21点 人定 二更 二鼓 乙夜 21-23点 夜半 三更 三鼓 丙夜 23-1点 鸡鸣 四更 四鼓 丁夜 1-3点 平旦 五更 五鼓 戊夜 3-5点 鼓 古时常夜间击鼓报更，所以古人常以鼓代更。 漏 古时用滴漏计时，夜间凭漏刻传更。 时 时是时辰，介绍见前古代纪时法。 点 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每点约等于现代的24分钟。 刻 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00刻，实算96刻，每刻15分钟。漏刻指很短的时间。 十天干的含义 天干地支的含义，在《史记》、《汉书》中均有部分记载，大体含义是： 甲是拆的意思，指万物剖符甲而出也。 乙是轧的意思，指万物出生，抽轧而出。 丙是炳的意思，指万物炳然著见。 丁是强的意思，指万物丁壮。 戊是茂的意思，指万物茂盛。 己是纪的意思，指万物有形可纪识。 庚是更的意思，指万物收敛有实。 辛是新的意思，指万物初新皆收成。 壬是任的意思，指阳气任养万物之下。 癸是揆的意思，指万物可揆度。 十二地支的含义 子是兹的意思，指万物兹萌于既动之阳气下。 丑是纽，阳气在上未降。 寅是移，引的意思，指万物始生寅然也。 卯是茂，言万物茂也。 辰是震的意思，物经震动而长。 巳是起，指阳气之盛。 午是仵的意思，指万物盛大枝柯密布。 未是味，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申是身的意思，指万物的身体都已成就。 酉是老的意思，万物之老也。 戌是灭的意思，万物尽灭。 亥是核的意思，万物收藏。 六十甲子顺序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已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已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已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已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已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已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采纳哦古时计时工具有许多中，常见的有两种，一是“日晷”，二是“漏”。
日晷是以太阳影子移动，对应于晷面上的刻度来计时。日晷也是通过观测日影计时的仪器，主要是根据日影的位置以确定当时的时辰或刻数。从出土文物来看，汉以前已使用日晷，在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之前，日晷一直是通常使用的计时器。日晷的主要部件是由一根晷针和刻有刻线的晷面组成，随着太阳在天空运行，晷针的投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在晷面上移动，就可以指示时辰。 大家应该在北京故宫里和观象台上见过。
漏是以滴水为计时，是由四只盛水的铜壶组合，从上而下互相迭放。上三只底下有小孔，最下一只竖放一个箭形浮标，随滴水而水面升高，壶身上有刻度，以为计时。
圭表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计时器，古代典籍《周礼》中就有关于使用土圭的记载，可见圭表的历史相当久远。圭表是利用太阳射影的长短来判断时间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直立于平地上的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做表；一为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既然日影可以用长度单位计量，那么光阴之“阴”，及时间的长短，，用“分”、“寸”表达就顺理成章了。
圭表和漏刻都是用太阳的影子计算时间的，然而遇到了阴雨天或黑夜便失去作用了，于是一种白天黑夜都能计时的水钟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漏刻。漏，是指漏壶；刻，是指刻箭。箭，则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作为计时器，漏刻的使用比日晷更为普遍。我国古代诸多文人骚客留下了许多有关漏刻的富有诗情画意的章句。如唐代诗人李贺：“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宋代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在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之前，漏刻是我国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计时器。
机械计时器
单纯利用水的流动来计时有许多不便，人们逐渐发明了利用水做动力，以驱动机械结构来计时。公元前117年，东汉的张衡制造了大型天文计时仪器——水运浑天仪，初步具备了机械性计时器的作用。随后历代都相继制作了附设有计时装置的仪器，其中宋代苏颂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把机械计时装置的发展推倒了一个新的高峰，水运仪象台的计时机械部分可以按时刻使木偶出来击鼓报刻，摇铃报时，示牌报告子、丑、寅、卯十二个时辰等。
这类计时器尚不能算是独立的计时器，还是天文仪器与计时仪器的混合体，至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机械计时器已脱离了天文仪器而独立，不但具有传动系统-齿轮系，而且还有擒纵器，如果再进一步，就可能出现完全现代意义上的钟表。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中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最终机械钟表还是从西方引进．
除上述几种主要的计时器外，还有其他一些计时方法。如，香篆、沙钟、油灯钟、蜡烛钟等。
原一昼夜分100刻，因不能与十二个时辰整除，又先后改为96，108，120刻，到清代正式定为96刻；就这样，一个时辰等于八刻。一刻又分成三分，一昼夜共有二十四分，与二十四个节气相对。注意，这分不是现时的分钟，而是“字”，在两刻之间，用两个奇怪符号来刻，所以叫做“字”。字以下又用细如麦芒的线条来划分，叫做“秒”；秒字由“禾”与“少”合成，禾指麦禾，少指细小的芒。秒以下无法划，只能说“细如蜘蛛丝”来说明，叫做“忽”；如“忽然”一词，忽指极短时间，然指变，合用意即，在极短时间内有了转变。
现时每昼夜为二十四小时，在古时则为十二个时辰。当年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人们将中西时点，分别称为“大时”和“小时”。随着钟表的普及，人们将“大时”忘淡，而“小时”沿用至今。
古时的时（大时）不以一二三四来算，而用子丑寅卯作标，又分别用鼠牛虎兔等动物作代，以为易记。
具体划分如下：
子（鼠）时是十一到一点，以十二点为正点；丑（牛）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寅（虎）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卯（兔）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辰（龙）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巳（蛇）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午（马）时是十一点到一点，以十二点为正点；未（羊）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申（猴）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酉（鸡）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戌（狗）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亥（猪）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
古人说时间，白天与黑夜各不相同，白天说“钟”，黑夜说“更”或“鼓”。又有“晨钟暮鼓”之说，古时城镇多设钟鼓楼，晨起（辰时，今之七点）撞钟报时，所以白天说“几点钟”；暮起（酉时，今之十九点）鼓报时，故夜晚又说是几鼓天。夜晚说时间又有用“更”的，这是由于巡夜人，边巡行边打击梆子，以点数报时。全夜分五个更，第三更是子时，所以又有“三更半夜”之说。
时以下的计量单位为“刻”，一个时辰分作八刻，每刻等于现时的十五分钟。旧小说有“午时三刻开斩”之说，意即，在午时三刻钟（差十五分钟到正午）时开刀问斩，此时阳气最盛，阴气即时消散，此罪大恶极之犯，应该“连鬼都不得做”，以示严惩。
刻以下为“字”，关于“字”，广东广西的粤语地区至今仍然使用，如“下午三点十个字”，其意即“十五点五十分”。据语言学家分析，粤语中所保留的“古汉语”特别多，究其原因，盖因古中原汉人流落岭南，与中原人久离，其语言没有与留在中原的人“与时俱进”。“字”以下的分法不详，据《隋书 律历志》载，秒为古时间单位，秒以下为“忽”；如何换算，书上没说清楚，只说：“‘秒’如芒这样细；‘忽’如最细的蜘蛛丝”。
秦12段记时：即十二地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午时指从现时的十一点到十三点，一个时辰分作八刻，从十一点起计，每十五分钟一个刻，十一点正为午起，十一点十五分为午时一刻，四十五分为午时三刻，十二点正为正午（午时四刻一般不这样说），到八刻为下一个时辰之始。
阴阳家说的阳气最盛，与现代天文学的说法不同，并非是正午最盛，而是在午时三刻。古代行斩刑，也有分时辰开斩的，亦即是斩刑有轻重。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必选午时三刻开刀，不让其做鬼。皇城的午门阳气也最盛，不计时间，所以皇帝令推出午门斩首者，也无鬼做。
天色 夜半 鸡鸣 平旦 日出 食时 隅中 日中 日昳 晡时 日入 黄昏 人定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现代 23-1点 1-3点 3-5点 5-7点 7-9点 9-11点 11-13点 13-15点 15-17点 17-19点 19-21点 21-23点
夜间时辰 五更 五鼓 五夜 现代时间
黄昏 一更 一鼓 甲夜 19-21点
人定 二更 二鼓 乙夜 21-23点
夜半 三更 三鼓 丙夜 23-1点
鸡鸣 四更 四鼓 丁夜 1-3点
平旦 五更 五鼓 戊夜 3-5点
鼓 古时常夜间击鼓报更，所以古人常以鼓代更。
漏 古时用滴漏计时，夜间凭漏刻传更。
时 时是时辰，介绍见前古代纪时法。
点 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每点约等于现代的24分钟。
刻 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00刻，实算96刻，每刻15分钟。漏刻指很短的时间。
十天干的含义
天干地支的含义，在《史记》、《汉书》中均有部分记载，大体含义是：
甲是拆的意思，指万物剖符甲而出也。
乙是轧的意思，指万物出生，抽轧而出。
丙是炳的意思，指万物炳然著见。
丁是强的意思，指万物丁壮。
戊是茂的意思，指万物茂盛。
己是纪的意思，指万物有形可纪识。
庚是更的意思，指万物收敛有实。
辛是新的意思，指万物初新皆收成。
壬是任的意思，指阳气任养万物之下。
癸是揆的意思，指万物可揆度。
十二地支的含义
子是兹的意思，指万物兹萌于既动之阳气下。
丑是纽，阳气在上未降。
寅是移，引的意思，指万物始生寅然也。
卯是茂，言万物茂也。
辰是震的意思，物经震动而长。
巳是起，指阳气之盛。
午是仵的意思，指万物盛大枝柯密布。
未是味，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申是身的意思，指万物的身体都已成就。
酉是老的意思，万物之老也。
戌是灭的意思，万物尽灭。
亥是核的意思，万物收藏。
六十甲子顺序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已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已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已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已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已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已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原文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饰礼乐以婬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婬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婬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
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通译
儒家中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也有差别。”这是说亲疏、尊卑是有区别的。他们的《仪礼》说：服丧，为父母要服三年，为妻子和长子要服三年；为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服一年；为外姓亲戚服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则亲的多而疏的少，那么，妻子、长子与父亲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是把妻子、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
他们的父母死了，陈列起尸体而不装殓。上屋、窥井、掏鼠穴、探看涤器，而为死人招魂。认为还在，愚蠢极了。如果不在，一定要求，太虚假了。
娶妻要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象承奉父亲一样。婚礼中的仪式，就象恭敬地祭祀一样。上下颠倒，悖逆父母，与妻子同位。妻子地位抬高了，如此侍奉父母，能叫作孝吗？儒家的人迎娶妻子，“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敬重他们。”答道：“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他先人宗庙几十年，死了，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供奉他祖先的祭祀，不为她们服丧，而为妻、子服三年丧，一定不是因为守奉祭祀的原因。”优待妻、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亲人。”这是想厚待所偏爱的人，轻视重要的人，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又顽固地坚持“有命”以辩说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减少增加。穷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是无所作为的。”一些官吏相信了这些话，则对份内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这些话，则对劳作懈担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乱，农事一慢就要贫困。既贫困又混乱，是违背政事的目的的，而儒家的人把它当作教导，是残害天下的人埃。
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象乞丐，象田鼠偷藏食物，象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象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儒家的人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才能成仁。”答道：“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
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回答他说：“古时后羿制造了弓，季伃制造了甲，奚仲制作了车，巧垂制作了船。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鞋工、甲工、车工、木工，都是君子，而后羿、季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
又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拉开弓不射箭，敌车走人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回答他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说不出理由的必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依从。这怎么会相争呢？如果两方暴人相争，战胜的不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人陷了车帮助推车，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将为世上除害，兴师诛伐之，战胜了就将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车陷了帮助推车。’于是暴乱之人得到活命，天下的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这社会。不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说：“君子象钟一样，敲了就响，不敲就不响。”回答说：“仁人事上尽忠，事亲尽孝，有善就称美，有过就谏阻，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现在若敲他才响，不敲不响，隐藏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对君亲有大利，不问也不说。如果将发生大寇乱，盗贼将兴，就象一种安置好的机关将发动一样，别人不知这事，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亲都在，不问不说，这实际是大乱之贼。以这种态度作人臣就不忠，作儿子就不孝，事兄就不恭顺，待人就不贞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君上如果说了于己无利的事，就高拱两手，往下低头看，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说：‘我未曾学过。’用他虽很急，而他已弃君远走了。”
凡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义，都是大则以治人，小则以任官，远的博施，近的修身。不义的就不居，无理的就不行。务兴天下之利，各种举动，没有利的就停止。这是君子之道。从我所听说的孔某的行为，从根本上与此相反。
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样？”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和合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献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义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埃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义的行为埃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义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你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某人杀的呀。
孔某人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公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季孙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
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沽酒，孔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来请示说：“为何与陈蔡时的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和你急于求义。”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
孔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蹙躇不安。这时天下真危险呀！周公旦不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
孔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必定学习他的言语，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才作罢。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一般儒士就可以怀疑了。
学究
墨子《非儒》篇彻头彻尾批驳孔子的假仁道义，通过丧葬之礼和娶亲之礼的实际表现来驳斥孔子的道貌岸然，墨子并不直接说儒家的思想，而从儒家实际所做的行为来看儒家的素质和心态，墨子能够由此精神，可见墨子对儒家的了解不是一般的粗浅，而是深入透彻。同时通过晏子和齐君的对话，来告知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会借礼仪之说而中饱私囊，只会说而不会做的伪君子。也在论文中提及把范蠡推介给田常的目的就是发起战争，从中获利。本人相信墨子与孔子本人并未处于同年代，没有必要刻意去贬低孔子，墨子只是从儒家实际行为中来透彻儒家的本质而已，至少这一点墨子做的应该很客观。当然学术之争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但墨子更注重实际行为，也不会因为墨子的评价而使孔子的伟大有所损失。
墨子在上世纪被伟人们所熟知，并广而应用之，得到大众的拥戴，那个时候孔子是彻底被批判者，只是有时候思想为了政治服务时，这样的思想也被现在的物质所淹没。危世说墨学，盛世拜儒学，只要时代需求，理论总会在某一阶段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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