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内战打了多少年谁能介绍一下柬埔寨内战详细情

第一阶段：（1970-1991）
敌对双方：郎诺（国家首相）VS西哈努克（国家亲王、元首）
1970年，柬埔寨首相郎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听到消息以后来到中国。西哈努克在中国组织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联合国内的红色高绵，进行了四年武装斗争。1975年4月，红色高绵攻克首都金边。建立了红色高绵的极端统治。1979年初，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绵的统治。红色高绵退到西北边境进行武装斗争。进入80年代，在联合国的调停下，进行了柬埔寨和平进程。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各派在巴黎签署《柬埔寨和平协定》， 同年11月20日柬埔寨抵抗政府与人民革命党政府共同组成全国最高委员会，为柬埔寨名义上之最高权力机关，但两政府各自保留其权力。西哈努克亲王任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
第二阶段：（1996—1998）
敌对双方: 柬埔寨第二总理韩森(人民党)vs 总理拉那烈(奉辛比克党)
死伤人数: 二万多人
战争位置: 东南亚
战争性质: 政府各派系权力纷争
争端: 1996年地方政府权力分配问题产生龃龉，造成五日之正面武力冲突，韩森控制了整个局面,罢黜第一总理拉那烈亲王。1998年3月原第一总理拉那烈返回柬埔寨,与韩森的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自此，柬埔寨结束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内战。

尹中余 王瑞杰 导致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往往由同一政府机构指定，所谓董事长和总经理只是两种不同的称谓而已，其本质都属于同一委托人派进公司的“打工仔”，彼此之间也就不存在什么委托代理关系，他们只会对任命自己的政府机构负责，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权力划分就更加困难 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岗位分离，有利于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在此理论的影响下，改制后的一些国有企业均分设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岗位，但根据有关权威媒体的最新报道，上述企业目前已经出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管不同部门，彼此划疆而治的尴尬局面。 我们认为，上述企业目前出现的问题也许只是秋之一叶。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产生矛盾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 产生矛盾的制度根源 1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权力边界。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的大政方针，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但公司实际运作中，所谓“大事”、“小事”很难界定清楚，“大事”往往都是体现在一系列“小事”之中。例如，国有企业裁减一名工人究竟算大事还是小事？如果算做小事，但由此引发群众事件，董事会如何向政府交待？如果算作大事，由董事会亲自负责，那么总经理的权力又如何体现？在产权制度清晰的私人企业，董事会为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愿意将更多的具体业务交给总经理去完成，董事会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而总经理一般也不敢擅自揽权，因为董事会可随时将其解聘。但在国有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以董事长为代表的、在公司任职的董事和总经理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权力，拥有的权力越多就意味着自己的地位越巩固。当总经理在公司积累了足够威信以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问鼎董事长的宝座，董事长岂能善罢甘休？ 考虑到董事会与总经理权力分工的复杂性，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司法都没有专门规定总经理的权力范围，仅仅笼统规定总经理的权力范围由公司章程自行约定。从本质上说，总经理只是受董事会的委托“代为”行使部分权力，总经理的权力来源于董事会的“授予”。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并特别强调股东会不得在任期结束之前无故解除董事的职务，而对总经理就没有类似规定，其内在法理正在于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当初公司法立法思想的不成熟，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经理的职权范围，但在实践中这些规定不仅难以有效执行，而且使董事会与总经理的权力分工更加复杂，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在本次公司法修改中应当予以纠正。 2国有企业董事难以独立行使自己的董事权力。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董事长的权力主要在于召集和主持董事会，权力范围十分有限，但由于国有企业的董事很多都来源于原国有企业领导层，他们原本就是董事长的下属，因此很难独立行使自己作为公司董事的权力，董事长基本上包揽了原本由董事会集体行使的绝大部分权力。这样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的权力纠葛就直接转化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个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3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作为法定代表人就意味着董事长必须为公司的法人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这也从另一角度促使董事长将自己当作统筹管理公司全盘业务的一把手，董事长即使想超脱于公司具体业务也放心不下，总经理自然就成为副总经理或者是车间主任。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公司法此项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修改建议。 4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机关指定。 导致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产生矛盾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往往由同一政府机构指定，所谓董事长和总经理只是两种不同的称谓而已，其本质都属于同一委托人派进公司的“打工仔”，彼此之间也就不存在什么委托代理关系，他们只会对任命自己的政府机构负责，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权力划分就更加困难。 正因为存在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就很容易引发公司高层的权力斗争，只有在董事长甘愿退居二线，或者总经理自觉将自己定位于副总经理(行长将自己定位于副行长)，或者董事长和总经理均为思想品德高尚、以大局为重的人，公司高层权力斗争才有可能避免。制度设计者原本希望的通过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当董事长和总经理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正常的权力制衡就会演变为相互拆台；当总经理成为董事长配角的时候，作为公司一把手的董事长还是没人能够监督；当双方均为思想品德高尚的人的时候，相互制衡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国有企业是否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一定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当事人的意愿“因企制宜”，监管部门切不可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搞强制分设。 美国大公司如何 *** 作 美国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最成熟，按照我们的习惯理解，美国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即CEO)岗位分设的比例应当相当高，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递增，分设的比例应当进一步提高，但事实却向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以下图表是1997年底美国超级标准普尔1500上市公司中的公司市值规模与董事长CEO分设比例的对应关系(见表格)。 不仅董事长与CEO分设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分设的比例反而显著降低！上述现象的合理解释有两个：其一，大公司更看重公司效率，董事长与CEO合二为一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行效率；其二，公司市值越大，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就越低，董事长作为股东代表的角色就越淡化，职业经理人的色彩就越浓厚(与我国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角色类似)，为了避免公司高层的权力冲突，董事会更倾向于董事长兼任CEO。 中国如何找到“牛鼻子”？ 虽然绝大部分美国企业没有将分设董事长和CEO职位作为保障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主要手段，但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确保董事长兼CEO不滥用权力损害股东利益。这些措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吸收：1通过强化董事的信托责任以及董事的独立性，确保全体董事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董事权力，使得董事长兼CEO的个人权力始终受到董事会的集体控制。美国公司特别强调董事会在关键时刻必须有能力撤换不称职的CEO。美国政府通过监管部门的刑事指控、股东的民事诉讼等措施强化董事信托责任，使全体董事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认为，强化董事的信托责任才是我国目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牛鼻子”，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强化董事的信托责任，使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其作用。 2要求CEO尽可能多地持有本公司股票，使其个人利益尽可能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大企业的实际运作很复杂，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股东以及董事的外部监督成本很高，因此CEO的自我约束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成熟市场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本公司股票是不能让投资者放心的，我国上市公司也应当加快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步伐。 3在董事长兼任CEO的情况下，很多公司都会另外指定一名有一定声望的外部董事作为董事会召集人，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召集外部董事单独开会，讨论与CEO有关的敏感问题。这样既解决了董事长兼CEO的权力监督问题，又避免了分设董事长和CEO可能引发的权力纷争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很多与公司治理有关的准则和办法都是由市场力量(如养老基金、投资者协会)积极推动的，由公司自愿采纳。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才将其上升为政策法规强制执行，因为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过多的强制规定不仅不利于公司运行效率的提高，而且很容易被监管对象刻意规避，有损于法律的尊严。目前我国很多的公司治理制度都是由政府监管部门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发布，虽然形式上很完美，但实际效果却很难令人满意。

影片讲述了黑帮老大任因久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以“江湖告急”之名召开帮派大会，以期找到想谋杀他的元凶的故事。

最后结局是任因久和他老婆去了英国，到了以前他们住的屋子，站在大街上讨论要如何装修。远处有一杀手瞄准他，就结束了。

在这部拼贴式的黑帮片中，林超贤一改以往的硬朗风格，对过去吴宇森的英雄片、刘伟强的“古惑仔”系列做了一次全面的解构与颠覆，告诉大家“原来犯罪喜剧也可以信手拈来”。

扩展资料：

《江湖告急》剧情简介：

纵横江湖二十年的黑帮大佬任因久（梁家辉饰）因行事夸张不择手段，树敌无数。其潜在警方中做卧底的手下叶伟信（陈奕迅饰）某次查案时，得知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放风给他，不想被他当作无聊笑话摇头摆手。

直到某次正在理发时一颗从暗处飞来的子d在他头发上留下焦坑，任因久才相信的确有人要取他性命，即刻以“江湖告急”的戏言，传令召开江湖大会。

而叶伟信接手调查后，提醒任因久以古龙笔下的名句“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你身边的朋友”来将嫌疑人列表，结果老婆苏花（吴君如饰）第一个出现在任因久脑海。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问题
一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自资本主义出现，便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至今一直主导着这一过程，但是与此同时，也从社会底层发展着反对与替代资本主义的力量。工人阶级是它的旗手，社会主义是它的目标。社会主义运动，用《宣言》的经典性语言来表述，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它已经向资本主义发起多次具有全球意义的冲击。
20世纪，是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旗帜的世纪。
这个世纪初苏联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它的中叶达到高潮，接着滋长和暴露出某些带有根本性的错误。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旋风由西方兴起进而席卷全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一是用私有化掠取全球资源和财富，二是用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之类实现世界对西方跨国公司和企业的单向开放，三是用“小政府”摧毁第三世界维护独立、主权和自己国家与民族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我们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此消彼长，前者进而后者退，于是新自由主义得以泛滥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就成为同一历史过程了。
然而新自由主义带给世界什么呢？
美国一家杂志说，新自由主义教导人民“为了获得重生后的纯净和健康，你必须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被置于死地”，它没有促进西方的发展，在第三世界也“绝无一例成功”。（《全球化进程崩溃》，《哈泼斯杂志》2004年第3期）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尔·麦迪森，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领域享有极高声望。他的《世界千年经济史》提供的数据，截止1998年。他把1950年至1973年看作为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确立统治地位，无论第三世界、苏联东欧地区还是西方国家，都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世界经济的增长放缓了，亚洲的进步已经被其他地区的停滞和倒退所抵消”。全球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一半。占世界人口1/3的168个国家经济恶化。非洲人均收入水平完全停滞不前。拉美和许多亚洲国家收入的增长比之黄金时代微不足道。“在苏联和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中，经济情况的恶化是灾难性的”。东欧和苏联1998年人均收入只是1973年的3/4。他称之为“西方衍生国”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从“黄金时代”的403%下降到1973—1998年的298%。惟独全球的收入差距“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最富有和最贫穷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那个黄金时代，从15∶1下降到13∶1，1998年则上升到19∶1。
麦迪森注意到技术进步问题，认为在20世纪最后25年间，较缓慢的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之一。“那些自封的‘新经济’的权威们不愿意接受技术进步放缓的观点。他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微观经济上的证据为自己辩护。然而，他们所谓的技术革命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在宏观经济统计上显示出来。所以，我无法赞同他们那种乐观的预期。”（安格尔·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9、15、116、180、120、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苏联解体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悲剧。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被肢解得破败凋敝，人民在近一个世纪里创造的巨额资产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备受劫掠和廉价拍卖。曾在90年代出任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的经济学家谢·格拉济耶夫写道：自我毁灭国家经济制度的政策，打着自由化经济改革的旗号，从1992年开始在俄罗斯实行，“搞国有资产私有化和推行的金融政策，都成了无法无天和腐败的同义语”，“就在实行市场改革的幌子下，坚定不移地实行起一种为国际资本的利益而侵吞国民财富、使国家沦为殖民地的政策”，“这项政策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第3、4、25、26、3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国家生产力遭到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严重的破坏，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医疗事业的损失难以数计。
从那时起，无论东欧国家还是俄罗斯和原属苏联的各共和国，都从西方搬来新自由主义的苏东版——“休克疗法”。在第三世界，则有新自由主义的拉美版——“华盛顿共识”和非洲版——“经济结构调整”。这些东西摧毁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压制和剥夺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随着私有化的强制推行，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被严重削弱，经济社会全面倒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环境和生态遭到毁灭性破坏。
国际垄断资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安排，用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11月11日文章《再见吧，莫伊先生》中的话来说就是，“使非殖民化过程颠倒过来，恢复古老的帝国价值观，甚至倒退到白人统治的旧制度”，也就是“重新殖民化”。
西方当局在d冠相庆的盛宴中，高呼所谓“历史的终结”：终结于社会主义被消灭和民族解放运动偃旗息鼓，终结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霸权主义的万寿无疆。人类历史不应该再有新的发展，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新的创造。他们把这叫做“别无选择”或“不可逆转”，想要在世界历史走到他们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时候，为它划上句号。
二
但是历史没有句号。
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独特品格在于，从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实践中生长起来，赋予它特别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即便狂风暴雨般的蹂躏，即便躯干被摧折撕裂，根须还扎在大地的深层。
在俄罗斯，历史遭遇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巨恶大贪的巧取豪夺和盗窃吞噬是创记录的，贫富两极分化、权力纷争、社会混乱也是创记录的，那么，人民在艰难中何以存活，国家在艰难中何以运转呢？
寡头们有千万和上亿的国外存款、私人飞机和游艇，尽可以到伦敦采购珠宝、豪华住宅。但是免费读书、免费医疗和其他福利政策，因为惠及全国人民，使当局尚未断然取消。免费或低价的住房、设备、小轿车，虽陈旧粗笨却可以继续使用，所以莫斯科有“破拉达比新奔驰跑得快”的民谚。尽管社会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经历了那样一种疯狂的破坏、出卖、争抢和挥霍，但它至今仍然养育着自己的人民。这本身就是奇迹。奇迹的产生，恰恰来自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厚的根基和家底。
历史就是世代的延续。有人会问：难道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不是继承了沙皇俄罗斯的家底吗？是这样。但是家底和家底不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是经济命脉受控于西方的落后国家。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把它归入第三世界。倒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具有概括意义的话：“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家底了。
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是物质的根基，一方面是精神的或者说道义的、人心的根基。正是在失去社会主义的年代里，人们从苦难中重新燃起对十月革命的开创者、战胜法西斯的英雄和祖国建设者的由衷的敬意。他们始终存在于人民的记忆里，并渐次转化为拯救祖国的新的物质力量。对于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苏联的怀念，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最新风景线。历史的颠簸起伏，使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挺身加入祖国辉煌历史捍卫者的行列，甚至在解体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人物，也发出和当时完全相反的声音。
人民的历史选择，从根本上左右着政府的决策。最近几年来，在国家解体的狂乱中被推倒的列宁、斯大林的塑像，被人民重新耸立起来并作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恢复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为目前的俄罗斯国歌，把苏联时代的红五星作为俄军军旗图案和军徽图案，原样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指定为高校历史教科书，与此相关，还进行了一系列国内外政策的调整。由于采取这些有力举措，基本上结束了国家解体初期的混乱倒退局面，经济社会发生重要变化。2005年，伤痕累累的俄罗斯，已经跻身于世界十大经济体。
在经济社会普遍倒退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白俄罗斯是一个特例。1994年卢卡申科当选总统，拒绝“休克疗法”，被西方主流媒体嘲笑为“社会主义复辟”。1996年至2004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66%，2005年达到92%，人均收入位居独联体各国的前列。2005年同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相比，俄罗斯的生产力接近当时的82%，乌克兰不及60%，白俄罗斯却增长到120%。西方当局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几个国家连连得手，却碰壁于白俄罗斯，不仅没有能够颠覆卢卡申科政权，他反而高票当选，出任第三届总统。
人民在比较中认识真理。且不说社会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的年代，甚至像苏联后期，那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成为失去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留在人民心中的美好回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无论俄罗斯还是多数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或者东欧国家，至今还需要为恢复到社会主义最后年度的经济增长率而奋斗。社会主义使人民团结和国家强大，失去社会主义则使他们分裂和倒退。人民在历史运动中作出选择的，正是他们自己的道路。
自世纪之交开始，呼唤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群众性社会运动也渐次复苏，使新自由主义遭遇全球性的阻击。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等国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方面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和显示出勃勃生机，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世界霸权主义加大力度对古巴进行封锁、干涉、演变。然而，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小国古巴站住了。古巴人均收入不及美国1/10，预期寿命、入学率和美国不相上下；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美国《是的！》杂志2006年一篇论及石油问题的文章，承认古巴农业是世界最有利于生态保护和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农业，把这看作是古巴为社会主义创立的一种新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中国特别地引起关注。这个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不断革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取得了快速发展。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遭遇严重困境的时候，中国人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绘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取得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由于这些成就而赢得的世界人民的尊敬，来自中国的领导，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三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人类多数的力量在这里，人民的力量在这里，真理在这里，社会主义也在这里。
社会主义不是关于天国的福音书或者抽象的概念，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生气勃勃的新社会。它存在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实践中。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只能建筑在对人民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实践的信任的基础上，建筑在对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运动是当代世界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它在20世纪的创造，已经融入世界文明，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在经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和陷入低潮的不同阶段之后，各国人、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正在冲破新自由主义的枷锁，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价值。他们的顽强斗争，在世界历史当前的运动中最具生机。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显露走出低潮的某些端倪，开始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
第一，这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和社会交往程度在全球规模上空前提高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开辟新的广阔前景。
第二，这是经历前所未有伟大胜利和惨痛挫败，经历战争的与和平的、执政的与失去执政地位的诸多严峻考验，积累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社会主义。
第三，这是抛弃教条和固定模式，充分尊重人民的探索，更加广泛地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全新历史环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际相结合，到处显示出创造活力的社会主义。
第四，这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厚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社会主义。资本全球扩张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扩张。资本的再生产意味着雇佣劳动的再生产。工人阶级存在着、斗争着。尽管失业率屡创新高，失业者仍然属于工人阶级。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器的所谓中产阶级，包括科技知识分子，在剧烈的社会分化中，很多落入工人阶级队伍。曾经远离资本主义中心的第三世界居民，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牧民、渔民、小手工业者，到前不久还保持着原始部落习俗的原住民，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沦为跨国公司的雇佣劳工。
第五，这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使社会划分了这样的阵营，一方面是占人类极少数而且越来越少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附庸，一方面是占人类绝大多数而且越来越多不同程度地受到压迫、剥削、排挤、边缘化的社会人群。当把一切权益归于自己的时候，也就把一切不满、怨愤、仇恨集于自己了；当把一己权益全球化的时候，这种不满、怨愤、仇恨也就全球化了。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无法根除它所制造的灾难——从生态和环境、妇女儿童、教育科技、道德伦理、民族宗教领域，到战乱、两极分化、贫困、失业、饥饿以及人类生存的各种基本问题，等等。在它之外创造新的社会秩序，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追求。所有为此而斗争的力量，所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力量，所有热爱祖国、捍卫人民权益和文化传统的力量，都多少成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同盟者，都在走向社会主义。
第六，这是日益走向和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人类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权力的游戏》作为一部商业制作的美剧，制作模式本身便存在着诸多不可避免的弊病，前期经费不足导致剧情和人物情节进展较慢、特效场面烘托不充分，而到了后期剧情进展过快，人物线索铺垫不充分，剧情矛盾的不突出，全靠特效撑场面的问题越发明显。但瑕不掩瑜，《权力的游戏》作为奇幻影视改编的一大里程碑式作品，它的存在使得奇幻史诗文学作品的知名度得到显著提升，收获世界范围内的无数粉丝。它的情节、剧情在保持本身的娱乐性的同时，所具有的现实启发意义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看，《权力的游戏》系列电视剧具有着非凡而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