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晋商“从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

为什么说晋商“从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第1张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曾经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晋商,在中国民族商业史写下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徽商、浙商、苏商、粤商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商帮。晋商对中国商业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开创并垄断了中国对蒙古的边贸和对俄国的外贸;二是开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金融业的乡下老祖父”。晋商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把儒家传统的做人准则与经营理财相结合,儒商并举,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都是一些具有高贵商业品格的商人。经商必然要营利,但他们的逐利行为是在正确的义利观指导下的正当商业活动,并不惟利是图,在信义和利益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主张;他们以诚信无欺为本,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宁可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维护商号的信誉;他们把同行叫作“相与”,公平竞争,相互扶持;他们把拓展贸易领域作为做强做大的主要途径,不断创新经营方式,调整和扩大经营范围,在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艰难地走遍了天下,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茶路上,曾经白骨连连,那都是晋商留下的苦难……

然而,民国初期,国内烽烟四起,时局动荡不安,晋商瞬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近代史册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所以说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

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

一次,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后,立即停止销售,以维护商号信誉。

马克思说:“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

,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任何一个商人,即使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必须培养和保持良好的信誉,以此来取信于人。晋商的代表

物之一、 “复”字商号掌门人乔致庸,对经商的理解即是首先重信誉,其次讲仁义,最后才是商利。

晋商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

”、“定坤丹”名扬海内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

。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信誉便著于市场。

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代维新名士

启超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

 营销是一个互信互利的过程,晋商在做生意中深谙此道。

他们主动与顾客建立相互信任的道义关系、情感关系,尽量淡化主客双方的买卖

系,结成了互相信赖的朋友关系。

扩展资料:

讲信用、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经济运行的平台。当今一些企业在营销活

中,出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甚至在产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导致市场信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商道酬信,奸猾可能获一时之利,却很

获一世之功。

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在观念上塑造 “童叟无欺,诚信为

”的经营形象。因此,在现代市场营销中企业必须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道德。

梁启超所言:“晋商笃守信用。”

“以义制利”的义利观

晋商是明清时期资本最为雄厚的地域性商人集团,驰骋商界长达5个世纪之久。“主顾至上”是晋商在长期商业实践中积累的一个重要理念。曾任平遥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的李宏龄就说,主顾对于商号,犹如观众对于演员,没有观众,演员无从谈起。在任何情况下,主顾都是第一位的。那么,商号靠什么来争取和吸引顾客呢?祁县富商乔致庸总结多年从商的经验,认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商人经商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追逐利润,但若把取利放至首位,按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自然不免会采取不义手段,坑害顾客,赚黑心钱。顾客吃了一回亏,便不会再光顾。一些奸商之所以旋起旋灭,不能做大做久,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基于这种守信为先的经营理念,晋商强调对待顾客要以诚相待,童叟无欺;出售商品要货真价实,不缺斤短两;营销策略上,要坚持薄利多销,析利于毫毛。因此,晋商中虽不乏“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奸诈之人,但讲信用的商人毕竟占据主流。如介休商人范永斗与辽东通财货,久著信义,受到清顺治帝的召见,诏赐张家口房地,成为皇商,因而大获厚利。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坚持所售米面货真价实,从不掺假,不仅从不缺斤少两,而且还比其他商号给的更足,因此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红火。清末,乔氏的“复”字油坊曾将大批胡麻油从包头运到山西销售。经手的伙计在油中掺假,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以纯净的胡麻油换下掺假的油,再行销售。平遥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手京官的大量存放款和汇兑,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许多京官携带京师票券逃往上海,要求在沪兑换现银。由于时局动荡,上海许多商号都不予兑换,时任蔚丰厚上海分号经理的李宏龄认为事出非常,应照顾主顾利益,便力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蔚丰厚号由是声名益振,生意愈兴。祁县乔氏创办的大德通票号,存款以山西省居多,放款则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严重贬值,大约25元晋钞才能兑现1元新币。大德通原先在山西收的存款都是晋钞,此时如仍以晋钞支付,可大发一笔横财。但大德通考虑到客户的利益,还是动用历年的公积金,以新币支付存款,信誉因而益增。

晋商不仅对顾客讲信用,就是对合伙经营的其他商户,也恪守诚信的商业道德。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提及,当时晋商采用“伙东制”经营方式,一人出资本,联合其他伙计一起经商,虽不曾立誓,却无人私藏私吞。有的人的祖父借贷后在道上亡故,债主已放弃这笔借款,几十年不再追讨,然而借款者子孙长大后得知此事,更加辛勤劳作,设法筹措款项把债还上。其他财东见了,觉得这样的人诚信可靠,都争相聘为伙计,共同经商。到了清代,晋商实行股份制,股东也都严格遵守诚信的商业道德。汾阳人催崇吁,受雇于人,往来于张垣(今河北张家口)、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卖丝,一年亏损了十几两银子。雇主不大满意,偶出怨言,他听后生气异常,觉得自己并无私藏贪污行为,只因缺乏做生意的本事才赔本,遂以刃切腹,肠子流出数寸,临咽气前对雇主说:“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有愧,故不欲生。”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晋商在长期的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常将一些成功的经验编成商谚,如:“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生意没有回头客,东(财东)伙(伙计)都挨饿”等等;或编成对联,如:“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通过这些商谚和对联,向子孙和商号的职工进行传授。年深日久,诚信经营的理念和商业道德便在他们的脑海里深深扎根,规范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因而极少出现欺诈舞弊的行为。一旦有人失足,便会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而被商号辞退,再无就业机会,也没有颜面返回故土。因此,人人引以为戒,不敢轻易犯奸耍滑,违背商业道德。 明清时期的众多商帮中,晋商之所以能够做大做久,原因固然很多,但坚持“以义制利”、诚信经营,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晋商之信,足以为今日从商者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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