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故宫在哪个城市

李鸿章故宫在哪个城市 故宫在哪座城市故宫的第一盏电灯安装在哪

故宫的第一盏电灯安装在慈禧太后的仪銮殿。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将发电设备和电灯作为贡品献给慈禧太后。

包括直流发电机组及电灯材料在内，整套特殊的贡品耗资白银6000两。

根据盛昱的奏折和翁同和的日记记载，安装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銮殿的电灯，是京城亮起的第一盏电灯。

安装在仪銮殿(今怀仁堂)西门墙外盔头作胡同北侧饽饽房。

伴随着机房嗡嗡作响的发电声，仪銮殿的电灯照亮了夜空，京城第一次出现了电力照明。

同时，成立了专门的供电机构西苑电灯公所。

甲午后，李鸿章为什么喜欢长期“闲居”在“贤良寺”里？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原是怡贤亲王允祥的府邸，后来捐为寺庙。

因为田比邻紫禁城，常成为外地官员往来的借宿之所。

由于官僚大吏频繁往来，贤良寺点缀得有模有样，这里春有海棠，秋有芙蓉，平日不妨找个“老衲”“参禅话语”，应是“四时风日好”。

而对甲午后长期“闲居”于此的李鸿章，怕是别有一分滋味。

据幕僚吴永的回忆，平日在贤良寺，李鸿章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六七点起床，吃完早点后，有公事就办，无事就看书写字;午饭吃得较多，饭后坚持锻炼和午休，醒来与幕僚谈话，不觉已到日落;晚餐吃得不多，然后看会儿书回些信就休息。

一天就这么过了。

不过，这应该是当总理衙门大臣之前的事。

李鸿章入署后，几乎天天去衙门报到，有时也会在贤良寺办公。

尤其是与外国公使见面，常选择在自己的寓所。

1899年的这个夏天，无疑是李鸿章入仕后最为醋淡的时段之一。

这期间，由吴汝伦编订的《李鸿章奏议》刊行了。

他特地嘱咐儿子将《奏议》分送给老家中的各方兄弟，对于旧日门生的来信索书，他也倍感欣慰。

同时期，他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也一并刊印，并在《申报》里做了长期的广告。

以此观彼，不难猜测李此期的一番心情和寻求排遣的落寞。

“闲居”的李鸿章却无“闲心”。

5月21日，上谕前四川总督刘秉璋来京预备召见。

3天后，李给刘发了电报，劝他“出山报国”。

刘秉璋与李鸿章是世交，又是亲家，关系很好。

得见故交，李鸿章一定很高兴。

刘奉命召见后，迟迟没有任命，李劝刘在北京多待些日子，“且看上意如何”，但一直没有下文。

不久，李鸿章也蒙召见，慈禧咨询他“各省农工商局”的事。

李马上致电给上海的马建忠，让他拟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朝廷似乎完全忽略了他这个大学士的存在，即使被提起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山东巡抚硫贤指桑骂槐，指责李在山东的腐败，李只能在给友人的信中斥为“可笑”。

在听闻孙家葡、吴廷芬皆有去志后，他又是心灰意冷了，既然“不敢言归”，那就"委心任运”吧。

国事无可为，家事便更上心。

在家信中，李鸿章多了点日常的唆叨，他叮嘱儿子对兄长李激章的起居要“加意调护”、 *** 心二孙女的婚事、关心“牛孙”的读书情况，忧心老家的田产经营。

言语中，退意再生。

这一年，孙毓汉也走了。

年龄见高，白事渐多，本是人之常情，李鸿章这两年里不知写了多少封吊唁的信。

9月24日，儿子李经方的一封家信，告知了兄长李瀚章去世的消息。

最后一个手足兄弟的去世，已足够让一个77岁的老人体会到晚景的悲凉。

李鸿章和贤良寺的渊源，并不是起源于甲午后。

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进京觐见的时候，也常居住在贤良寺。

（一张独特的现代照片，可以解释贤良寺当年的区位优势。

照片中左侧是贤良寺旧址，今天是北京校尉胡同小学，远处街口可以看到一栋大楼，即今天的王府酒店，而历史上那里就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之所以选择贤良寺，原因非常简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理位置绝佳。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华门外，距离紫禁城很近，本来就是外地官员进京蒙召、办事时习惯的寄宿地，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当年就曾住过贤良寺。

而到了1885年后，贤良寺隔壁的神机营衙门同时作为总理海军衙门的办公地点，李鸿章选择住在这里，实际就是办事方便，而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也在附近不远。

捎带一说的是，李鸿章的冤家翁同龢的府邸，也在附近的不远处。

可以说，贤良寺处在当时北京城中一个独特的政治区块的十字路口位置。

（李鸿章在北京的私宅位于总布胡同，图为旧址今貌。

根据近代史专家姜鸣先生考证，李鸿章最后的逝世地就是在总布胡同的私宅）另外需要纠正一下的是，李鸿章在甲午后，并不是长住在贤良寺。

事实上，李鸿章在北京拥有自己的府邸，位于总布胡同。

至于贤良寺，则是因为区位好，被李鸿章选为平时会客、办公的行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