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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德
曾德，简阳德盛集团董事长，简阳市商会副会长。曾德积极响应党中央精准扶贫的号召，带领德盛集团组建帮扶工作组，开展对简阳市新星乡桐麻岭村和飞龙乡方家村的扶贫帮困工作。
建贫困村电商服务站点，持续开展电商培训，邀请简阳市的领导直播带货，安排公司的销售实体售卖脱贫村农产品。
曾德充分利用好线上线下渠道帮助贫困村及贫困户增收。他还协助市政府完成永宁桑葚、新市藤椒等24个“四川扶贫”商标注册，助力创响“四川扶贫”公益商标。
为帮助方家村和桐麻岭村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曾德的德盛集团联合优势名牌企业，积极帮助两个村打造生态农家乐，发展休闲采摘农业，开展乡村绿色生态游，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助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曾德始终坚持教育帮扶和技术扶贫。针对贫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他在简阳市草池镇秀才沟小学建成希望小学，每年资助10名贫困大学生。针对部分脱贫户缺乏种植养殖技术的情况，他联系大型种植养殖企业到村考察，指导村民推广应用新技术。
针对交通不便导致快递物流无法入村的问题，曾德让德盛物流配送中心承担起乡镇“最后一公里配送”。他还引导村民改变原有的单一种植方式，创新推出“盆摘有机蔬菜”，并将其搬入超市、端上宴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曾德还先后组织多场专项招聘会，为贫困户提供销售员、保洁工、驾驶员、信息员等就业岗位，大力开展就业帮扶，力求实现“造血式”扶贫。
开展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针对因疫情无法返岗的农民工（含贫困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对孤寡老人等弱劳动力则实行“保障式”扶贫。
曾德压牢企业联系贫困村及贫困户的帮扶责任。针对两个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问题，他积极推进两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亲民化改造。
4年多以来，德盛集团先后捐资捐物20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约300个，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10多万斤。
2、杨帆
杨帆，简阳市扶贫移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先后荣获简阳市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简阳市“五有五做”好干部等称号。
在扶贫机构重组之初，杨帆第一个主动请缨加入脱贫攻坚队伍。作为综合科负责人，她充分发挥扶贫机构承上启下、协调各方、统筹组织的作用。
担任市扶贫移民服务中心项目科科长、中心副主任以来，杨帆又挑起全市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重担。
面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难度大、遗留问题多的压力和挑战，她从管理制度入手，组织协调各行业部门、镇（街道）有序稳步推动扶贫资金项目工作。
在没有可供借鉴经验做法的情况下，杨帆结合实践、勇于探索，研习历年文件，牵头修订完善实施细则、工作指南，建立扶贫资金项目管理的有效模式，为简阳市扶贫资金项目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作出积极贡献。
杨帆还研究创新扶贫资金项目管理的有效途径。她牵头研究建立“扶贫项目绿色通道”、扶贫项目倒排工期推进制度、项目监管常态化管理制度、扶贫资金项目发现问题跟踪整改制度等，确保扶贫资金项目经得起历史检验。
杨帆主动探索扶贫减贫带贫长效机制。她探索扶贫资金多种投入模式，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在扶贫资金项目规范化管理以及产业扶贫、贫困村集体经济壮大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扶贫是一场攻坚战，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坚持不下去的。”杨帆始终怀着这种激情，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她没有停歇。瞄准简阳市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她正围绕解决相对贫困人口问题以及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继续开拓创新、砥砺前行。
3、刘海川
刘海川，成都简阳市雷家镇石岩寺村驻村干部，是石岩寺村群众心中的“草莓书记”“扶贫好青年”。自2018年6月到村以来，刘海川就在石岩寺村致富脱贫的道路上奔忙。
“要想富、先修路”，两年间，刘海川累计争取到各类帮扶资金超过1000万元，新建村组硬化道路328公里，实现“户户通”，新建蓄水池101口，提灌泵站1座，并牵头建成农业示范园。
脱贫重在增收。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刘海川牵头建成了石岩寺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高品质大棚草莓。他聚焦产业长远发展，打造“石岩草莓”特色品牌，建立产品营销体系，一举成为“盒马鲜生”供应商。
草莓种植户大多都是贫困户，拿不出钱买草莓苗和肥料，刘海川先后贷款8万元，从母亲的手术费里挤出3万元，凑钱借给种植户买草莓种苗买肥料。
按照“分类分级、精准帮扶”的工作思路，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刘海川发展了“家庭养殖”项目，针对全村普通农户推广“茵红李”标准化种植，并成功打造了“石岩土鸡”和“石岩茵红”两个特色农产品牌；
形成了石岩寺村“一莓一鸡一李”的品牌矩阵，让村里“土特产”变成了城里的“抢手货”。
扶贫要扶智。为了让村里的孩子拥有梦想，刘海川利用寒假抢抓工期，将原本透风漏雨、破败不堪的农村小学改建为一所同时拥有塑胶 *** 场、计算教室和图书室的现代化小学。
他还设立专项奖学金，开设驻村干部支教小课堂，建立公益游学机制，开展“走出农村看世界”公益游学活动，让孩子们去看看乡村以外的世界。
在刘海川的带领下，石岩寺村决胜脱贫攻坚，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67%，从贫困村蜕变成为全镇的产业强村。
他也先后荣获简阳市“乡村振兴青年标兵”、成都市“蓉城先锋·党员示范标兵”、新华社“中国网事·感动2020”感动人物称号。
4、刘建国
刘建国，成都东部新区董家埂镇核桃村党支部书记。幼年丧母的刘建国在家乡父老的关怀下成长，为回报家乡，事业小成的他回到核桃村，临危受命担任核桃村党支部书记。
核桃村是省级贫困村，历史遗留问题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脱贫工作异常繁重。刘建国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奋战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线，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繁重的工作曾经让他两度晕倒住院，独生女儿的婚礼也没能亲自 *** 办。
针对核桃村耕地少、村民思想观念落后、人口老龄化严重等实际情况，刘建国想方设法鼓励贫困户勤劳致富，在有限的耕地上最大化地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
刘建国邀请四川省农科院、四川农大的专家实地调研，并与村两委干部反复推敲，最终决定在核桃村发展韭菜产业。面对村民的顾虑及反对，他挨家挨户耐心做思想工作，带领村民到全国最大的韭菜基地实地考察。
通过了解行情、技术，选育优良品种，逐步让村民消除了疑虑。他还与贫困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刘建国坚持不落下一户的原则，将贫困户增收与贫困村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核桃村成立了集体专合社，采取“农业经纪人+村集体+贫困户”的合作运行模式；
建立起贫困户务工收入、效益分成、入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群众利用土地入股，享受合作社的分红，帮助贫困户多渠道、长效稳定增收。
刘建国还创新思路，修建冻库储存农副产品，修建彩钢大棚种植金针菇，修建钢管蔬菜大棚种植绿色大棚蔬菜，建成20千瓦光伏发电助力村集体增收，为村民就近务工创造条件……
在刘建国的带领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核桃村顺利通过脱贫攻坚评估验收，实现脱贫摘帽，并先后获得四川省“文化扶贫示范村”、成都市“三美”示范村等荣誉。刘建国也多次荣获乡村“新乡贤”“优秀支部书记”等称号。
5、吴启红
吴启红是成都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根据组织安排，吴启红来到简阳市石钟镇民强村挂职驻村扶贫。
他用好挂职广安市前锋区副区长分管扶贫和农口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成都大学的各项资源，全力帮助民强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民强村村民奔康致富。
吴启红在产业发展上谋实招，在民强村牵头发展起了“订单农业”项目，即在成都大学扶贫办和后勤处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民强村与成都大学签订相关协议，根据成都大学的需要下订单，民强村的各项农副产品直接供应成都大学食堂和扶贫产品窗口。
“订单农业”项目稳定了民强村农产品销路。在产业做精做特方面，他带领村民大力发展了生态鸡（蛋）、黑土豆、黑玉米、年猪等特色农副产品，并试点发展乡村旅游热点“标配”的民宿经济，推动民强村“一三产业”联动发展，实现了乡村旅游零的突破。
他促进成都大学积极强化和创新在民强村的党建引领脱贫攻坚，配合学校在民强村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学院教工支部和民强村党总支结对共建，通过“以购代捐”帮扶民强村困难群众增收。
他还组织学校多个部门到村支教、对村小教师开展师资培训及到村开展法制宣传。此外，他还积极联系学校师生到村实施乡风民俗墙绘工程、举办田园诗歌文化节，助力乡村振兴。
他还发挥专业优势，组建社会实践团，对民强村的房屋结构、道路桥梁、地质条件和环境保护进行调研和分析，并提交了详细的分析报告和整治意见，助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吴启红在民强村脱贫攻坚战线上真抓实干、迎难而上，在群众心中树立起了良好的人民教师和党员干部形象，连续两年被简阳市授予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
近日，经过现场拉练、综合评估打分， 石狮市 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产业发展类、机制创新类和民生服务类三个类别，评选出10个第二季度擂台大比拼活动项目，并给予100万元奖励金。据介绍，获评的一类项目分别是：锦尚镇港前村“邻里港湾”百万村财创收“一揽子”项目、灵秀镇灵山村寄递物流服务中心助力电商谷延链补链项目；二类项目分别是：宝盖镇仑后村科技园“党建+”邻里中心项目、凤里街道华南社区创新管理体制盘活国有资产项目、鸿山镇邱下村设立乡村服务发展公司提升资源资产运营效益项目；三类项目分别是：湖滨街道新湖社区建立儿童综合服务中心关心关爱自闭症群体项目、祥芝镇湖西村推行“产村融合”打造农村宜居示范区项目、灵秀镇钞坑村金海花园实施“金邻”党建促进和谐小区建设项目、蚶江镇锦江村打造“锦江夜市”集聚滨海旅游人气项目、永宁镇梅林村推行“融合共治”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项目。给定资料
12015年6月13日，2015“筑城广场市民才艺大赛”之“迎接省九运会全民健身 *** 比赛”暨贵阳市“少年强中国强”中小学生健身 *** 大赛，在筑城广场热闹开场。来自贵阳市16所中学的近500名学生表演的“啦啦 *** ”让观众大声叫好。
健身 *** 比赛只不过是筑城广场众多文艺演出中的一项。从市民才艺大赛，到百姓健康舞;从“春黔社”的相声，到编程高手的现场比拼;从吹拉d唱，到唱念做打……2013年以来，随着“筑城大舞台”活动的开展，筑城广场周周烹制文化大餐。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赛事多样、免费报名、零门槛，筑城广场真正发挥了百姓大舞台的作用，吸引了数万市民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广场文化因此成为贵阳市公共文化的标志性平台。
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高。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关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更关乎精神文化家园的丰富繁荣，而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务实举措和有效方式。2015年6月10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第三次联络员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讨论了《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分工方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惠民工作的高度重视。
2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力度，创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与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良好态势，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与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我们去年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时发现，一个农家书屋里，《商务宴请赢在点菜》这本书多达7册，而《深入浅出注册表及BIOS》竟有12册。一个书屋总共才1000册书，配这样的书，还配这么多本，农民真能用得上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立在政协界别联组会上直言，一些地方的农家书屋在书籍选配、管理服务、效益发挥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吴玉霞表示，现在很多地方新建的文体场馆，面积、设施、规模均比过去有大的提升，甚至一些区域算得上是“大手笔”，但软硬件不匹配的问题比较突出。“场馆同所开展的活动、设备设施的维护水准、老百姓的文化期待，尤其是应展现的文化内核之间还有差距。”吴玉霞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则认为，近年来，我国文化场馆设施等硬件建设不断完善，相形之下，公共文化管理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等软件建设却难以与之匹配。“比如广东某地级市，经济发达，文化设施也很高端，仅造型现代、空间充足、设施完备的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就有好几处。但一些馆每天的参观者只有二三十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缺乏高素质文化管理人才。”吴为山表示，农村文化管理人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政府抽调文化站长去为文化之外的“中心工作”打杂或兼职，文化站常年“铁将军”把门，“空壳站”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少，造成乡镇文化站阵地丢失严重。
也有不少人认为，之所以国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与老百姓实际文化需求之间有不匹配之处，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理念上。
“尤其是对于农村，要尊重农村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能总拿精英文化、城市文化的标准去评判民间文化。很多农民可能不识字，但他能给你讲三国、讲红楼、讲民间小戏。只有充分尊重民间文化，你才知道它的根基有多深厚。”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常年扎在乡村，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感触颇深。“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在做得很好，但更应该注重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需求。就好比你说西餐好，有营养，非要我吃西餐，可我的胃口偏偏就不适合吃西餐。所以在服务过程中，彼此的尊重和了解是一个必要前提。”潘鲁生说。
“对于我们应该提供怎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内容和方法上，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这不是坐在研究室里闭门造车，或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南北方的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市民、渔民、牧民、农民的文化需求也各不相同。”陈立说。
尽管城镇化发展使得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区域、城乡和群体不均衡的现象仍然突出。从城乡看，各级财政对县及县以下农村文化投入仍然较少。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从群体看，当前针对老人、少年儿童、残疾人、农民工和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公共文化资源和项目普遍偏少，公共文化服务群体间差距仍然明显。这一系列的问题凸显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力度的重要性。
3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于改善国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质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政府不断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与软件设施的配套，构建高效能的公共文化体系。新加坡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许多做法值得借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加大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通过新建和翻新建筑改善文化设施，形成了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等为主体的公共文化建筑群。此外，还有新加坡华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等文化团体，定期举办公共文化活动。这些类型不同的公共文化设施，针对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提供多种类型、多样风格的公共文化服务。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为加强种族和谐、鼓励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在不同的节假日，政府支持举办不同族群的各种文化活动，比如每年春节和中秋节，都要举行如“新年亮灯仪式”“妆艺大”“月圆河畔庆中秋”等文化活动，吸引上百万民众参与。在印度人聚居地“小印度”，每年根据其种族文化、宗教信仰，举办屠妖节、蹈火节等庆祝活动。此外，新加坡还举办“新加坡艺术节”“新加坡艺术双年展”“新加坡文化遗产节”和“百盛社区艺术节”等多项活动。丰富多彩的族群和全民文化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新加坡民众参与。
除了各个族群的节庆活动，新加坡政府和基层组织还组织举办了为数众多、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活动。新加坡人民协会自2012年起每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百盛社区艺术节”，组织民众联络所(俱乐部)属下100多个文化艺术团体的数千名社区艺术工作者和专业艺术工作者联合举办200余场表演、展览等艺术活动，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参与。2014年5月开始，新加坡政府推动发展社区艺术凝聚点，计划2015年设立10余个，推动艺术融入人们生活。此外，新加坡各民众俱乐部还利用其完善的设施，定期举办众多合唱、舞蹈、音乐、书法、绘画、体育等活动，丰富人们的社区文化生活。
在新加坡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新加坡政府充分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大包大揽、不计成本，而是一直争取社会力量的加入。比如人民协会在建设民众联络所(俱乐部)时，政府拨款90%、自筹10%;新加坡艺术节政府拨款60%、组委会自筹25%、票房收入15%;国家美术馆政府拨款60%~80%，自筹20%~40%。政府财政拨款和自行筹措社会捐赠等资金已经成为新加坡公共文化机构运作的常态化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既确保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性，又可鼓励其面向市场保持活力和一定的竞争力，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语言，构成了社会的一大特征。新加坡政府部门通过各种公共文化活动大力培育和谐融洽的多元文化，培养国民共同的价值观，增进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是由于新加坡注重培育和谐融洽的多元文化，才形成了如今不同宗教信仰、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风气，散发出独特而多元的文化魅力。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也成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新加坡在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注重展现自己作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汇点的地域特色，通过整合多元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其本土文化也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知名度。
新加坡每年各类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的社区活动达65万余场，参与人数达到800多万人次，反映出新加坡社区基层组织异常活跃的特点。新加坡的社区基层组织主要是由新加坡的法定机构人民协会领导的民众联络所(倶乐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全岛已经建成由100多个民众联络所(俱乐部)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为社区民众提供高效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对政府的文化治理也起着巨大的补充作用。民众联络所(俱乐部)定期组织居民开展群体公共文化活动，每逢节假日还有各种种族文化庆祝活动，已经成为新加坡民众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加坡政府认为文化艺术不仅是值得欣赏的，更应该是可以参与和互动的，所以，非常重视政府主导下的大众参与。2012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布《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报告》，将推动新加坡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文化艺术将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等理念，大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并通过多种措施吸引公众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培养其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习惯，确保每个人不分年龄、种族、收入和教育，都有计划参与和接触文化艺术，让文化触手可及，使公众把文化艺术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公共文化活动组织方面，新加坡坚持民众需求第一的原则，如民众联络所(俱乐部)采用家访、发放问卷等做法及时了解民众的文化需求，有效地提高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和水平。
42015年7月2日，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道办事处雁中社区，民间腰鼓队队长老蒋带着30位队员摆开排练的“阵势”。“我们每天下午都会在院坝里排练两个小时，一年多以来基本做到风雨无阻。”
老蒋口中的“院坝”，是社区内集文化宣传、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文明创建、道德讲堂等为一体的幸福美丽乡村(社区)文化院坝。她说，在文化院坝的“孵化”下，雁中社区已发展5支活跃的群众文化队伍。
2014年以来，四川省在德阳市成功试点331个文化院坝后，又在全省范围内铺开建成了4000多个。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文化院坝已成为四川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性平台，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注入了文化基因。
“社区的文化院坝虽然不大，但图书室、健身院坝、棋牌室啥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简阳市简城镇张家社区居民杨女士每天傍晚都会来文化院坝跳一小时广场舞。杨女士说，虽然在一个社区里住着，但邻居们平时来往并不多，“文化院坝建起来以后，乡里乡亲大家一起跳跳舞，邻里氛围一下子热络了不少。”在她的带动下，她的儿子、小孙女也经常一起来文化院坝打乒乓球。小小的文化院坝能够吸引杨女士一家人，得益于文化院坝的“多功能性”。软件打造上，文化院坝不断在做“加法”：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构的作用，建成整合组织、宣传、文化、农业、科技、教体、卫计等功能为一体的大文化“综合体”。硬件建设上，文化院坝却尽可能做“减法”：将基础设施化零为整，以综合文化站(室)为依托，将已建的文化广播、放映、农家书屋、健身娱乐等设施相对集中设置，不盲目投入，不搞大拆大建。目前，四川省已出台《文化院坝保障指标体系》，从硬件、软件、活动三个层面对乡镇、村、社区三类、三级文化院坝的建设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保证共性的同时，文化大院也没有忽略因地制宜发展个性，展示四川省各地文化特色。宜宾高县庆岭乡文武村的文化院坝突出打造“勤、和、乐”主题文化，把文化院坝办成了村民学习花卉种植技术的培训点;广元永宁镇的火龙、杜里社区的“坝坝恳谈会”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活动。
“请到美丽蓥华来，这里景色惹人爱……”什邡市蓥华镇的文化院坝建立才一年多，但从这个院坝里传出的名为《请到美丽蓥华来》的歌曲已从蓥华镇传唱到了德阳。蓥华镇副镇长廖建华说，蓥华镇的文化院坝修好后，广场舞开始在镇里风靡起来，经过一年的“孵化”，群众依托文化院坝平台组建了8个乡村坝坝舞团，共200余人。“文化大院邀请音乐爱好者专门以蓥华的自然、人文特色为元素创作了《请到美丽蓥华来》，还从市文化馆请来文化专干为歌曲编舞。”蓥华镇坝坝舞队成员王某告诉记者，文化院坝还有军鼓队、龙灯队、秧歌队、腰鼓队、蓥华艺术团等民间文艺组织，培养了500余名文艺骨干。“2014年，我们还到德阳演出，圆了我一直以来的‘舞台梦’。谁说只能艺术家们送文化下乡我们业余文艺爱好者一样可以登台‘送文化进城’。”有了文化阵地和文化队伍，文化惠民也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围绕群众需求，文化大院“孵化”出的各民间文艺队伍承接政府购买文化服务项目，也圆了当地群众在家门口看演出的梦想。泸州泸县文广新局局长游某说，“我们县里多的是农民演艺团队，政府购买了10多支团队的演出，可以保证每个村的文化大院每年至少能看两场免费演出。”
鼓励老百姓办自己的文化大院是眉山的特色。文某是眉山丹棱县一位普通农民，他一手创办的文化院坝成了村民们的“公共客厅”。从2011年将自家KTV室向村民开放起，文某陆续投入20多万元，将自家院子打造成集健身场、阅览室、书画室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院坝。同样是村民自办，德阳绵竹市汉旺镇青龙村的文化院坝却是“众筹”来的。2014年，青龙村村民自发出钱出力，围绕村里的古树修建了文化院坝。宜宾长宁县古河镇红色村与当地村企“好姐妹合作社”以股份合作的形式，投资建起了300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和大舞台。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宜宾市投入文化院坝建设试点的6000余万元资金中，社会投入总体折算资金达2000余万元。
在文化大院遴选农村文化能人，建立“文化管家、文化专家、文化义工”三支队伍是德阳的做法。德阳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三支队伍”中，文化管家由院坝配备，负责日常管理和活动组织;文化专家由院坝聘请，多是当地有专长的文艺人才;而文化义工则由文明办、团委、妇联等部门招募，为文化院坝提供志愿服务。在宜宾珙县，文化院坝交由“群众文化理事会”来管理。理事会中，基层文化专干、当地企事业单位代表、业余文化骨干和文艺爱好者都可以通过竞选成为理事会成员。珙县文广新局副局长罗某说，由于理事会吸引了大量本土优秀文化人才和热心文化人士参与，文化院坝在乡村开展活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5近年来，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居民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多门类、多层次、多类型的文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也被激发出来，并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渗透下不断升级，文化消费逐步呈现出信息化、个性化、全球化、主流化等特征。
即便如此，从整体上看我国文化消费的潜力依然巨大，文化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文化消费将出现爆发式增长。我国人均GDP在2012年就超过6000美元，但文化消费市场并未出现爆发式增长，在人均GDP同等水平下，我国文化消费规模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文化消费潜在市场规模约为47万亿元，文化消费缺口约为37万亿元。
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某看来，文化消费市场规模发展增速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量文化产品没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和需求相比，供给是个更主要的问题。文化是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市场。有好的文化产品，相应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比如看，好的就能满座，有的就没多少观众。”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某则认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业态、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发生急剧变化，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少传统文化企业尚未找到适合互联网特征的商业模式，影响了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与以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不同，如今消费已进入个性化、多样化新阶段，文化消费更是如此。一方面，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正在变化，博客控、手机控、微博控、微信控、电商购物狂等形成了新的消费态度和消费习惯，与传统的消费模式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也发生了代际转换，80后、90后开始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消费的取向、趣味、审美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格局。
从总体上看，我国国内文化消费市场仍处在数量引导的初级阶段，尚未达到质量引导的阶段。“文化消费市场d性比较大，刚需部分比较弱，有些文化产品质量好则效益突出，多数质量不高则创造的效益也不大。比如许多欧美的动画大片一到国内就能带动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元的总票房，反观国内的动画可能不到三四千万元，全部上映的影片平均下来大概一两千万元，差别很大。”陈某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由于原创能力不足、优秀创意少，文化市场既缺乏广泛认同的精品力作和拳头产品，也缺乏质优价廉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少文化产品在消费环节遭受冷遇，难以获得应有的市场价值。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短。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按照市场发展规律，建立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尤为重要。但长期以来，政府统管各项文化事业，造成角色错位、管办不分等问题。目前，仍有大量国有文化产业单位从生产到管理由政府统包统揽。这样既割断了文化单位与市场的联系、剥夺了文化单位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又无法真正反映消费者文化需求，最终造成文化产品消费者与文化产品经营者之间的分隔，造成文化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均衡。
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文化消费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市民就是享受，为什么还要花钱去搞文化消费因此文化消费的“等、靠、要”现象广泛存在。数据可以印证：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日前组织的课题《国民文化消费状况调查》显示，每个月文化消费支出在50元以下的居民占18%;50元至100元的居民占30%;101元至300元的居民占33%;301元至500元的居民占13%;501元至1000元的居民占4%;1000元以上的居民占2%。
“事实上现在政府确实拿出大量资金在搞惠民的文化工程，为老百姓提供文化服务，但是真正的文化消费还要靠市场。”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某如是说。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将从之前单纯支持供给方向同时支持、补贴供给方和消费方转变，积极引导文化产品生产，进一步推动完善文化市场体系。
6“文”在甲骨文中寓意“大象有形”;“化”在甲骨文中形为“二人相背”，寓意“相附随行、交变无从”，“文化”本义为饰繁衍生、意合天地，自此而来都有以民为本、变化改革的意思。
文化惠民，就是把保障和改善人民的文化权益、文化环境、文化供给和文化服务，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纳入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工作机制和工作任务与目标之中，并为此而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积极组织和激励社会文化创造与文化生产，以确保社会成员能够随着生活节拍和时代频率的变奏和加快而始终处于良好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生态之中，并得到优质的文化消费和高尚的文化享受。
如果说老百姓不出钱买票就能看大戏、看“把式”，是一个创举，那么，让长期扎根于生活底层的草根演员和他们的草台班子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登台亮相，表演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歌、鼓乐、二人台、秧歌调等，就更是一个创举了。此举的优点就是它在让众多民间“绝活”得以名世的同时，也给了老百姓以参与表演的机会，从而使热烈的互动很快便转化成为强烈的共鸣。老百姓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一下子变成了主动的文化创造者，这种由文化角色转换而形成的心理投影所展示的，便是作为文化之主人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角色的转换，而且更是一次对人民大众文化自觉的强化和凸显。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惠民，就是要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的同时，更要唤醒和树立人民的文化自觉。因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来说，只有真正具有了文化的自觉，树立了文化的自信，才是真正的强大，才能持久地发展，才会不断地提升，而实现文化惠民的目标、效能和作用，也正在于此。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2”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请对这些问题予以归纳概括。(10分)
要求：全面准确，条理清晰，分条归纳，不超过250字。
二、“给定资料3”介绍了新加坡所构建的高效能公共文化体系，谈谈你从中能获得哪些启示。(10分)
要求：
(1)紧扣材料，观点明确;
(2)分析深入，内容全面;
(3)不超过350字。
三、假设你是市文化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针对资料中的事例，请你以“文化院坝创造文化发展新活力”为主题，给文化局网站写一篇新闻稿。(20分)
要求：内容生动、全面，语言流畅，条理清晰，不超过400字。
四、某次辩论赛的辩题是“居民文化消费‘等、靠、要’，市场潜力待激发”。假设你是参赛的正方辩手，请紧扣“给定资料5”，列举一下你方应当阐述的主要论据。(20分)
要求：
(1)全面准确;
(2)有针对性;
(3)分条罗列;
(4)不超过350字。
五、根据给定资料，结合我国实际，以“文化惠民与文化自觉”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
(1)观点正确，主题鲜明，分析合理;
(2)语言流畅，条理清晰;
(3)总字数1000~1200字。银川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从以下可以看出；
银川市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平原中部。东与吴忠市盐池县接壤；西依贺兰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为邻；南与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北接石嘴山市平罗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相邻。总面积94910平方公里。200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07平方公里。下辖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2007年，各县（市）区共辖23个街道办事处、21个镇、6个乡和204个居委会、272个村民委员会。全市总人口1487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949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379%，回族人口为3861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595%。
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003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496亿元，增长49%；第二产业增加值19443亿元，增长170%；第三产业增加值18091亿元，增长118%。三次产业比例为62∶486∶452。全市人均生产总值27280元，比上年增长106%。2007年，银川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185元，比上年增长21%；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 302元，比上年增长132%。
历史积淀丰厚。3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遗址和镇北堡、暖泉等处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银川地区发现最早的居民点。汉成帝阳朔年间（公元前24年前后）建北典农城，此为银川建城之始，后改称兴庆府为其首府。元置中兴路，后改为宁夏府路。明设宁夏府，清沿明制仍为宁夏府治。民国时期( 1929年)成立宁夏省，银川系省会，时称宁夏省城。1944年4月宁夏省城定名为银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为宁夏省会。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银川市为甘肃省银川专署所在地。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为自治区首府，是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化多元鲜明。银川是全国101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雄浑的贺兰山与黄河，一起造就了银川平原，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文明。历史的年轮、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中原文化、边塞文化、河套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激荡交融，浓郁的回乡风情，雄浑的大漠风光，秀丽的塞上水色，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文化，构成了“雄浑贺兰、多彩银川”的城市形象，形成了“塞上湖城、西夏古都、回族之乡”的鲜明特色，锤炼成“包容、诚信、自强、创新”的城市品格。
区位优势明显。银川是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重要商贸城市，位于“呼-包－银-兰-青经济带”的中心地段，也是宁蒙陕甘周边约50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人口约1000万，区位优势明显。银川交通便捷，现已形成了公路、铁路、航空为主的立体交通网。4条国道、4条省道从境内穿越。银川至青岛、丹东至拉萨高速公路在银川汇聚贯通，机场高速、环城高速公路建成使用。包兰铁路纵贯银川南北，成为银川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正在建设的银太铁路，将使银川与东部沿海的联系更加便捷。银川河东机场目前已开通了40多条航线，银川空港口岸投入使用，拉近了银川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距离。
目前，紧紧围绕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以“水、绿、路”为重点, 大规模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布局及功能分区日趋合理。已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全国节水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连续六年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正在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和最高“人居奖”。深入实施兴工强市，加快建设宁东国家级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发酵及生物制药基地、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产业基地、机械电器制造基地、新材料生产基地、羊绒及其制品生产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等七大产业基地建设，积极打造区域性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区域性交通运输中心、区域性现代服务业中心和西部旅游目的地城市，力争到2011把银川市基本建成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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