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家乡在哪个城市

沈从文的家乡在哪个城市 沈从文是怎样当上大学老师的？

沈从文从未上过大学，也未留过学，他的知识完全是靠自己自学。

沈从文能够到大学教书，完全是好朋友徐志摩的帮助。

沈从文夫妇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官僚之家，祖父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沈从文十几岁时就随当地一支地方武装在湘西游荡，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如军官、土匪、私娼和舟子等等，年纪轻轻就接触过成人世界里的情欲、堕落和英雄色彩，这些都为其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

沈从文20岁时，突然想到北京读书，后来他果然去了北京，成为京城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从而引起了英美派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的注意。

1924年后，沈从文的文章常在这些人主持的刊物《北京晨报》《现代评论》和《新月》上发表，这位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乡下人”与这班留学英美的文化人成了好朋友，并且毫无违和之感。

后来与沈从文有过矛盾的湖南籍作家丁玲在1950年批评他说：“沈从文因为一直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很想当一位教授。

”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有些站不住脚，但她说沈从文“很想当一位教授”却意外地实现了。

1920年代末，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胡适正担任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只有小学学历的腼腆后生。

后来沈从文谈起此事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虽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但之前却从未教过书，对于中国公学的教职，他心里充满了期望和不安。

上课前沈从文作了仔细的准备，并专门雇了一辆车子拉他到校，预备的资料也很充分，讲一堂课绰绰有余。

所有这一切都给沈从文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底气，当时他已小有名气，同学们也都想一睹这位作家的风采，故来听课的学生极多。

晚年沈从文走上讲台，沈从文抬头一望，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蓦然一惊，大脑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题一下抛到了爪哇国。

一分钟过去了，他一言未发，五分钟过去了，他依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然呆了十几分钟。

最后好容易开口了，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提纲，原来预备一小时的内容，十多分钟便匆匆而毕。

沈从文再次陷入窘迫，他无助地望了望同学们，拿起粉笔在黑板写了这样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胡适先生看着沈从文怯怯的模样，听课的学生们哄堂大笑——这位“小先生”虽然怯场，倒是个实诚人。

消息传到学校同仁那里，被当成笑料：“这样的人也配做先生，居然十几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来！”有人向胡适告状，胡竟一笑了之：“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颗恒星，也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他小学都没有毕业，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就只身跑到北京，用一支笔打下了文学天下，在不到二十年里写出了几十本小说散文，还当上了大学教授。

他在战乱里颠沛流离，在创作顶峰时停止写作，改行去搞文物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已经快忘记沈从文时，他的名字又多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终审名单上。

有位评委透露，如果不是沈从文在1988年去世，他应该能拿下那一年的诺奖。

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被无数热爱他的读者定义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辉煌一时、被选定为时代标志的作家后来都逐渐沉寂了，而沈从文却成了持久的话题，关于他的研究和传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他在兄妹九个里排第四，在男孩里排第二。

凤凰在民国以前称为镇筸，是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区设立的驻防单位，曾经出过很多著名将领。

沈从文也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出身自曾国藩湘军，做过贵州提督，他的父亲参加过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组织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

读书识字的母亲，给了沈从文主要的早期教育。

沈从文在家乡凤凰县生活了十五年。

凤凰这个地方，对沈从文的写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早期生命体验奠定了一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模式，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凤凰为沈从文提供了密度特别大、但也可以说特别不正常的经验。

那里的自然风光美丽幽静，生活着多个民族，沈从文的母亲是土家族人，祖母是苗族人。

那里的文化也多种多样，有近两百年的绿营兵制度。

军事习惯和多民族世俗生活交织渗透，平常的凤凰是平和安详的，偶尔会出现原始的暴力冲突。

而沈从文生长在清末的乱世，从小目睹的是血腥多变的动荡和屠杀。

他在幼年时就看惯了杀人，上学放学路上，随处可见尸体，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脚下都是血”。

在回忆录里，他写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是他的父亲和叔伯”这样凄惨恐怖的场面。

在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里，沈从文发展出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而乡民的蒙昧、军阀的残酷，又让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悯情怀。

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来得太早太强烈，在写作中，他总是在潜意识里回避这样的心理创伤。

他会用许多东西，比如美丽的女性形象、质朴的家乡风俗，来抵挡真实世界的残酷。

这成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重要基调。

因为家境败落，沈从文高小没毕业就参军做了负责抄写的文书员，从此过上了漂泊生活，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

一路上，他见识到了更复杂的风土人情，也目睹到更多的暴力凶杀，在一年里，他亲眼看到了七百多次处决。

这支部队的结局也很惨，在一次突袭里全军覆没，沈从文认识的人全部被杀，他是因为留守总部才逃过了一劫。

十九岁这年，沈从文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到北京去读书，他说“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决心“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

他之前受的教育，除了学校里的一点儿，就是跟随舅父学过古诗古文，在军队里看了很多古籍和一些新杂志，再有就是他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

离乡前，他把名字从沈岳焕改成了沈从文。

那时当北漂，一点儿都不比现在容易。

沈从文去北京投奔他的大姐，发现大姐夫大学毕业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正要回湘西老家去。

一开始，他在燕京大学旁听，但根本没法通过入学考试。

在和文学青年的交往里，他产生了写作欲望。

想要写小说，他不仅要学新式标点，还要从头学白话文。

在四处投稿失败后，沈从文的生活变得极度困窘，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要想尽办法，才能“找些东西来消化消化”。

这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引起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注意，又得到了徐志摩等名家的帮助。

1926年，在来北京的第五年，沈从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收录了他此前的小说、散文和剧本。

1928年，他去了上海，和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编辑文学刊物，自办出版社。

三个没有财商的文艺青年创业，当然失败得特别快、特别惨。

不过，在这一年，沈从文发表了70多篇作品，出版了近20种单行本。

其中的短篇小说《柏子》，被公认为是他写作成熟的标志。

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湘西的河上，有个叫柏子的水手，与沿岸一个妓女两情相悦，但只能一个月欢会一次。

沈从文用既细腻又奔放的笔法，写出了他们单纯短暂的快乐和生活漫长的艰辛。

这是他最熟悉、也最热爱的生命。

在上海时，沈从文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生活，由于出版社倒闭欠债，他的经济又变得难以支撑了。

1929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国文系讲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写作。

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六岁。

根据胡适的回忆，沈从文是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对沈从文来说，教书的原因是写作没法支撑生活。

在学生里，有他日后的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流传至今的民国佳话，他们的两地书信也成了文学经典，我就不具体介绍了，但是，后面的话题里我要补充一点：这对传说里的神仙眷侣，婚后感情并不平坦，其中的波折和纠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的写作。

抗战爆发前，沈从文先后在武汉、上海、青岛、北平等大城市间奔波。

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他痛苦地发现，住处不远就是刑场，许多死囚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女学生。

他当初离开湘西，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残酷场面，然而此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恐怖气氛，他的朋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胡也频死于上海的“二七惨案”。

1932年，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讲述他二十岁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以及在湘西的种种见闻。

虽然篇幅短，但这本书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传记之一。

它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揭示了沈从文产生自我意识、形成个人追求的过程。

从此，沈从文的个人风格全面确立起来了，他当时自豪地说，“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将会传播得很久很远。

”这一点，他做到了。

这个时候，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他们于1933年订婚，一起前往青岛生活。

在青岛，沈从文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边城》。

这篇小说的主线，是湘西小城里一个撑渡船的女孩翠翠和船总家两兄弟的爱情故事。

沈从文以乡间的正直淳朴，反衬出城市文明的堕落侵蚀。

《边城》是沈从文最饱满、最流畅的语言状态，在此之前，他的文风缺乏节制，后期则变得有些晦涩。

1934年，沈从文返回了一次家乡。

一路上，他亲眼见到湖南经过战乱后的巨变，一切已经物是人非。

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中小地主阶层都普遍破产了。

沈从文意识到，《边城》的浪漫唯美，不能应对正在发生的深刻剧变，用他的话说，这是一次“彻悟”。

他根据这次见闻，完成了《湘行散记》，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长河》。

同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