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斯基问题,懂的请进

喀喇沁土地上的中华民族英雄
三、废旧制，树新风
贡桑诺尔布承袭王位以后，为了实现他变革图强、振兴蒙古民族的夙愿，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在喀喇沁右旗开了一代新风，得到了蒙汉官员和民众的拥戴。
（一）废除跪拜礼
喀喇沁右旗向来实行跪拜礼，进见礼为单腿跪请安，叩拜礼为两跪六叩，谢赏礼为一跪一叩，后改为一跪三叩。传到贡王时，拜寿、谢赏都实行三拜九叩礼，如同参拜皇帝一样，王爷不回礼。王爷只对本族近支长辈行家礼，为了突出王爷的旗主身分，受礼的尊长必须再三谦让，离座将王爷扶起，以表示不敢领受之意。贡桑诺尔布承袭王位以后，废除了跪拜礼，改为鞠躬礼,男子为治飞行恐惧症逼自己住客机1个月。
以往，印务处官员和管旗章京会见王爷时都必须垂手站立，没有座位，贡王执政后，府内官员向札萨克汇报、请示问题或者提出建议时,你厉害吗？来过5关试试～，贡王都让他们坐在座位上畅谈，这些举措，使官员们深感慰藉。
（二）开展识字运动
贡桑诺尔布袭职时，旗民中绝大多数人不识字。为启民智，贡桑诺尔布在本旗组织开展了识字运动。具体做法是：首先用英文字母创造出一种简易的蒙文拼写方法，先在军队中试行，取得经验以后，逐渐推广到旗民中去。贡桑诺尔布六十多岁的老母亲也参加了识字运动。由于贡王母亲带头，识字运动很快在旗内开展起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多数人具备了阅读报纸的能力。
（三）限制蒙古民众送子入庙当喇嘛
清廷的宗教政策是“因其教，不易其俗”。清王朝利用蒙古民众对喇嘛教的信仰，把喇嘛教当成了统治和控制蒙古民众的工具。为了鼓励蒙古民众送子入庙当喇嘛，清廷规定对喇嘛不征税赋，不派差役，而且尊重喇嘛，并在各地广建寺庙。据吴禄贞（吴绶卿）《经营蒙古条议》所记，当时蒙古“平民日事力役，不赡其生；喇嘛则安坐闲食，差徭不加……以此之故，为喇嘛者日益众。”陈祖善《东蒙古纪程·蒙古新乐府八首·黄教》惊叹：“梵王法力真超妙，群僧千百宣佛号，王公大人竞布施，愚民迷信安足道。有子三两人，一子须入庙，当年立法计万全，那知祸福难逆料！吁嗟乎，黄教！”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载：当时的喇嘛,new air jordans shoes，“占本旗蒙人十分之三”。这么多人出家当喇嘛，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一是众多喇嘛不从事生产,jordan fusion，是纯粹的消费阶层，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迟滞作用。二是喇嘛不准娶妻生子，限制了蒙古民族人口的增长,mens ralph lauren；三是致使蒙古民族失去了雄武之风。正如吴禄贞《经营蒙古条议》所评：“蒙古兵威之盛，夙著名于历史……乃自受黄教之感召，昔时雄武刚健之风一变而成卑屈柔顺之俗。”四是影响社会治安。在为数众多的喇嘛之中，不乏枉法奸诈之徒，不守戒律的，巧取豪夺的，蒙骗拐带的，奸人妻女的，违法之事时有发生。当时，在一些喇嘛的蛊惑下，有些蒙古族妇女甚至认为与喇嘛通奸就是与神在交流，影响了许多蒙古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贡桑诺尔布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蒙古人口，重振蒙古雄武之风，下达两条训令，要求加强对喇嘛庙的管理和限制旗民子弟入庙当喇嘛。训令特别提到：“今后有两三子者，不允许再送去当喇嘛……其有胆敢抗违本令者，务将其押送至本札萨克衙门，听候法办。”力度之大，可想而知。自此，蒙古民众送子入庙当喇嘛的越来越少了。另外，对不守戒律的喇嘛令其还俗回乡，当时，这是对喇嘛的较重处罚。这两项措施，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遣散戏班
道光年间，贡桑诺尔布的祖父色伯克多尔济在王府后花园建成了一座戏台，王府挑选蒙古族子弟，教演戏曲，上台演戏，平时服役，称为“子弟班”。当时，王府从北京等地聘请了导演、名演员和琴师教授“子弟班”。旺王时期，又在王府东院建成一座戏楼名叫“燕贻堂”，购买了大量行头，添置了许多道具，并从北京和内地延请了一些文武名角，经常在“燕贻堂”演出。旺王喜欢京剧，天天督促戏班排练，以听歌看戏为乐，宠信优伶，疏于政务，旗民对此相当反感。
贡桑诺尔布雄怀大略，励志图强，袭职以后，立即解散了戏班，遣散了所有优伶，根据优伶们的个人才能，有的留在府内继续当差，有的让他们回家务农。王府的戏箱、行头、道具等,英国羊群列队摆出蒙娜丽莎造型(图)，都卖掉了。史料记载，当时“一片锣鼓笙歌钧天雅奏之大舞台，一变而为风琴号笛军乐悠扬之 *** 场矣。”后来，又对燕贻堂进行了改造，在那里建起了毓正女学校。旗内民众对遣散戏班的举动交口称赞。
（五）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的喀喇沁右旗，将人分为王（又有亲王、郡王之分）、公（镇国公、辅国公）、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台吉（分一、二、三、四等）、旗丁、家丁、家奴、喇嘛、喇嘛奴等若干等级。
贡桑诺尔布袭职后，公布了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训令，将过去没有旗籍和受奴役的下层民众，一律视为“阿拉特”（有旗籍的平民），都登记在“红档册”（旗民户口簿）上，废除了他们的子女必须充当奴婢的制度，其中有才干者还可以得到提拔使用。另外，官员晋谒贡王时，以官职自称，没有官职的，以名字自称，任何人不得自称“包勒”（奴隶）。
贡桑诺尔布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蒙古王公，能在封建社会主动提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实践人人平等的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喀喇沁右旗，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六）改革税制、成立度支局
康熙五十六年（1712年），清朝政府曾对税制进行过一次较大的改革，就是把康熙五十五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规定即使以后增加人口，也“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摊到田赋中，统称为“地丁银”，至此，自汉朝以来就开始实行的人头税被废除了。可是，这项改革在蒙古地区并没有实行，蒙旗仍然照旧例按丁纳税。丁税无定额，加重了旗民的负担。当时的喀喇沁右旗，多数蒙古民众已经放弃游牧生产，转而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有自己的田地，只是数量不等。按照旧制，贵族是不纳赋税、不出差徭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税赋差徭都按丁数落到了仅占有少量土地的普通蒙古民众的身上，这是极不合理的。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载：“旗内定额箭丁（又曰披甲）六千户，除逃往哲里木、昭乌达两盟种地谋生者外，本旗所存箭丁只二千五百余户。此内：又除本旗额兵百七十六户；与亲身当差及各塔不囊之随侍，不出差徭者七百余户，仅剩一千八百余户。”由一千八百户承担六千户的税赋差徭，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在此之前，为躲避沉重的赋税，有许多人家逃往东部各旗，或将子弟送往庙里去当喇嘛。当时，尽管普通蒙古民众家庭所承担的税赋差徭很重，但毕竟纳税人口少，本旗的财政还是很困难的。贡桑诺尔布发现了这一弊端，袭职后立即对税制进行了改革，他在旗内实行了按各户所占有的土地亩数纳税的办法，把收税的无限制改为定额制，规定头等户每年课税六贯，二等户每年课税四贯，二等以下贫困户一律免征课税。税制改革以后，贡桑诺尔布下令，禁止旗内各级官员在法定税金以外向旗民摊派任何税款。税制改革后，普通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有效地遏制了旗民为躲避沉重的税赋差徭而逃往他旗的势头，旗署衙门的财政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长。
贡桑诺尔布袭职后，改革了王府的财政体制，分设了两个理财部门，一个叫度支局，一个叫管事处。度支局专管旗务公产，其资金来源有旗务差徭（对应出差役而未出者收取的钱物）、地租（摊入土地的税金收入）、旗规（对制酒业的税收）、山分（对到旗属公产山场打柴的户收取的管理费）等。度支局的职能为编制年度预算，量入为出，统一掌握旗公务开支，并在年终作出决算。管事处是管理王府私产的机构，专理王府地租、山分、抽分、捐税、地基、窑口等王府私产。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度支局岁入28975吊，岁出24260吊。管事处岁入51095吊，岁出27944吊。汪国钧特别提到“喀喇沁王于旗务并无沾润，于私产（这里所说的喀喇沁王的私产，是指贡桑诺尔布与福晋每年的俸禄及朝廷拨给的进京轮值的费用等——引者）上每年所得不过二、三千两耳。而此款均归福晋收藏，该王每用一文，须归福晋监督，不敢浪费也。”度支局成立后，由于精打细算，使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尤其在支持贡桑诺尔布推行新政特别是为办学、练兵、办实业筹措资金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按贡桑诺尔布的要求，度支局每年都把决算书张贴全旗各地，公布在民众面前，使全旗各族群众对旗内的财政情况有所了解。
（七）革除暴政，厚待属民
贡桑诺尔布的父亲旺都特那木济勒很可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并有虐待狂倾向，在旗民的眼里，他是一个暴虐之王，其专横残暴、动辄滥施威之事不胜枚举。为了说明革除其暴政之必要，不妨举一些例子。
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载：“旗主出门走路或在府门闲坐，过往人等，无论蒙汉，皆须下车下马，稍有迟慢，捉来鞭楚之”。旺王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动怒，一动怒就让打手打人，经常把下人打得头破血流。吃饭的时候，他经常掀桌抛碗，或者将羹匙磕扁，或者把筷子折断，所有损毁的物品，都让触怒他的人赔偿。王爷用的，都是贵重物品，一般人即使有钱，一时也很难买到。一些人为避祸，只好到外地躲避，回来以后，要罪上加罪，有的甚至被没收财产，拆毁房屋，“或罪其妻孥，所不免也”。王府内的差役向旺王回禀言语，“不得错回一句。如错回一字，扣打十鞭，按日注册详记，每一月合算一次，积至一百鞭,ralph lauren online shopping，或罚或打算清后，再行另注，分毫不宥也”。有一个姓汪的叫希朗阿的人，因一件小事触怒了旺王，旺王当时刚喝完酒，“将料香成籽（束）点之，命希某置于身上炙之，未及一小时，全身烧遍……是夜在府中毙命。”后来旺王赏给希朗阿家属养赡钱二百吊，免其差二十年，领尸埋葬了事。后来，又有一个姓汪名叫六十九的人，被人诬告捕到府中，“吊诸梁柱，经夜毙命”，旺王也只是援照“希朗阿之例赏钱二百吊，免其子之差二十年，平息了此事”。从那以后，旺王每打人之后，动不动就说：“豁出一千吊，则打死汝辈五人何妨！”对于王府上下数百名差役，旺王只允许王府每天发给每人两木勺小米饭，永远不让他们吃饱；为了防止差役偷懒，甚至不准他们随意大小便，将厕所上锁，旺王自掌钥匙。在旺王时期，诸如此类的残暴行为和灭绝人性的清规戒律不一而足。
贡桑诺尔布承袭王位以后，革除了种种暴政和戒律，厚待旗民和府内差役，极少打骂处罚。同时，取消了府内差役每人每天只给两木勺小米饭的限制；废除了王府传统的奴婢制度，将府内二十岁以上的婢女遣散回乡，交给他们的父母，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另外，减免了人民负担的无限徭制，而改为定额制。长期在旺王统治下的旗民，好像卸下了重负，人们对这位新王爷有了较好的印象。
（八）提倡文明结婚
当时喀喇沁右旗的蒙古人结婚有一套完整的仪式。一般平民结婚程序如下：
一是定亲。蒙古族男婚女嫁同样要依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方父母偷偷地相媳妇，认为合适即央媒人领儿子去女方家中求亲；如果女方父母同意，就设宴款待，并在筵席上定下定亲日期。定亲时，男方给女方四盒（内装酒、肉、面、粉条）礼，给姑娘戴坠子、戴镯子，再送一身定亲衣，姑娘向翁姑敬酒，翁姑给赏钱。
二是娶亲。娶亲前三天，男方要把大四盒礼送到女方家，女方陪嫁一对柜、一对春凳及茶坛、掸瓶、帽盒、匣子等奁礼。娶亲要出动两辆车，一辆小车子是接新媳妇的，一辆大车是运嫁妆的。娶亲要去七个人，一名押车的小姑娘，两名车夫，新郎和一名陪员，还有两名“忽答”（意为亲家），其中一名首席“忽答”是新郎本家的近亲属，另一名“二忽答”是男家邀请的能说会唱并会念经文的人。迎亲仪式有献礼物、唱赞歌、吃下马饭、敬天地、敬岳父母、求名、求岁数、打扮新郎、吃上马饭、辞行等。
三是结婚仪式。有拜天地、分头、祭火神、新娘妆饰、拜翁姑、认亲友、宴请宾客、闹洞房等。每个项目都有固定的程式，相当繁琐。以接待送亲宾客为例，蒙古族送亲的队伍十分庞大，少则三四十人，多则百八十人，对送亲的不论翁、童、媪、姑，新郎及其父母都要一一敬酒，按礼节，还要准备果品、名茶，请吃下马饭，办宴席，送他们走的时候还要请吃上马饭等等。
四是新娘的娘家季季接女回家。男女青年结婚以后，新娘的娘家三天后要把姑娘接回去住十天，第一年每季度都要接姑娘回一次娘家，居住期限分别为十天、二十天和一个月，并且男家每次都要给女家带礼物。
这一套繁琐的结婚程序，耗费金钱、时间和精力，加重了男女双方的经济负担，甚至为贫困的人家所难以承受。
二十世纪初，东南沿海各大商埠和都会兴起文明结婚，后传至北京。文明结婚是与传统的旧式结婚相对而言，其主要特点是：
1．既尊重和肯定父母有为自己子女主婚的权利，同时也尊重婚姻当事人的权利，结婚当事人和家长对双方缔结婚约均无意见后才定婚姻。
2．废除旧式结婚程序的繁文缛节，凡男方通信过礼、女方陪嫁、送妆奁等先期性、过渡性礼节仪式一律从简，双方各自量力而行，不拘泥于传统礼仪。
3．无宗教色彩，实行百无禁忌。首先否定命相、属相相合相犯的说法，也不要所谓的“龙凤帖”，只买一式两份的新式结婚证书，男女双方自行填写上姓名、年龄、出生年月，等到结婚典礼时，由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盖章用印即妥。婚礼上不拜天地，对任何长辈不跪拜，只行鞠躬礼，免去传统婚礼中过于陈旧的琐礼。
4．迎娶之日，仍邀请亲友参加婚礼，根据经济条件，安排酒宴，亲友仍送贺礼、喜幛等，贺词不拘新旧。参加婚礼的人员着装自便。
贡桑诺尔布进京轮值，见京城的新式结婚既隆重喜庆又文明节俭，便决意在喀喇沁右旗推而广之，简化蒙古婚礼中繁琐的程序，去除蒙古人结婚铺张浪费的陋习。
贡桑诺尔布回旗后大力提倡文明结婚。在他的倡导下，崇正文学堂、毓正女学堂、守正武学堂的学生结婚时，一般都采用文明结婚形式，贡桑诺尔布每次都要在大红纸上亲笔书写“文明结婚”四个大字作为贺匾，派人送到结婚典礼现场表示祝贺。以后，新式婚礼逐步推广到了民间。贡桑诺尔布提倡文明结婚之举，开了喀喇沁右旗文明结婚新风。
（九）培养行政人才
清朝政府早期实行的蒙禁政策，造成喀喇沁右旗与外界的交往甚少，闭塞、保守是这里的两大特点。这里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制，管理社会事务的多数是贵族。一些蒙古贵族，尤其是担任中下层官员的蒙古贵族，极少靠能力来管理地方事务，多数靠特权来办事。当时，一些官员墨守成规、贪污腐化，一些参领、佐领老朽昏庸，他们中的不少人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初次听到世界上还有比中国大的国家时，竟大为吃惊。
贡桑诺尔布要强旗富民,需要有一批新型的有知识的行政人才。为了培养这类人才，他曾授意崇正学堂的师生，组成了一个专门研究地方行政和“参佐制度”的政治小组，并给这个小组起了个名字叫“崇德学社”。该社定期开会，贡桑诺尔布有时也参加会议，在会上，他多次坦率地倾吐自己的见解。他还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培养从事地方行政的人才，想把老朽昏庸、贪污腐化的参领、佐领逐渐地加以淘汰，用一代新人来代替。为了避免守旧分子的猜疑和情绪上的不安，政治训练班表面冠以师范班的名义。
贡桑诺尔布后来被钦命为御前行走，驻京当差，旗务委托他人代理。为了保证旗务正常开展，他起用了一些当年“崇德学社”和政治训练班培养出来的行政管理人才，担任旗内各种职务。这些人有知识，有能力，在各自的职位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政绩，被传为佳话。民国时期，“崇德学社”和政治训练班的一些成员担任了较高的行政职务。还有一些成员很早就投身于领导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有一部分人担任了党政领导职务。
（十）惩治贪污腐化官员
贡桑诺尔布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当时，王府有一个叫阿拉麻斯敖其尔（汉名赵鹤亭）的官员，在旺都特那木济勒时期被起用，贡桑诺尔布当政后曾任命他为王府长史（即总管）、管旗章京等职。贡桑诺尔布创办学堂，他积极筹措经费，在平定金丹道暴动和歼灭进入喀喇沁右旗的“义和团”的战斗中他都是指挥人员，平时对王府卫队有节制之责。可以说，阿拉麻斯敖其尔在很多方面为贡桑诺尔布实行新政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但他也是一个贪污腐化分子。据吴恩和、邢复礼所著《贡桑诺尔布》一文记载，阿拉麻斯敖其尔在办理王府公事的同时,timberland shoe，侵公肥私，自己趁机“修筑华屋，每天请几十个喇嘛念经，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俨然是一个暴发户”。阿拉麻斯敖其尔贪污挥霍的行为被守正武学堂的学生数人所揭发，贡王大怒，准备逮捕法办，不料走漏消息，阿拉麻斯敖其尔带着全家老小逃走了，他途经东蒙各旗辗转到哈尔滨落户，在俄国人主办的《远东日报》馆充当蒙文编辑，后来客死他乡。贡王没收了他的房产，充当了王府兵队的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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