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龙门石窟是中国各大石窟之首？

龙门石窟真的是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吗？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排名，反正图的是热闹，看看就好，大可不必当真。与龙门石窟有关的排名有哪些呢？

一、我国石窟传统排名。

我国是古代石窟艺术大国，公认的三大石窟分别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如果加上麦积山石窟，就是四大石窟。不论是“三大”还是“四大”，龙门石窟都排在第三位。

如果从开凿年代、石窟造像数量、造像延续朝代等进行细分，各有千秋，从历史文化角度，都有其特殊的价值，也不太好排名。

二、什么排名能够把龙门石窟排在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呢？

唯一可以让人信服的就是旅游收入排名。

不论是从旅游接待人数，还是旅游收入，龙门石窟都是当仁不让的翘楚，不但高居四大石窟之首，而且有进一步拉大距离的趋势。

这方面的资料不完整，但从网上搜集的公开报道，能够明显感受到龙门石窟的旅游收入、经营理念等都是明显高于其他三个石窟的。

根据网上公开报道数据，2019年，莫高窟所在的敦煌市全市旅游接待人数为1337万人次，旅游收入149亿元；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市没有找到2019全年数字，但有个“五一”小长假的数字，接待游客11万多人次，旅游收入1041余万元。与大同全市“五一”小长假相对应，洛阳龙门石窟有个景区的“五一”小长假的数字是接待游客22万余人，据称龙门石窟最高纪录为日接待游客达25万人次。一个龙门石窟的接待人数和收入超过一个城市的接待人数和收入，可见差距是非常大的。

这样比较是不科学的，但也能大概看出来，龙门石窟的旅游收入是远远高于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的。

三、龙门石窟的“智慧旅游”领先全球。

从2015年，龙门石窟景区引入互联网技术，为游客打造全流程智慧化互联网体验，实现一部手机游景区，成为我国首个“互联网+智慧景区”，并于2018年荣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共政策与管理创新奖。这是我国唯一的获奖项目，难能可贵。

龙门石窟善于通过互联网营销，扩大影响力，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线上、网络服务。不知道“剪刀手”石窟的发现，是有意还是游客发现，但对龙门石窟的网络营销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龙门石窟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它在我国石窟旅游中的领先地位。

莫高窟位于大西北，云冈石窟位于黄土高原，而只有龙门石窟位于中原腹地，伊河之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既是文化遗产，也是自然风景，交通便利，游客众多，自然成为旅游界的香饽饽。

从旅游挣钱这个角度来看，位居我国石窟之首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进行旅游目的地营销时，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做法。

1、节庆引爆：通过活动，聚客引流，大幅引爆市场增量。这是景区引爆市场的前提，用创意创新创造用心专心恒心，提供景区活动策划，活动资源导入，活动运营指导，具体概括为节庆活动、创意活动、会展活动、体育赛事四个方面。

2、网红引流：聚焦眼球经济，打造旅游新形象，需要网红引流。网红拥有极强的互动能力，在其走红行为或事件中，能够吸引大批粉丝关注。邀请了本地网络红人到景区采风、拍摄。一个景区的走红，有时靠的就是一张照片、一段短视频。希望借助当地网红资源，开启景区的新“网红时代”。

3、爆款导入：（1）爆款打卡点。利用巧妙的装饰和打造有创意的景观，才能营造出好的氛围，给园区添上许多趣味和情调。（2）爆款游乐项目。结合地形地貌，引进游乐项目，延长游客在当地的游玩时间。

4、神曲导入：曾经，脍炙人口的《浏阳河》让湖南小城浏阳名动天下，汪峰那弥漫着感伤的《北京、北京》让天涯游子唏嘘不已，《鼓浪屿之波》让人们对福建充满了向往。

5、移动商业：景区引进商铺是快速满足二消供应的核心，能够快速的导入餐饮、购物等商业需求，是留住游客最好的办法，移动摊位既不需要占建设用地，也不需要大拆大建。移动商铺包括各类特色餐车、创意集装箱、商品售卖亭、商业展厅等，美食、文创将会成为新的消费点和引爆点。

6、智慧赋能：科技引领时尚潮流，景区开启燃旅景区号，通过景区号游客既可以参与沉浸式互动体验，如探秘寻宝、抽奖、知识竞猜等活动；也可以实况了解景区吃喝玩乐全攻略。还可以通过AR模式，实现AR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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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朝时期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

北魏王朝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十八年“二月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丙辰，诏迁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并任用南朝儒士制定礼乐制度，仿效南朝建立士族制度，同汉族通婚，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南迁的鲜卑族已全部完成汉化，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与此同时，北魏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还竭力提倡佛教。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洛，中经宣武帝元恪，灵太后胡氏，孝明帝元诩，孝庄帝元子攸，至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京师迁邺，都洛阳四十年。此间帝王、后妃、王公、贵族，都莫不笃好佛理，崇奉佛法。洛阳有佛教寺塔，始于东汉明帝时的白马寺。到西晋永嘉年间，才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佛寺陡然增加，最盛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阳伽蓝记》特别记载了这一时期北魏京城洛阳佛教寺塔的情形。洛阳有佛教石窟造像，始于迁都之时营造的龙门石窟，北魏晚期，相继有巩县、偃师水泉、嵩县铺沟、伊川、渑池鸿庆寺、宜阳虎头寺等石窟的开凿。宣武帝时，洛阳居住“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此乐土。”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帝室、王公、贵族的狂热奉佛，寺塔的兴建，石窟的开凿，在洛阳掀起一个空前的高潮。下层人民多有信奉，相继出家与日俱增。京都洛阳当时已成为我国佛教文化的中心，被外国僧人誉为“佛国”和佛都。由此可见洛阳北魏时佛教的盛况。然而这些同，巍峨壮丽的寺塔都早已随着历史上的战火化为灰烬，泯灭无存，为今日所永远不能再见。唯一留存下来的却是这一时代开凿的龙门石窟。它为我们今日研究北魏时期洛阳的历史、佛教、艺术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历史

北魏龙门一些重要洞窟的营造史告诉我们：龙门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多数造像的兴废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形式相适应，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它反映了北魏时期中国历史上一些政变和战乱，也说明了洛阳兴衰的历史，从宗教这个社会的生活的侧面，能使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一些重大的政治风云的动向。古阳洞和宾阳洞，都是奉皇帝之意旨开凿的。古阳洞是支持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的一批王宫贵族和高级官吏开凿的。其中有比丘慧成（孝文帝的堂兄弟）、北海王元详（教文帝的兄弟）及其母高氏（献文帝之妃高椒房）、齐郡王元佑（文成帝的孙子，孝文帝的堂兄弟）、安定王元燮（太武帝的重孙）、广川王贺兰汗妃侯氏（孝文帝的从叔母）、司空公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元洪略（乐陵王思誉之子）、辅国将军杨大眼等造的像，另外还有众多的中小型佛龛为北魏的中下层官吏所雕造。宾阳中洞和南洞是宣武帝倾尽宫迁财力给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营造的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宾阳北洞是刘腾为宣武帝开凿的，以上工程原为中尹、宦官刘腾等主持，宣武帝死后，他与领军元叉发动宫迁政变，执掌国权，幽禁代孝明帝执政的胡太后。后因胡太后再次返政，致使宾阳南北两洞工程半途而废。石窟寺是太尉公司空公皇甫度（胡太后之母舅）所开凿。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北魏贵族社会迷信佛教的社会风气。北魏末期龙门造像呈现衰落，唐字洞和赵客师洞，以及莲花洞两壁上部都有未完成的工程痕迹，这可能与北魏末年尔朱荣之乱，社会动荡有关。

北魏迁都洛阳初期，龙门古阳洞的供养人像还有少数身穿裤褶式胡服的，太和改制以后，胡服在龙门便销声匿迹，为中原的褒衣博带式服装所代替。北魏诏改元姓后，宗室遂废拓跋旧姓而姓元，古阳洞题记所载与史书吻合。

（二）佛教

大抵北魏龙门造像多有题记，从龙门造像题记中可以窥见，北魏时龙门多造弥勒和手作禅定印的释迦像。我们知道，南北朝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在战火频繁的苦难历史条件下，宗教利用人们渴望“弥勒下生”来解救他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愿望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忍受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痛苦。因此在龙门广造弥勒和禅定的释迦像。这些造像大都神情沉思冥想，眼帘俯视，垂悯下界，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精神，揭示了人民痛苦的存在意识和求生意志的迫切愿望，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造像题材和形式的体现，这可以说是通过非现实的宗教题材反映了现实生活。弥勒和禅定的释迦像不仅在龙门大量出现，而且在洛阳附近的渑池鸿庆寺、宜阳虎头寺、嵩县铺沟、偃师水泉、巩县等北魏晚期的石窟多有雕造。这不但说明北魏时洛阳一带主要信仰的是佛教的释迦牟尼和弥勒，而且为研究北魏时期洛阳佛教的宗派发展和社会信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龙门造像记中，还提到了北朝（包括东西魏、北齐）洛阳一带的大量寺院。如大统寺、中明寺、景隆寺、宝方寺、灵岩寺、报德寺、龙花寺、妙音寺、仙和寺、乾灵寺、石窟寺，其中的大统寺、报德寺和龙花寺可能为《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京城的寺院。这些寺院多数为史书所不载，为研究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分布和兴废盛衰提供了历史证明。

北魏龙门造像记还反映出当时民间盛行的佛教组织――“义邑”。这种组织是以建造佛像和奉佛为目的的信仰团体，龙门有关北魏“义邑”的资料较多，为研究当时洛阳地方民间的佛教组织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资料。

（三）艺术

石窟艺术：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北魏统治阶段的倡导扶持下，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兴起了一个开窟造像的热潮。在我国内地石窟中，以龙门石窟的开凿为最早。这时龙门石窟普遍出现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的服装，呈现出划时代的特征和风格。至此，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这种新的艺术风格普遍出现和形成于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诸石窟，所以称其为中原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上的变化，显然是孝文帝改制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说龙门石窟艺术是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纵贯东西，融汇南北，是北方鲜卑族文化与中原和南朝以汉族文化为主的相融合，外来的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的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一般的时代风格。中原风格不仅可以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中看到，而且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人、元邵墓出土的陶俑、洛阳出土的北魏画像石棺、流落海外的宁懋石室和孝子画像石均能见到。“宽袍大袖”、“秀骨清像”的中原风格一经形成，便以洛阳为中心向外传播影响，在北魏后期风靡全国，成为南北统一的时代风格。

音乐：北魏时洛阳社会繁荣，音乐在王室、贵族、王侯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家中大都豢养大批歌舞会女，少者数十，多者数千，大都能歌善舞。北魏当时的音乐盛况已为我们今日所不能再见，唯独龙门石窟给我们留下了当时洛阳音乐的宝贵资料，为今日研究北魏洛阳的音乐史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形象。从龙门伎乐人和会乐天所执的乐器来看，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洛阳的音乐情况。北朝龙门石窟现存乐器有十四种，其中以笛、笙、排很箫、鸡娄鼓、筝、阮、铜钹等乐器为多，说明这些乐器在当时社会上已普遍流行。北朝流行的乐器共十四种，其中传统乐器八种，其余六种为新传入的乐器。当时最为流行的乐器有七种，其中民族乐器五种，其余两种为新输入的域外乐器。这个情况说明了北朝虽然输入了不少的新乐器，但在社会上和专业乐队里仍然是以民族乐器为主，这可能与北朝以来，新乐器虽已传入，但尚未完全融合有关。

参考资料：http://www.longmen.com/Html/s01/20061122448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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