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创新的7个趋势

音频内容：

「得到」订阅专栏作者王煜全老师，7月份美国考察回来后，在线下举办了一天的课程《前哨创新课：少数人的大机会》。课程内容主要是王老师从美国硅谷的考察经验来判断未来企业创新发展的七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中小企业是创新主体

数据：

1在美国，完成一个产品的研发需要5～8年的时间和1000万美元以上的投入。

21981年，全美产业研发的总投入大约是500亿美金；到2013年，全美产业研发投入突破了3000亿美金，翻了6倍。

3 1981年，全美7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于公司规模大于25000人的大企业；现在，大企业在全美产业研发中的占比从70%下降到了35%。

一个产品的研发从萌芽到最后推向市场，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投入。在过去的30多年中，美国在科研投入上翻了6倍，但是大公司在其中的占比从70％降到了35%。这说明，美国创新的主体已经不是这些大公司了，而是那些中小企业。

出现这么巨大的变化要归功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法案规定：知识产权可以保留专利，只转让它的独家商业权益。这样一来，更多的科研成果可以应用到民用的商业产品中，造福于社会，从而激发了美国创新机制的活力。

《拜杜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大量中小企业爆发出来，核心有三个原因：

1动机不同

一个五百强的跨国大公司，到高校买知识产权的时候，它不是想办法把知识产权转化为自己的商业利益，而是把产品和专利收到自己囊中。比如柯达当时发现数码相机这个专利之后，立即买来束之高阁。因为当时它的主营业务是胶片业务，它知道如果数码相机业务要推向市场，它的胶片业务就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它把专利买下来，保护它的既得利益。但是小公司如果要买这个专利，或是享受专家权益，就会把它快速地变成产品推向市场，这样才能赚钱。

2效率不同

一个科研教授如果想转让他的独家商业权益，和大公司合作流程很繁琐，但如果是小公司，他往往可以和直接做决策的人沟通，所以效率的不同也直接决定，很多科研教授手中的独家商业权益会快速地转让给中小企业。

3费用大幅降低

拜杜法案之前，如果你想从教授手中拿到一个专利，可能只有大公司才有这个财力。但《拜杜法案》颁布后，科研教授不用转让专利，直接转让独家商业权益，这个费用一下就变得非常低廉。过去30年中，全美的研发投入，大公司的占比从70％降到了35％，让出35%的市场给了美国的中小公司。

数据：1973年～1983年，财富1000强的企业，一共换了350家；但是2003年～2013年这十年当中，财富1000强的企业竟然换掉了712家，就是712%的世界1000强的企业被挤掉了。所以由于中小企业创新机制的确立，它们蓬勃发展，迅速地成为了世界企业当中的主力力量。

第二个趋势——积木式创新成为流行

积木式创新：就是企业用搭积木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合作，双方迅速地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从而实现高速发展、协作的模块化，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

积木式创新＝新木桶理论：企业或者个人需要先找到自己优势在哪里，然后来换取和别人、别的企业合作的资格，然后强强联手组成一个新的木桶，装更多的水。

从技术、产品角度来说，比如制造一架航天飞机，需要动力的设计、流线型的设计、 *** 作面板的设计、材料的设计以及新型的融资方式等各种设计环节。飞机厂商就把所有环节中做得最好的公司产品和技术找到，然后像积木一样把它们拼接起来，组成了一个最完美的航天飞机。

从企业上下游价值链来说，如果一家公司非常擅长做产品和技术，不擅长做营销和推广，那它可以找一个外部的营销推广公司一起做积木式创新。比如罗辑思维的「得到」团队非常有能力和经验去获取用户的流量，了解用户的需求，把东西卖给用户，但它缺乏生产内容的能力。而李翔团队恰恰拥有产品生产的能力。双方一联合，做一个积木式的创新，罗辑思维「得到」团队负责产品的推广和营销，李翔团队负责内容的生产和制作。

第三个趋势——人工智能的超预测

牛津大学 《技术对工作的替代》报告：美国现有的工作中将会有47%被机器人替代。中国将有77%的工作有可能会被机器人替代，仅次于埃塞俄比亚的85%。

机器人替代人工，是一个历史趋势，它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未来的东南沿海企业，最后只有两类：一类是积极地引入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生产效率；另外一类就是被第一类企业彻底击跨，被挤出市场。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智商（人对机器的理解）是最重要的一种能力。乔布斯、比尔盖茨机器智商都很高，他们懂得怎样去驾驭机器，让机器为自己效劳。人工智能时代只属于那些懂得驾驭机器的人，不要把机器当成竞争对手，它们是人类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

人工智能时代，有三类人是永远不会被机器所取代的：创新者、连接者和领导者。

创新者：机器是不可能实现从0到1创新的，创新的任务仍然需要人工去完成。

连接者：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是没有感情的，它都是程序和程序之间的连接。感情的连接需要人和人之间进行，机器是无法替代人类的。

领导者：每一个团队、组织只能由人来充当领导者。机器永远不可能具备领导力的，包括凝聚力、号召力、感召力等。

结论：人工智能时代的超预测，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其实是人机结合体的超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当中，有创新者、连接者和领导者，还有大量的可以无限扩展、延伸的机器。

第四个趋势——未来创新在高校云集的城市

周其仁教授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密度。聪明人聚集得越多，就越能激发出更多好的创意，就会出现更多有创新能力的公司。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任何创意的出现都不是均匀分布的，创新是密集分布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很多互联网创业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信息汇总、创业者汇总、创业汇总以及创新汇总。

创新密集区所在的城市通常会出现大量的优质高校，那些城市中同时也会出现创新公司云集。比如在美国，创新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全美排名1000名以内的高校，很多都在丹佛。而且丹佛很多的单一领域在全美、甚至是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比如说森林防火这个技术，丹佛是美国做得最先进的。因为在当地，很多做森林防火产品的公司和当地院校的教授进行技术合作，从而造就了森林防火这项技术在美国具有领先地位。

中国未来创业创新密度最高的城市是哪个呢？简单做个推断，那就是拥有全日制本科最多的城市，中国目前拥有全日制本科最多的前六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南京、武汉。

第五个趋势——科研成果转化型企业的标志是“双长制”

双长制：是一种军队指挥制度，它强调人、事的两权分离。在军队中，指挥打仗由司令员负责，士兵的思想工作由政委负责，这就是人事两权分离。应用到企业中，成为一个科研成果转化型企业的标志就是“双长制”，拥有丰富经验的CEO负责管具体的人，首席科学家负责具体的技术和产品。

在美国，有20岁的科学天才，但是没有20岁的产业专家。科学天才＝首席科学家，产业专家＝CEO。

年轻人当首席科学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现在的科研其实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来做研究，对于很多年轻人，只要你善于积累，善于快速地学习前人经验，你很快地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快速地实现科研成果的延续。

企业经营，CEO的经验、直觉以及判断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重要。如果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以科研成果转化为主要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你就想办法让你的企业变成一个“双长制”指挥制度，让有产业经验的人做CEO，让那些管理技术、有研发技术成果的人去充当首席科学家，他们两者之间相互配合。

第六个趋势——应用创新是未来

应用创新在中国古代的应用：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创新的产品。在古代地震之后，震源地可能会出现房屋倒塌、火灾、瘟疫等现象，如果当地官员处理不当，通常会出现暴乱、动乱或者造反。军队知道地震信息，赶到现场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就有了地动仪的出现，在最快的时间测出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马上派军队出发，维护社会稳定。

应用创新在当下仍然有巨大的市场，从最本质上讲，一个社会创新的进步，推动者其实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最懂得市场需求，最了解用户需求，这会反向地拉动整个技术创新的发展。

比如无人机这项技术，这个创新如果只局限在无人机本身，它就是一个科研的创新。但是如果把这项技术变成应用创新，你会发现市场有很多需求：比如可以利用无人机做边防巡逻，在边防线上每隔十公里就布一个无人机装置，无人机在这十公里按固定的路线频繁地飞，边防军只需坐在自己的哨所里，看着无人机摄像头传回来的所有的画面，就能知道边境线哪里出现问题，可以大大节约边防巡逻军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工作量。

企业家想做好应用创新，就两步：

第一步，找到市场商机以及用户的关键需求。

第二步，找到需求背后的技术，签署独家授权协议（独家的商业权益）来保护应用创新的成果。

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家，将是未来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因为只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应用的需求，而不是科学家。

第七个趋势——中国制造的创新方向

中国制造都是典型的硬件企业，硬件企业创新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你的创新要实现从0到1；第二个，你必须要能从1做到无穷，你才能锁定这个胜局，实现完整的技术创新闭环。

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特斯拉。美国本土负责特斯拉从0到1的研发和创新，中国需要实现从1到100万、1000万的量产，届时就会把整个特斯拉的电动汽车领域锁定胜局。科技是谁发明不重要，谁掌握的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制造业想在未来领先，需要三个关键能力：1大规模，2复杂产品，3开放制造能力。

大规模：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制造量产。

复杂产品：一个商品有可能会出现5个以上的零部件，就把它定义为复杂产品。

开放的制造能力：柔性的生产。如果你的制造企业内部的标准越完善，越刚性，你的开放制造能力就是越差的。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只剩下最后十年的黄金期了，未来的十年，一旦3D、4D技术成熟，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巨大的危险。美国并没有在等我们，它只是在想办法替代我们。

小结：从美国硅谷经验看未来创新的7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中小企业会成为创新的主体

第二个趋势，积木式创新成为流行

第三个趋势，人工智能是下一拨创新的热土

第四个趋势，未来的创新就在高校云集的城市

第五个趋势，科研成果转化型的企业标志是双长制

第六个趋势，应用创新是未来

第七个趋势，中国制造的创新发展就是开放的制造能力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国刚说课》，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

撰稿人、讲述人：李国刚

1 会写代码和创业成功没有必然联系，不要妄想全理科生搭配能占领全宇宙。

2 创始人的压力简单来说是考虑怎么发工资，具体来说则有业务、雇员、财务、法律纠纷、投资者关系等诸多烦恼。

3 保持对大公司的戒备，比如说反编译偷代码。

4 互联网公司不能盈利的原因或许不是不能而是不愿，因为盈利的预期永远会超出实际，也不再有人会安心听你讲故事了。

5 孵化器的简单版本就是富翁免房租提供住处，其他服务免谈，你国政府的孵化器近似。

6 天使投资人会在同一领域投资n个公司，用投资组合的方式降低风险。

7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非常低，而且非常喜欢跟风，VC就是一个盈利企业。

8 分股权的时候没有“朋友”一说。

9 程序员往往是五人行，高高瘦瘦的白人&瘦瘦小小的亚洲人&扎马尾的胖子&胡子剃成奇形怪状的人&东印度人，所以想当CEO的中国人大多回国了。（此处是吐槽吐槽吐槽）

10 参加创业大赛时，女性的比例会急剧升高。

11 说坏消息的时候可以打扮得难看点，虽然颜值决定一切。

12 不要做这样的网站 Pied Piper

谈到高科技，大洋彼岸的美国硅谷，无疑是全世界最为火热和成熟的地带。硅谷在运转中所产生的创业文化和投资理念，也不失为我国高科技的一个重要参照。因此，今天，我们就用一部豆瓣9分+的美剧《硅谷》，来了解下美国高科技领域，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运转法则。

这部剧好不好呢

那是相当的好。Snapchat（市值超百亿美金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总裁 Spiegel 如此形容《硅谷》：“这简直就是一部纪录片。”比尔·盖茨也在自己的博客中强烈推荐《硅谷》。他说，如果想了解硅谷的运作方式，那就应该观看这部由HBO制作的电视剧。

毫无疑问，敢干的创业者，与敢投的投资人，是铸造科技企业必不可少的两大角色。但这两者之间也充满了相爱相杀的迷思。而这部美剧，正是打开了一个个迷思，展现硅谷的真实面貌。

为什么我要了20万美金，却拒绝了400万美金

男主（创业者）开发出了一款极富创造力的算法产品后，先后有两位投资者抛出了橄榄枝。其中一位财大气粗，先出资300万，得知有人竞争后又加价到400万。而另一位先是出资30万，很快又降价到20万。出的少还降价，这位投资人是脑袋被门挤了吗？

然而，男主却选择了后者，难道他俩进的是旋转门，都被夹住了？但背后的缘由是股份比例。第一个出钱多的人，要求全额收购。而出钱少的人，则仅要求获得5%的比例。但两个投资人对公司的估值（账面价值）都是一样的，400万美元。

这就是股权融资中，估值杠杆的效果。通过融资一小部分资金，即可在瞬间制造出巨大的账面价值。新闻里不少公司宣称估值几十亿，上百亿，但实际上也许只获得了100万元资金，出让了1%的股份。

对于优秀自信的创业者而言，小额融资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最珍贵的东西，即股权增值的希望，留给自己。当然，接受小资本撬动大估值，也要衡量下利弊和实际资金需求状况。

为什么团队里需要有一个懂财务的人

男主在接受投资后，开心的去找投资者要支票，然而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先要给出公司的商业计划，以及财务预测。这让擅长和字母打交道的码农，一脸懵逼，数字图表、现金流是什么鬼。

通常而言，无论是硅谷还是国内，大部分创业者都是因为专注于技术，认为可以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才走上创业之路。但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一个金融社会。投资者不仅仅是要投资一个产品，更是要投资一个有机运行、可以上市的公司。而这个公司则需要有商业人才和科技人才的结合，才会更容易成功。

为什么给你高估值的时候不要太高兴

男主公司的产品在展览会上一鸣惊人，引来了大批投资者。公司估值也是越来越高，正当男主激动不已时，一位投资人却告诉他：你拿了这么多钱，反而会毁灭你自己。原因很简单：资本需要的是每一轮都增值，这个游戏才能够持续的玩下去。

如果一开始就接受高估值，那么下一轮就很难报出更高的价格。而如果先进入的人亏本，那么就不会有下一轮的玩家进入，公司就很难启动下一轮融资，继而陷入困境。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步子太大了，咔嚓，容易扯着蛋。

韩璧丞是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博士，也是脑机接口公司BrainCo的创始人。他拿着一款头戴式的脑机产品，只要三个点贴合头颅，大脑信息就能在系统中展现。在他的公司里，这项技术正用于注意力的提升以及假肢的研发。

就在一周前，马斯克的脑机研究公司Neuralink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通过“线”（threads）”、“缝线机器人”、“芯片”，三者结合，将控制系统塞入头颅之内。虽然创伤程度已经大大减少，但即便如此，这个装置还是需要使用激光束来刺穿头骨。按照马斯克的预计，这套设备已经在老鼠上进行了实验，预计在明年第二季度进行人体试验。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韩璧丞公司的脑机产品已经开始了量产，并且获得数十万台产品订单。目前两款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一个是帮助学生提升专注力的头环，而另一个是为残疾人提供的肌电控制的智能假肢。

跟马斯克的Neuralink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韩璧丞公司的产品全程不需要开颅，无创伤。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指的是通过一种独特设备连接计算机和大脑，使人类可以从外部调控人的生理活动。将大脑以某种形式与外部设备连接，实现脑电波信号与相关指令信号间的转换。

目前脑机的技术分为了两个流派：一个是非入侵式，即通过外置设备来获得大脑不同区域电流活动，通常是通过脑电帽接触头皮的方式，间接获取大脑皮层神经信号；另一个是侵入式，破开颅骨，将接口植入到颅腔内，来接收神经元信号。

而马斯克与韩璧丞正对应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流派，在这背后，都集结了大量的顶尖脑科学家。

“我们跟侵入式之间互相鄙视了很久，他们觉得我们信号不准，我们觉得他们走入了死胡同。”韩璧丞说。

一方是为了获取本源大脑信号而正在不断改进的“开颅”工艺，另一方是正在投入产业应用的算法方案。谁才是控制大脑的主力军？人类未来大脑的世界里，一场技术标准之战正在暗流涌动。

韩璧丞今年30出头，还曾与特斯拉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一同被美国媒体评为脑机接口领域五位创新者之一。

2011年，韩璧丞去美国研究脑科学时，发现在美国，这个技术已经分成两个非常明显的学派：一个是以哈佛、麻省理工（MIT）、布朗大学等美国东部的学院为主的学院派，他们主张非侵入式；而另一边则是美国西部 科技 公司为主的激进派，主张侵入式获取大脑信号，马斯克的Neuralink是最有知名度的代表。

2019年7月，卡内基梅隆大学与明尼苏达大学合作，研究人员利用无创神经成像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研发了一种新型脑机接口。实验中，使用新型脑机接口的人类受试者以无创的方式控制机械臂，机械臂以一条平滑、连续的路径跟踪计算机屏幕上的光标。

非侵入式学派认为，侵入式可能100年内正常人都不会选择接受，因为付出的代价并非每个人所能承受的。

一方面，侵入式的整个手术周期和过程非常的复杂，而且令人感到恐怖，且开颅手术也有相当高的风险。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一所医院的数据，在其71个癫痫手术前植入电极的人中，死亡2例，死亡率达28%。

另一方面，人体有排异反应，任何放到人体里面的东西都会结膜，结膜之后信号就会急速衰减。换句话说，即便通过手术将芯片插进了大脑，但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失效了，还需要拿出来再放回去。

但侵入式的学派则认为，大脑有860亿-1000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对应无比复杂神经网络，所以只有获取到本源的信号，才能进行有效的应用。

“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想偷听我们讲话，我在玻璃外面听，当然有些减损和噪音，但是可以通过大量算法识别还原到相当好的程度。另一种为了拿到本源的数据，要拿一个机器在房间里凿开一个洞，破坏了这个环境之后，其实他已经不能像之前一样说话了。”韩璧丞说。

韩璧丞坚定地认为，即便马斯克的最新技术不会让人感觉这么血腥，但是70微米的设备，扎进去之后也一定会破坏大量神经元。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在学术界，只要侵入式流派发布了最新的技术进展，非侵入式则会立刻跟进，对外宣布非侵入式也能通过算法做相同的应用。

“我们公司内部定的策略也很简单，马斯克想用侵入式的方法让大脑控制手机、鼠标、键盘，我们也会让一千人通过训练，通过非侵入式的方法，同样控制这些设备。”韩璧丞说。

在深圳南山 科技 园的北边，韩璧丞已经建立了脑机产品研发基地，残疾人和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进行训练或参观。

BrianCo介绍，公司收获了包括Boston Angel Club、中国电子、腾讯联合创始人曾李青的德迅资本、光大控股、鼎晖投资在内的诸多投资机构的青睐。

但即便是技术相对成熟的非侵入式，其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

脑电是一个正负为微伏的非常微弱的电信号，因此如果非侵入式设备要采到高精度脑电，常规做法是需要先把头发洗一下，然后需要涂上像牙膏一样的导电膏，测试完之后再洗头。

“我们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每天都要洗两次头，一年洗了大概800多次头。”韩璧丞说。

要让非侵入式脑机真正普及，便捷的导电材料是核心的技术关卡。只有让大家不用洗头涂上电膏的同时也能采集高清信号，脑机才能真正让大众接受。

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韩璧丞与他的团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脑电信号检测材料。

在迭代了十几款材料之后，他们终于发明了一种固态凝胶电极，这个固态凝胶电极可以脱离导电膏，采到非常高精度的脑电信息，精准度可到达医疗级。

按照BrainCo的说法，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被海外广泛使用，包括美国宇航局NASA、美国的奥林匹克运动队和意大利的方程式赛车队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相比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侵入式脑机，非侵入式的技术的确有更高的接受度，也得以更快的量产。但问题在于，哪个行业才最适合脑机呢？

刚开始，年轻的韩璧丞开发的都是让人感到酷炫的产品。比如脑控无人机、脑控车、脑控各类家电、脑控机械手等，但他最后发现，这些产品根本没有人愿意买单。

事情的转机来自于一名脑科学研究者对韩璧丞说的一番话：“一个班级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不是智商的差距，而是学习效率和大脑专注力的差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需求让韩璧丞茅塞顿开。

BrainCo脑科学专家杨锦陈说，神经反馈训练技术是基于脑科学和行为科学学习理论发展起来的一种安全、非侵入式的改善大脑功能和结构的方法。恰当运用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大脑功能或者治疗脑疾病引起的脑功能损伤。神经反馈训练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在提升认知能力和任务绩效、治疗注意缺陷与多动综合症 (ADHD，俗称多动症)、自闭症、认知老化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证据，取得了许多成果。

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公司开始研发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脑机接口头环，只要三点接触，即可获得精准的脑机信号。BrainCo官方称，这个产品已获得数十万台产品订单，目前的产品销售触达4个大洲的15个国家和地区，是脑机接口领域销售数量最高的产品。

另一个产业方向是智能假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残疾人总数为8502万人，城镇残疾人可支配收入在15000元左右，农村残疾人士则更低。中国的假肢市场并不完善，几乎没有肢体残疾人去佩戴有意识控制的智能假肢，原因在于，这些智能假肢的价格需要50万-60万人民币，已严重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

其次，在提供假肢的公司中，德国企业奥索、奥托博克等占了大多数市场份额。这些公司主要将产品销售给欧洲和美国受伤的士兵，这一块庞大的生意让他们放弃了平民市场。

韩璧丞说，传统的智能假肢是用肌肉信号控制，但是从大脑里面出来的信号会更加准确，信息量更好，但同时又不可能给残疾人每天头上再带一个东西。因此他们寻找到了大脑和肌肉信号的关联度，最终形成一个简易的假肢。如今BrainCo的计划是，研发出准确度更高的假肢，并将成本降到10万人民币以内。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项充满未来感的技术竞争当中，非侵入军团已经走在了商业前列，在全球知名的脑机公司当中，非侵入式也占了绝大多数。

但愿意为之冒险的侵入式始终没有妥协。他们的坚持是，只有打开头颅，塞入芯片，才能看到真实的大脑。

一方是还在持续 探索 的奇妙技术，另一方是已经进入市场的商业军团，这场大脑战争的已经打响，截至目前，胜负未分。

不算

算法工程师不算是码农，码农只要求能够熟练使用编程环境，精通几种编程语言、开发框架和开发库，擅长写代码就可以了，是专业水平较低的程序员群体；算法工程师则是较为高端的岗位，学历要求为本科以上，专业技术要求较高，代表一些料研能力较强的工程师，一般是在一个产品的初期，去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提供一些技术方案，也包括方案的初步算法实现，主要负责数据挖掘，机器学习领域相关的内容算，较为高端的程序员群体。所以，综合来说，算法工程师不是码农。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做开发基本属于一勺汇，程序员自己做需求，做设计，完成算法，测试，上线，售后服务。后来随着功能与业务的复杂程度的加深，就有了更精细的分工。特别是大数据与AI的兴起，对算法要求和数学能力要求比较高，非一般软件人员可以完成，所以细分出来的，算法工程师主要在逻辑模型，而程序员主要在实现，但二者不可完全分开。

程序员是从事IT行业人员的统称，写程序的都可以叫程序员，没有非常严格的类别界限，是一个群体称呼。而算法工程师，就是主要设计算法的工程师，属于程序员的一众。算法工程师其实比较代表一些数据发掘、计算能力较强的工程师，一般是在一个产品的初期，去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提供一些技术方案，也包括方案的初步算法实现，主要负责数据挖掘，机器学习领域相关的内容。

国内的算法工程师和研发工程师在工作职责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一点跟硅谷的职能分配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Google、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巨头，算法工程师一样要写很多代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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