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文化

青帮文化,第1张

2009年5月25日,新华社《望东方周刊》刊登了一篇震动中国空调业的文章《变频乱局背后的商战推手》,记者通过采访,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详细分析了由美的挑起的变频空调行业商战乱局,长期从事空调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红旗警告说:“在市场营销上,某些企业唯我独存观念强烈,利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出现技术争论市场化的不良倾向,造成了行业混乱。”事实上,这不仅仅只是技术争论市场化,而是中国企业到底要选取什么样的营销文化,是选取健康的良性竞争文化,还是选取不健康的恶性竞争文化。良币一旦遭到劣币驱逐,中国企业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赢得尊重和基业长青。

从“狼文化”沦落为“流氓文化”

本来,企业进行市场推广,差异化营销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手段。中国很多企业,营销人员信奉“狼文化”营销方法。所谓“狼文化”,是指营销团队要有狼一样的精神:首先,狼是讲究团队作战的,群体出动;其次,狼的行动快、准、狠,做市场营销正需要这种精神,才能“快、准、狠”地抓住客户;最后,狼在高速奔跑中能快速思考问题,迅速做出判断,捕获猎物。诸如此类,就是企业营销人员在营销过程中所要学习的“狼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狼文化”对于企业具有积极的意义。毕竟,一个团队必须推崇一种精神,对于奋战在市场第一线,需要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营销团队来说,“狼文化”非常有用。

但是,如果“狼文化”被无限放大,逾越了道德底线,则很容易演变成另一种文化—“青帮文化”。“青帮文化”在本质上是“流氓文化”。我们回头看看那些曾经风头一时无双的青帮,无不有着狼的“行事风格”。和狼一样,青帮出手快、准、狠。但由于青帮成员大多为流氓无产者,所以他们做事往往不考虑后果,以亡命徒的方式直奔主题—金钱。亡命徒不会善终,结局多为悲剧,正如电影《无间道》所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再则,“青帮文化”虽然讲究团队合作,但这种团队合作是以拜把子的利益为驱动,一旦出现更大的利益诱惑,青帮很容易内讧,土崩瓦解。“青帮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利益驱使下,主宰青帮的其实是“江湖文化”。而“江湖文化”与“狼文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狼文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江湖文化”是为了利益,没有什么不可为。所以,青帮永远无法走上正道,只能在江湖中自生自灭。而“狼文化”导向的企业营销行为,虽说是“销售至上”,但不会逾越道德底线。所以,很多企业在倡导“狼文化”的同时,严守道德底线,将“狼文化”纳入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狼文化”一旦逾越了道德底线,就会剑走偏锋,让企业误入歧途。美的在变频空调大战中,断章取义地引用李红旗教授的言论,李红旗教授痛心地说:“作为行业内人士,我们只可能研讨行业的发展趋势势,绝不会介入到企业之间的纷争。”李红旗教授接到了一些消费者和空调厂家的电话,才知道有些厂家“扯虎皮作大旗”,恶意攻击竞争对手。李红旗教授斥责这种行为“卑鄙”、“可恶”,因为美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确逾越了道德底线。

“流氓文化”伤人害己

在中国空调行业美的排名第二,仅次于格力。美的能取得如此佳绩,得益于其采用的事业部制,得益于其多年来倡导、执行“狼文化”。那么,美的“狼文化”营销为什么会出现偏差呢?事实上,回顾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就会发现美的的“狼文化”营销剑走偏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2008年7月10日,《江苏商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美的微波炉全面超越格兰仕,微波炉行业进入双寡头时代》。这篇报道由凤凰财经网转载后,引起了格兰仕的不满,并进行了相关调查。最终,格兰仕给全国各大媒体发送举报信,指责美的指使经销商通过家电卖场“空进空出”,制造市场占有率虚高的假象,以欺骗消费者。“这是非常恶劣的造假行为。中怡康6月份的统计报告根本还没统计出来,又何来他们所指的上半年中怡康数据。”中怡康副董事长李基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了美的造假的事实。近几年来美的为了抢夺格兰仕微波炉的市场份额,发动了咄咄逼人的市场攻势,不承想此次却遭遇了滑铁卢。因为涉嫌用“空进空出”造假方式提高美的微波炉的市场占有率,美的陷入“回购门”。而面对格兰仕的指责,美的始终保持沉默,避免与扬言掌握了证据的格兰仕公开对质。

如果说剑走偏锋导致营销行为擦q走火,仍属于营销战术上的一些行为不妥当。然而,一旦无节制地放任“狼文化”,“狼文化”就变了味道,成为“青帮文化”,其后果,就不仅仅是攻击对手的问题了,也将损害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做营销,始终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逾越道德底线。一旦逾越了道德底线,“狼文化”就成了双刃剑,以不道德的手法伤害竞争对手,反过来会同时伤害自己的企业文化、员工。员工没有了敬畏之心,对消费者失去诚意,他们不可能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为消费者带来质量可靠的产品。

不幸,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据《新快报》等媒体报道,2008年8月8日上午7点50分,在广州一家IT公司上班的白领阿美(化名)在家中做早饭时,美的型号为MC-EP196的电磁炉突然爆炸,阿美被炸飞一米多远,身受重伤。8月11日下午,美的的代表和美的电磁炉爆炸的受害者家属第一次接触,双方未达成任何共识。双方的谈判是站在走廊上进行的,火药味很浓。受害者的家属说:“你们搞清楚我们是受害者。”美的的回答:“你们是受害者,但我们不知道谁是加害者。”谈判一次次陷入僵局。最后,在美的赔付了受害者16000多元后,此事才了结。但是,美的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自己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无独有偶,网易科技频道报道,2008年7月3日,家住深圳沙井富居小区的李女士也经历了一场虚惊。李女士家中的美的电冰箱突然爆炸起火,她马上断掉电源并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房间呼救。闻讯赶来的4名保安员持灭火器将火扑灭,所幸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李女士和美的交涉后,美的向李女士赔偿了14388元,并向她道歉。但随后美的表示:经鉴定,此次冰箱爆炸和美的的产品质量无关,因此不会召回相关型号的冰箱。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美的空调也会爆炸。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2005年12月14日,贵州黔南州罗甸县吴万国在黔南饭店入住,发现墙上的美的空调不能正常使用,饭店派修理工摘下外挂机在房间维修时,空调突然爆炸。黔南州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对发生爆炸的美的空调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室外机压缩机内部爆炸。

中国的消费者很善良,很容易相信企业的广告宣传。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旦受到伤害,就是深深的伤害。“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很多消费者认为蒙牛、伊利等乳品企业不诚实,它们把责任推给了奶农,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这些伤透了心的消费者干脆拒绝喝牛奶。

其实,伤害消费者,不但企业受到很大的打击,对整个行业更是重大的打击。《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制冷学会常务理事吴元炜教授,吴元炜教授呼吁,技术无论谁研发出来,整个行业都应该高兴才是,而不应该互掐。吴元炜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在这一方面,日本的机制比较好,一旦一个企业研发了某种技术,其他企业都能快速跟进,共享技术研发成果。要想做强“中国芯”,中国企业就必须在合作机制上有所突破。同时,企业不应该一味地再走购买国外技术的“捷径”,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多些自主研发投入,提高核心竞争力。

“流氓文化”终将毁掉企业的未来

2009年5月28日,***总书记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谈及两岸未来发展时,语重心长地说:“两岸必须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共同谋求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大至国家、民族利益尚且要避免内耗,企业和行业的振兴与发展更是不能毁于内耗。而日本电器行业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企业之间从不互相拆台,共享技术成果,让整个行业高速发展。

美的在小家电、微波炉、空调等几个领域,其实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除了垄断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或许,正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导致美的的“进取心”在营销的“狼文化”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偏差。比如,只要上网搜索关于美的的强大对手的负面文章,就会搜索到美的的御用写手撰写的攻击文章,在空调行业攻击格力、海信,在微波炉行业攻击格兰仕,在豆浆机行业攻击九阳。其实,任何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写几篇攻击性的文章就可以写倒的。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一旦一个企业的营销文化从“狼文化”慢慢演变成了“青帮文化”,曾经非常优秀的企业最终会走向何处?一个企业开始腐烂,肯定是从其内部文化开始腐烂的。一个企业垮掉,一般情况下,是其企业文化首先出现了问题。

当万科董事长王石一句话说得不妥当造成股市震动时,60岁的王石不禁感慨自己有些“青涩”。据媒体报道,美的年轻的CEO方洪波几年前曾经把头发染成金色,他每年都要前往欧洲搜寻名牌服饰。40岁出头的方洪波正在驱赶着一架巨大的家电马车高速奔跑。的确,美的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中国企业,也是很多企业学习、效仿的对象。从优秀到卓越,企业最终成就一个百年品牌,一定是因为企业领导人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兑现企业对社会的承诺。从“狼文化”沦落为“青帮文化”,但愿这并不是美的的本意,也不是美的的追求。

据悉,就在新华社《望东方周刊》刊发了《变频乱局背后的商战推手》后,一些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门户网站很快就接到了公关电话,要求从其网站上删除这篇文章,这些门户网站的人员感慨说:“没办法呀,毕竟美的是广告大户呀!”由此不难看出,美的的一些做法相当“青涩”。企业形象的好与坏,公关仅仅是一种手段,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企业的基本面,比如产品质量、产品研发等方面。中国消费者善良,但也相当精明,他们会用自己的口碑给自己喜欢、信任的企业投下忠实的一票。

万里长堤,溃于蚁穴。中国企业,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企业,在营销的过程中,一定要善用“狼文化”,警惕不让其变味成“青帮文化”。真心希望美的一路走好,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承担起社会责任,从优秀走向卓越,而不是从“狼文化”走向“青帮文化”。同时也提醒其他中国企业,警惕从“狼文化”堕落到“流氓文化”!

提要:

李红旗是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固城镇一个青年农民。

1997年,爱好收藏的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在一家古玩市场偶遇了一批烈士证,老板要价2500元,他咬咬牙买了下来。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随后他花了十年时间寻找其家属,因为李红旗的努力,几张烈士证陆续回到家属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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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网址是刊载原文的:

http://news.163.com/08/1207/01/4SH9VT6H00011229.html

京华时报12月7日报道 11月13日和12月3日,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相继将两张抗美援朝烈属证送到位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名烈属手中。在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后,两名烈士终得魂归故里。

这是他找到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烈属。从偶然淘得5张烈属证,到第一名烈属去年8月在河北香河浮出水面,李红旗在工作之余,花了十年时间寻找。

因为李红旗的努力,抗美援朝烈士这个让人印象越来越模糊的英雄群体,穿越历史的烟尘再次走进一些人的视野。李红旗,成了送烈士回家的人。

赔钱的收藏

★陈玉山,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

★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

★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

★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

面对自己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总想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看出一点门道。如今多年过去,他还真琢磨出了一些道理。他说,每一张不能物归其主的证书背后,都是一个没能魂归故里的英灵。

今年12月3日清晨,李红旗再次上路奔赴天津,送一位名叫李金树的烈士“回家”。

当年的老宅院不复存在,烈士惟一健在的弟弟也因身体欠佳,很难想起兄长当年的模样。只有两名李金树儿时的伙伴,说起他们“头儿”当年的雄壮时激情难抑。

这是经李红旗之手护送,第3名魂归故里的烈士。

李红旗说,这些寄托着烈士英灵的“生命证书”,一开始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红色藏品”。1997年,爱好收藏的他在一家古玩市场偶遇了这批烈属证,老板要价2500元,他咬咬牙买了下来。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

李红旗把这几张陈旧的纸片当作宝贝,小心锁进保险柜,想着哪天能赚它一笔。妻子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晦气。

他父亲的看法又有不同: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得想办法找到他们,让烈士魂归故里。

李红旗并不理解父亲的想法,面对一遍一遍的催问,他就一个“拖”字诀。后来,他慢慢懂得了父亲的心思,开始积极主动寻找烈属的行动。

他的第一个目标,锁定河北境内的陈玉山。从1998年开始,他出门打工、跑运输,见人就打听。

一个人的送烈士还乡之旅,从此开始。原本指望能赚钱的收藏,开始让他贴钱。

烈士姓名故里考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在十余年的寻访中,李红旗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属证上的人名和地名。

烈士陈玉山和家属陈玉清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可李红旗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也没能找到一个叫“磄河”的地方。2007年,李红旗听说香河有个村叫铁佛堂,打了无数电话,最终确认该村75岁的陈玉清正是这张证书的主人——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磄河”和“香河”一字之差,让李红旗为此忙活了十年。

今年4月8日,当李红旗将证书送到陈玉清手中,后者老泪纵横。如今两人成了忘年交,时常会在电话里聊聊天。

在送还这第一张烈属证的过程中,李红旗接触了一些河北媒体,感觉到了大众传播的力量。今年8月初,李红旗寻找北京籍烈士吕奎才家属的消息登上了《北京青年报》。

很快,一位名叫邓淑清的老人反馈说,这名烈士很可能就是她未曾谋面的小叔子,证书中的烈属“吕邦俊”正是她早已过世的公公,可烈士本人名字不对,比照家里收藏的两张军属证,出现了3张证书3个名字的“怪事”。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此时吕还在服役,这两个名字虽不一致,但无疑更接近其生前所用名字。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能吻合,他才确认了这名烈士及其家属的身份。

据吕奎才的发小、78岁的李国志老人回忆,吕小名“百岁”(音),在家似乎并无大名,估计是参军后才取了一个名字,“那时大户人家的孩子才有名有姓,穷人家的孩子经常长到很大都没有名字。”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是很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

两名烈属相继找到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介入,开始协助李红旗寻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天津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路绿灯,但没有查到相关线索。

李红旗后来知道,李金树的大号也是在部队起的,他在家时小名大柱,3个弟弟分别叫二柱、三柱、四柱。巧合的是,50年代二柱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也叫“李金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和兄长重名,更不知道兄弟二人已是阴阳两隔。

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后来李红旗求助天津媒体,一读者看了报道后想到,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与报道中提及的烈属同名,一问方知健在的“李金树”乃是烈士李金树的亲弟弟。

他之后得知,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被错写成“满楼区张窝管村”,乡、村两级地名颠倒,“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红旗推测,这些烈属证当年之所以没能及时送到它们的主人手中,人名、地名对不上应是主因。如果考虑到当年的技术条件和战争环境,加之很多战士不识字,这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

繁琐的考证并非只为厘清真相,这群从中国乡村走出去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一个个鲜活地生过、笑过、忍苦、战斗,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名字不该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永生沉默成为无名烈士。

烈士的苦难身世

寻访过程中,李红旗逐渐了解到了这些烈士的苦难身世。他说,他一次次泪眼模糊。

烈士陈玉山家中兄弟姐妹8个,他排行老二。因为家庭贫困,加上人太老实,30多岁也没能娶上媳妇。弟弟陈玉清说,他们那一带在解放前属于共产党的地盘,经常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侵扰,“他们一来,整个村子都跑得没人了。”就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陈玉山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吕家大嫂邓淑清说,吕奎才是北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前3天的晚上被国民党部队从被窝里“掏”走的,之后接受改编成了一名四野战士。

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说,他至今记得两人儿时一起d玻璃球、下河摸鱼儿的情形。在老人的记忆里,这名儿时伙伴老实巴交,不识字,也没机会学门手艺,只好卖苦力,“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么多想法,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跟个小鸡儿似的,多扒拉两下,嗉子(鸡的食囊)就能饱一点儿。”

和默默无闻的陈玉山、吕奎才不同,烈士李金树至今在几个儿时伙伴脑海里留下一个孔武豪强的形象,“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习惯用这样几个简短的词描述他们当年的“老大”:圆脸儿、倍儿俊、倍儿壮、忒厚道。

要强的李金树比他的两名战友更不幸,因为家贫,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出头的他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万岁军威名

对于这些那个时代的苦难故事,长在农村的李红旗并不陌生。但由这些出身苦难的农民所组成的那支军队在朝鲜战场的赫赫战功,李红旗却知之不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志愿军首批部队秘密入朝,其中便包括5烈士所在部队。陈玉山、吕奎才、李金树、陈武昌和周明星,就是在夜色掩护下悄然跨过了鸭绿江。

作为王牌军,5烈士所在部队在朝鲜战场历经多次苦战,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们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表现。当时,他们以一个师的兵力,长途奔袭直插美九军后方,占据两个战略要地,堵死其南撤路线。志愿军4个军乘势从正面猛攻,美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调集美骑一师和英第29旅北上接应,负责阻击的 5烈士所在部队陷入敌军夹击之中。

危急关头,这支钢铁之师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一次又一次击退坦克兵、炮兵和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不能汇合,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战例深深感动了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一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5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也因此被称作“万岁军”。

这些大字不识、泥腿未洗便拿起q杆的底层农民,蜕变成了浴血的英雄。他们怎样在q林d雨中冲杀,又怎样让鲜血流尽在邻国的土地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

两张烈属证待还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当月,5烈士所在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回国。5名烈士的遗骨未能回归故里,和他们一样埋忠骨于他乡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官兵,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

在李红旗将烈属证送到他们手中之前,陈玉山和李金树的亲属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和“烈士”这个词联系到一起过。

一朝踏出家门,近60年生死两茫茫。

惟有吕奎才的家人确切地知道他去了朝鲜。战争结束不见亲人归来,父亲吕邦俊怀揣军属证,一次一次出门找人,直至惊动当时的最高领导层。“不是 1958年就是1960年,我家公公还得到毛主席接见。打那儿回来后,他就不再找了。”邓淑清说。她也不知道吕邦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了怎样的回话,只知道公公的寻找已经到了力所能及的尽头。

据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回忆,因为没有烈属证,有一笔2000斤小米的一次性抚恤吕家没能享受,“那时2000斤小米还值不少钱呢,能换一间房。”

不管是陈玉山、李金树,还是吕奎才,随着直系亲属和同龄人相继离世,他们的名字越来越不再有人提起,细节日渐模糊,形象越发空洞。

直到一个名叫李红旗的青年农民出现。少数几个见证者的记忆之阀被打开,一段段尘封往事被开启。

现在李红旗手里还有两张烈属证,他请《广州日报》刊发了报道,至今没有回音他没能查到“中贤县”,全四川叫狮子村的却有28个。他说想挣点路费去趟四川,知情者一个个老去,他得抓紧。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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