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价值】单论文学价值，鲁迅先生的文章，散文第一，小说第二（有些小说可作散文来读），杂文只能排第三。
其杂文写作，以1927年为界，此前大多可读，此后无甚看头。
以前说过，《而已集》（1927年作品，1928年出版）之后的杂文，至少三分之二，于世无益，除了向后人证明，鲁迅所生存的世道何其逼仄，所陷入的仇恨何其激烈，所选择的生活何其虚妄。
可悲的是，鲁迅生命最后十年（1927-1936年）的写作，恰恰以杂文为主，这实在是一种对生命的荒废，与对肉身与精神的自残。
对此，以他的敏锐，早有预感。
1925年12月31日，他编定《华盖集》，感慨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这仿佛有些“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的意思，对鲁迅而言，当写作的意义，从“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下降到对时代或历史的见证，即便不能说退步，却也呈现了一种深沉的无奈。
【关于长篇】有人责难鲁迅未能写出长篇小说，从而质疑其大师地位。
这显然是皮相之谈。
当年鲁迅连诺贝尔文学奖都不曾放在眼里，大师头衔，更如浮云。
不过他与长篇小说无缘，的确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他这一生，曾两次起意写长篇，一是1920年代初，计划写一部以杨贵妃为主题的长篇，二是1930年代初，计划写一部以红军为主题的长篇，不幸俱告夭折。
这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如鲁迅自语：“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这里的才能，窃以为一指架构或格局，二指叙事，三指体力，这三点，鲁迅皆有所欠缺，他的架构与叙事能力，只能支撑其写作中篇或短篇，至于体力，则属下乘。
【文字功夫】蔡元培曾夸鲁迅的文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
不可多一字，多则影响文字的精炼，不可少一字，少则影响文字的清晰。
这正符合我对文字的审美，一是精准，二是精简。
当然精简过了头，容易流于晦涩，这是鲁迅文章不如知堂的一点。
对此他亦有自知之明，在致许广平信中，他曾评点钱玄同的文风，称玄同之文，汪洋恣肆，使读者览之了然，最适宜表白意见。
徐梵澄曾谈到鲁迅文字功夫的渊源，认为受益于“治古学或汉学的传统”。
治古学，如编目录、作校刊、加案语、为注解等，皆须简单明白，有其体例，不可多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这等文字，如d丸脱手，下笔即成。
此外，鲁迅早年有一段抄写古碑的岑寂生涯，我以为这也锻造了他的文风。
若参照以书法，鲁迅的文字，正可比魏碑。
【稳准狠】鲁迅的文字，深得“稳、准、狠”三字真诀，试举两例：“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革命文学》，刊于1927年10月21日）“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谈所谓“大内档案”》，1927年12月24日）
总体上看，“文章”的意义要大于文学。
鲁迅是汉语书写艺术的现代代表。
鲁迅是不愿乐于与他接近者为黑暗的影所威胁所裹挟的，这是他不愿见到却无力去阻挡的;但他或许也想到，这对乐于与他接近者是有益的:你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你自己在你自己身上去完成它搏击的使命。
所谓启蒙，最本质的意义也就是如此。
但鲁迅最清醒的一点就是，骨子里根本不相信它的成功。
在《求乞者》 里，鲁迅狠狠地说:“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 疑心，憎恶。
” 可接下来又说:“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在《过客》里，老翁一再地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
”而过客也这样说:“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 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
”鲁迅在此后不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
”所以他的犹疑和自我憎恶便由此可以理解。
但不禁要问，鲁迅为何如此地害怕得到这些感激呢?这是不是和他急需复仇有关系， 是不是又和他的自我憎恶有关系?鲁迅的害怕感激也许就是害怕自我的牺牲(其实就是复仇、启蒙的另一种解释)受到这些感激的阻碍，而得不到彻底， 被爱我者的眼泪、被要保存我的人的爱所阻碍。
“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 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
所以竟至于“得到了谁的布施”反而要“祝愿她的灭亡”，继而自己就该得到“咒诅”。
这是一种多么难以想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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