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哪个时期的

谭嗣同是哪个时期的 怎样评价谭嗣同？

谭嗣同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少年时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

大家知道他，大部分是因为他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之所以能说出句，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侠肝义胆，另一方面他是真的身手不凡。

谭嗣同不仅学兼中外，还对剑术、骑术等很感兴趣。

据说他曾以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为师。

他向胡七学过太极拳、形意拳、锏；向王五学习双刀。

谭嗣同曾对王五说：“处夷四侵，国事日非，好男儿当以这三尺青锋杀出一条新路”，王五当即表示：“有用我处，当誓死报效！”由此可见，谭嗣同的侠肝义胆，救国之心。

谭嗣同不仅对武术感兴趣，还对武学很有研究，他曾经写过《剑经衍葛》。

这本书在戊戌变法失败的时候散失，实在是可惜。

在谭嗣同的文集中，也有两处关于武术的：单刀神者葛稚川（东晋炼丹家葛洪），谭复后以千有年。

——《单刀铭并叙》横绝太空，高使天穹，矧伊崆峒。

蕤宾之铁，蚁鼻有烈，服之有截。

——《双剑铭》从这两处关于武术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一个狭义之士的胸襟与气魄。

已故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曾是谭嗣同的老师，据他回忆，幼时曾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握紧他的辫根，一翻身站了起来，而另两个人则都摔了一跤”。

看来谭嗣同确实身手不凡，令人心生敬佩。

谭嗣同的选择最中也证实了他作为一个侠义之士的坚守，用自己的生命唤起国民的觉醒，用自己的诗句鼓励后来者不畏牺牲。

改革的行进不仅仅需要面临灾难时的保留火种，更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振奋，这种精神甚至比刀q棍棒更有力量。

谭嗣同，（公元1865——1898年）。

字复生，号壮气，湖南浏阳人。

谭嗣同，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清朝江苏的一个候补知府。

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进分子。

变法失败后被杀。

他曾经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

”其著作有《谭嗣同全集》。

他早期推崇王夫之“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后来又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的“以太”说，提出具有唯物论倾向的泛仁论。

这是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向机械唯物论的过渡。

谭嗣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并吸取了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以元气为本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他说：“天以其浑沌磅礴之气，充塞固结成质，质立而人，物生焉。

”这就是说，元气充满宇宙，无穷无尽，元气凝固便形成各种物质元素，然后形成万物和人，因此，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他还作据自然科学知识解释了寒暑、昼夜、日蚀、月蝕、陨石、潮夕、雷电等自然现象。

他在“道”与“器”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器体道用”、“道不离器”的观点。

他说：“道，用也，器，体也”，“器既变道安得不变？”但是，他并没有把他的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以甲午战争以后，沒有找到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

他认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四百兆无用之废物”，只有他们少数维新派的“君子”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由于他们搞的维新运动不断遭到挫败，产生了“所愿皆虚”的失望情绪，幻想“以心渡一切苦恼众生”，以超现实的力量求得现实矛盾的解决，终于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他的“仁学”就是阐述“以心渡一切苦恼众生”的问题。

首先他把精神本体“仁”——“心”提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并且强调“通”（即平等）是“仁”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属”，这同以太能传光、电、磁的作用是一样的。

他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借用“以太”而展开的。

他说“以太”是一种目不得而色，耳方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的东西。

宇宙由它所立，所生，“众生”由它所出。

他的哲学思想中比较有生气的是他关于变化日新的思想。

他认为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运动之中，运动变化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天地万物正是在永不止息的运动变化中，日变而日新，不断向前发展进化的。

他从“万年前之僵石（即化石），見“”有植物、动物痕迹存其中，大要与今异”的事实，因而认识到“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断也。

今日之神奇，明日即以腐臭”的道理。

他认为只有不断变化日新，天地万物才有生命力，离却变化日新，天地万物将归于毁灭。

这种变化日新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在当时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但是他又认为事物都是随生随灭、瞬息万变，是没有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

他说：“’身生方死’，身死方生，吾谓身则无生死也。

”由此滑向了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和界限的相对主义。

他歪曲“物质不灭”定律，企图以此否定事物的质变。

同时，他还认为，“眼帘之影”、“耳鼓之响”是感觉的对象，而其形“万古不能见”，真声“万古不能闻”，因而人的感官“不足恃”、感觉不可靠。

这是由于认识的对象的性质是无区别的，沒有界限的，所以对客观世界也就“不必知，亦无可知”了。

这就从相对主义陷入了不可知论。

这充分反映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企图抹煞矛盾、不敢正视矛盾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