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文物设计的广告语有哪些？

广告语：

又称广告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广而告之。广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和招贴形式向公众介绍商品、文化、娱乐等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用语，包括广告的标题和广告的正文两部分。狭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宣传的方式来增大企业的知名度，广告语也是市场营销里必不可少使商家获得利润的手段及其方式。

1.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

2.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人人关心文物保护；

3.保文物、传文明，代代相传；小家庭、大社会，人人有责；

4.保护国家之根 延续民族之魂；

5.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 珍爱精神家园；

6.祖先的 我们的 子孙的——请保护文化遗产；

7.保护文物、传承文明；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物”一词被炒得越来越热。国家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不惜投入巨资用于文物保护工程；各地区也不断挖掘地区文物资源优势，纷纷推出以文物古迹为主线的旅游景点；文物流通领域也异常火暴，“国宝”在各大拍卖行常常以“天价”成交。但同时也出现了“三孔事件”、“遇真宫火灾”、“长城被拆”等一系列破坏文物的恶性事件，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越发突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我们不禁要问：“文物”惹着谁了？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在争先恐后地挖掘“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都把目光集中在“文物”身上？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发生破坏文物的恶性事件？这种种的疑问归结到一点，我认为那就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在作怪。以前，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文物保护法》就明确讲文物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壁画”等。没有一条说的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物品是“文物”。我们评价一处文物古迹或一件器物时，说得最多的也是其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没有人能够说出“某某汉墓值多少钱”，“某某石窟能折合成几亿元的资产”。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经常看到有关文物经济方面的报道。比如“山东泰山２００１年接待游客４４９．７万人次，旅游收入２１．８亿元，创汇１５００万美元”。“故宫博物院出资２２００万元‘天价’从中国嘉德购得‘中国现存最早书法孤品’《出师颂》。”这些报道让我们深刻地感到文物确实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很大的经济价值。那么文物的经济价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文物的分类方法，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一下，将不可移动文物分为未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将可移动文物分为国家禁止买卖的可移动文物和国家允许流通的可移动文物。未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禁止买卖的可移动的文物，它们有使用价值，但不具有商品性。已经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允许流通的文物，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价值，具有商品性，因此它们也就应该有价值和价格。文物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有用性，即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文物是古人的劳动产品，其使用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具体看应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文物的使用价值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比如古代的书画、艺术品等，其用于满足人们审美、娱乐身心的使用价值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二是文物的使用价值部分发生了转移，比如一些尚在使用中的古旧家具、古建筑等，除了沿用当时的使用价值外，还为今天的人提供了古代文化的信息。三是文物的使用价值完全发生了转移，像一些古代的生产、生活用具，古遗址、古墓葬等，其当初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发生了转移，成为古代历史信息的载体。文物的价值：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马克思用“活劳动”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用“物化劳动”指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体现为过去劳动创造的产品中的人的劳动。从交换价值角度看，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与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即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凝结之和。以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为例。其中的活劳动主要是现代人开发利用文物时所付出的组织、管理、维修等一般人类劳动。物化劳动主要是古代人建造、保护、维修这些文物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古代人的物化劳动和现代人的活劳动一起构成了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同理，国家允许流通的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也包括现代人保存、营销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和古人生产、保存、维护所付出的物化劳动。也就是说文物的价值是由现代人的活劳动和古代人的物化劳动一起构成的。文物的价值量：物化劳动只是借助活劳动保存、转移原有的商品价值，即保存、转移原有的劳动量。以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量为例。首先通过现代人对文物进行修缮、宣传、组织参观等活劳动创造了价值。但这并不是这些文物的全部价值，其中更大的一部分来自古人的物化劳动的转移。在数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秦始皇陵动用劳役７２万余人，移动土方超过５００万立方米。明长城从１３６８年起，用了２００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修筑工程，耗尽了明王朝的国力。而我们今天对这些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维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当年那样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古人的物化劳动由于年代久远，却很难计算出其具体的量。由古人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直接转移到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上的价值量，远非我们现代人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所能媲美，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是古人聪明、智慧、血水和汗水的结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重要原因。同理，国家允许流通的可移动文物在其生产、保存、流传和进入流通领域的过程中，古人的物化劳动也远比现代人所付出的活劳动要多得多。文物的价格与价值规律：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博物馆内作为展品的文物它们的使用价值发生了转移，成为“无形的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人们到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博物馆参观，不是在购买这里的文物，而是在研究、体会、欣赏文物带给他的历史、艺术、科学的信息。古人的物化劳动和现代人的活劳动价值的大小通过这种“无形信息”表现出来，这种“无形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提供这种信息的服务才是商品，而景区和博物馆的门票恰恰是这种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因此门票收入应当包括古人建造、保存文物的物化劳动，现代人保护维修、组织管理的活劳动的价值。门票的价格与物化劳动的量成正比。古人的物化劳动只有借助于现代人的活劳动才能保存转移原有的价值；而现代人的活劳动如离开了古人的物化劳动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作为流通领域中的国家允许买卖的可移动文物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具有价值和价格，完全符合商品的属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现代人按古代文物仿造的器物，只能是“赝品”，不能称为文物。文物只有发现数量和开发利用数量的多少，而且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因此从理论上讲文物的价格应该高于其价值。但是由于人们对文物认知程度不同，或收藏人群的多寡，文物的价格有时也会低于其价值。但总体上还是符合价值规律的。通过上面的推理，我们明白了文物价值所在，下面我们再试着分析一下文物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以后，在社会中再分配的一般情况。先来看一下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的价值分配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文物经营单位的门票收入应负担的税费应当包括营业税、教育费附加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票所得的营业税属免税项目，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同时也得到减免。只有在有利润的前提下上缴企业所得税，而且对规模较小，利润较少的企业实行低税优惠照顾。假如一个文物景点的年门票收入是１亿元，这个企业一年就被免掉了５４０万元的税款。换句话讲，仅免税一项就得到净利润５４０万元。按照上面税收计算方法看，门票的全部收入减去上述各项税费和运营成本之后的利润，就应该包括现代人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古代人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由于古人的物化劳动很难用一个具体的量来衡量，在现实中就会把这部分利润看作是经营文物的超额利润。那么这些利润又是怎样分配的呢？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重庆大足石刻年收入２０００多万元中，９００多万元上交地方财政；“三孔”门票收入在７０００万元左右，用于文物保护的只有５００万元；武当山年门票收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全部用于武当山特区１８００多名职工的工资支出和扶贫工作，用于遗产保护的金额为零。看看这些报道我们也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发当地的文物资源了。如果是将门票的收入的一部分上交地方财政或提出一部分用于自身的文物保护，这还能说得过去。如果将门票捆绑上市，或将文物景点由个人承包或干脆由私人开发，那么由古人物化劳动转移到门票当中的部分价值将改变其性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难道还不可怕吗？同样的道理，在文物流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是谁在利用文物挣钱呢？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文物经济价值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某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开发商，甚至是个人。在一些地区文物成为摇钱树，创造着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面临灭失的危险。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文物资源保护状况并不都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由于缺乏资金，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还未得到很好的保护。虽然《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但真正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具体地讲，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引起大家的思考。理顺文物管理体制的问题《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在２００２年全国文物工作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曾一再强调：……文物管理部门进行文物保护的投资和费用应列入财政预算，由政府拨款，文物管理部门的合法收入应上交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对还款收入只能用于加强和改善文物保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李岚清同志的讲话为理顺文物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因为文物管理部门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物保护好，并使之得到继承和发扬，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将文物作为资产经营的企业或个人的目的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尽快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个别单位或个人在经营文物景区时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的现象，甚至导致竭泽而渔、破坏文化遗产的恶性事件发生。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和征收文物资源税的问题《文物保护法》中讲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大多数作为非劳动要素文物的所有权性质是国有。《民法通则》对所有权的解释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的所有人是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国家对这些非劳动要素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此，国家应当享有利用文物创造的经济价值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那么国家如何实现对这部分超额利润的收益和处分呢？我认为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和征收文物资源税不失为理想的方式。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就是从文物经营单位的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文物保护基金，用于已被开发利用的文物单位和未被开发利用的文物单位的保护和修缮。在我国周庄、杭州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做法。基金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状况。但因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收取的比例，收取的方式也各不同，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在目前情况下，解决文物保护资金不足的最好办法就是征收文物资源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当包括一切开发和利用的国有资源。目前我国主要征收矿产资源税。然而《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作为非劳动要素参与到生产活动当中，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那么文化资源同样作为非劳动要素参与到旅游这项生产活动当中去，作为所有者的国家难道就不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了吗？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无论从非劳动要素角度看，还是从所有权角度看，国家都应当向文物的使用单位征收文物资源税。更何况近些年国家在文物保护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被修缮的文物单位也大多用于旅游开发，国家也应当保留对这部分投资的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总之，文物价值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文物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允许流通的文物具有商品性。经营文物可以得到由古人物化劳动转移到经营利润的那部分超额利润。但是由文物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很好地用于文物保护。要改变目前文物保护所面临的被动局面，理顺文物管理体制，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向获得超额利润的单位或个人征收文物资源税，并将税款层层落实为文物事业发展基金，依法专款专用。文物资源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的财富，也是子孙后代的财富，要实现文物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范学新）

天山网记者 王永飞

古城西安，秋雨连绵。

近日，借采访之机，记者游览了著名的西安城墙。朦胧细雨中的古城墙，静静置身于繁华都市之中，更显古雅庄严。

数十年来，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以“合理利用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为主线，构建起“敬畏+热爱+尊重+传承+复兴”五位一体的西安城墙文物保护利用模式。

唐代长安城布局图。‍‍记者 王永飞摄

城墙保护有法可依

隋唐长安城本是隋唐两朝的都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之一，也是同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西安城墙的历史浓缩了西安城1000多年的历史文脉。”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吴春说。回想西安城墙的保护历程，吴春用了两个“30年”来概括：从岌岌可危的工业社会障碍物，到生机不在的破落孤岛，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民修城，用了30年；随后，西安城墙从基础的修补，到成为旅游目的地，再到被誉为“文化国门”，又用了30年。

由此可见，遗迹保护之不易！如何将这一宝贵遗产永远传之后人，避免在历史长河中再遭涂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探索出一条科学的保护机制。

首先是立法。“从2002年起，在全国城垣类保护机构中率先公布实施《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西安城墙保护条例》《西安城墙保护管理规划》等法规，城墙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吴春说。

其次，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建立了“1+N”管理机制，“1”是指建立一套保养、维护、巡查机制；“N”是指动员全社会向城墙保护机构及时反馈需要维修的建议。

秋雨中的西安城墙更显古雅庄严。记者 王永飞摄

除了“1+N”管理机制，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还建立了独特的监测体系，在城墙上设立了8000多个监测点，护城河一圈设立24个地下水位监测点，地铁经过城门处设立震动监测点。

每季度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召开一次研判会，通过数据分析，建立四色预警监测体系，正常的用绿色标记；出现问题的用黄色标记；问题加剧的用橙色标记；突发性状况就用红色标记。对于数据中异常情况及时进行维护。

“正是有了这套独特的监测系统，在预防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提出科学的保护建议和思路。多年来，西安城墙没有发生大的极端性毁坏事件，这与科学保护机制着密切联系。”吴春说。

此外，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针对地质情况、工程技术、新材料新技术研发、保护与传承等方面，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开展课题研究，探索构建文保单位“产学研”发展新模式。

文化传播开枝散叶

保护的目的全在于发扬和应用。为此，近年来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依托隋唐长安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建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展示阐释体系。

秋雨中的西安城墙更显古雅庄严。记者 王永飞摄

吴春说，文化演出《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历经30多年不断探索提升，已成为世界唯一以盛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演出，是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古城地域文化、城墙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作为中国仅有的国宾级迎宾演出，《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无数海内外元首、贵宾及游客由此开启了无与伦比的古城文化之旅。”吴春说。

为提高西安城墙遗产保护利用水平，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还举办了“2016年央视春晚分会场”“新春灯会”“国际马拉松”“国际音乐节”“国际光影艺术节”“丝绸之路电影节”“上巳风筝节”“非遗传承展示”等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西安城墙游人如织。‍记者 王永飞摄

在提升改造南门箭楼遗址博物馆、含光门遗址博物馆、南门月城保护传承专题博物馆、南门月城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展馆的基础上，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沿线古城文化》《雪落长安——唐代的白瓷》《印·象大秦——封泥中的大秦帝国》等主题展览。

“我们还完成了文创产品开发整体规划，持续打造‘城墙味道’等五大主题多个品类城墙专属文创产品，探索创新合作营销新方式。”吴春说。

以省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为平台，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持续深化西安城墙“研学游”项目，不断丰富研学产品，让学生们实地参观、聆听历史故事、亲身感受文保工程。

“西安古城墙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吴春说。为了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人文交流，2020年，中国西安城墙、意大利威内托大区古城墙城市联盟、英国约克市城墙共同发起成立国际古城墙（堡）联盟，计划筹备召开国际古城墙（堡）联盟论坛。

文物资源融入城市

“曾几何时，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这也是文物保护中需要破解的一道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探索出一套机制，把西安城墙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资源优势。”吴春说。

在城墙文物保护管理、环城公园和护城河等区域社会事业管理、旅游景区服务运营管理、博物馆等社会公益事业管理、安全稳定管理等基础上，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发挥遗址带动辐射作用，以遗产保护为契机，与周边环境实现了对接与融合。

西安古城墙与现代西安城共荣共生。‍记者 王永飞摄

从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到分步实施护城河及环城公园提升改造，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有效带动遗产外围及周边交通改造、生态建设、文化配套，提升了区域综合配套水平

从单一的遗产保护、旅游景区向城市功能、产业集合的方向发展，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不断探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全新模式，丰富了市民生活，改善了民生环境，提升了市民福祉。

其次，根据《西安城墙保护总体规划》，按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水利风景区标准，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以社会事业管理体系为抓手，做好护城河、环城公园等周边环境常态化管理。

特别是对于涉及西安城墙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项目，“我们一方面积极指导建设主体按照行政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履行文保审批工作。另一方面及时将违规信息向各涉及行政区文物部门通报，同步向上级文物部门报送。”吴春说。

展望未来，吴春感慨地说，新的历史时期，怀着对文化遗产的深深敬畏，西安城墙的遗产保护及文化传承工作，不仅需要解决古与今、新与旧、修与补的现实难题，更需要不断破解发展保护利用、提升文化传承、融入现代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迎接新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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