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三个师

八路军三个师 抗战时期，八路军第115师整编7个教导旅，为何称“教导旅”？

1938年3月，第115师师长林彪意外中q重伤，部队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继续在吕梁山区对日作战，不久接到了支援山东抗日战场的任务。

说明一下，在115师主力东进之前，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主要是“山东纵队”，也就是山东人民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虽然当时已经壮大到近25000人，但毕竟不是正规军的底子，战斗力较弱。

（林彪）所以从1938年7月起，延安抽调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各一部，开始挺进山东，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最初东进的是第115师第五支队和第129师的津浦支队（基本以团为基干编成）。

期间第115师的其他部队，也分批开赴山东战场，及至罗荣桓、陈光率领师部和686团也到达山东的1939年3月，第115师主力已经在齐鲁大地完成了战略展开。

到了1940年7月间，八路军第115师的师部、所属第343旅全部及344旅大部，分别活跃在鲁西、鲁南、湖西、冀鲁边、冀鲁豫边、鲁东南等地区打击日寇；山东纵队则活动于鲁中、鲁东南、清河、胶东、苏皖边地区，而第129师的一部则活动于鲁西北地区。

至此，三大系统的部队基本有了自己的作战区域，其中尤以第115师主力发展得最为迅猛。

毕竟是老红军的底子，又是整建制开来山东，而且山东人口稠密，所以分兵发动群众建立若干抗日根据地之后，一个连没多久便可以壮大为一个营甚至一个团。

至1940年的秋天，115师所属部队已经从不到20000人（初建是15500人，但是在挺进山西后有一定发展），猛增到近70000人，部队番号既有原来的番号旅、团，也有新建的支队、大队，确实有些杂乱了。

如此混乱的编制和番号，不利于115师师部的指挥，所以整军和整编势在必行，于是1940年的秋冬，罗荣恒政委主持了整军工作。

按照当时的实有兵力，以2000余人为一个团计算，足足可以编出来30多个团，那么一个师部指挥30多个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继续采用支队等临时编制，又显得不那么正规，于是决定新建若干“教导旅”。

第115师最初编组了六个教导旅，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每个旅下辖三个团，而没有编入各旅的其他作战团由师部直辖，这七个教导旅分别是：教导第1旅由原苏鲁豫支队编成，旅长为彭明治。

教导第2旅由原苏鲁支队、鲁南支队及115师独立支队整编而成，旅长为曾国华。

教导第3旅由原运河支队及115师独立支队一部合编而成，旅长为杨勇。

教导第4旅由原343旅黄河支队编成，旅长为邓克明。

教导第5旅由原东进支队编成，旅长梁兴初。

教导第6旅由原冀鲁边津南支队、鲁北支队等编成，旅长为邢仁甫（后叛变）。

教导第7旅由原新编第3旅及新编第2旅各一部编成，成立于1941年，旅长为韩先楚。

（梁兴初）115师为什么不跟第129师一样，自拟和排序“新编旅”的番号，而要统一改称为“教导旅”呢？这是由当时山东复杂的政治局面决定的，山东跟河北、山西的情况不太一样，前两个省份存在的都是晋绥军、西北军等杂牌，而山东已经是重庆方面新建的“鲁苏战区”之辖境，除了东北军和地方武装外，还有中央军的部队和比较完善的政工系统。

我们知道，八路军1937年进行改编时，国民政府只给了三师六旅十二团的番号，尽管八路军在抗战期间不断发展壮大，但是重庆当局是不可能再给增加番号的，但是军队的实际情况又要求必须扩大编制和增加番号，这是个矛盾。

另外，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新建一些团级战斗队并授予自拟番号，轻易不会引起重庆方面的察觉，而如果新建师、旅级等战役单位的番号，肯定是有些麻烦的。

（罗荣桓）所以整个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直保留着三个师的番号，没有新增。

至于旅级番号，在比较敏感的山东地区，也巧妙地使用了“教导旅”的名义，什么是教导旅呢？其实跟八路军最初组建的两个教导团（第120师教导团、第129师教导团）性质类似，那就是在编制不够的情况下，以司令部直属训练单位的名义，编组出来的没有正规番号的建制。

部队里面教导队、教导营、教导团的建制，通常是为了轮训基层干部、培训士兵骨干（类似于士官）、训练新兵而专设，有点随营学校的意思，比如粟裕将军投军不久，就被选送到叶挺第24师教导队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回部队当班长。

这样的建制单位基本隶属于各级司令部的“直属队”，一般也不会有作战任务。

（彭明治）那么使用“教导旅”的番号，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至少从字面上理解，都是培训和训练性质的非作战部队，一旦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揪住不放，也好有个说法，主要还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到1939年以后，老蒋对八路军扩建武装非常敏感。

而罗帅的军政水平兼备那是有目共睹的，采用“教导旅”的番号可谓是用心良苦，尽量不给在重庆的“八办”找麻烦。

所以它的准确表述，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直属“教导某旅”，于学忠（鲁苏战区司令长官）等人就算发现了，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而对于八路军部队来说，头顶什么番号根本不重要，教导旅、独立团一样打鬼子。

但是在1941年之前，在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合理地运用一些斗争技巧，还是必需的，这一点用三个字解释最直白：你懂得。

（聂荣臻去了晋察冀）同一时期，山东纵队也进行了整军工作，所有部队整编为四个旅、四个支队和两个直属特务团，兵力已有54000余人。

这是山东民众抗日起义后的自建武装，不似八路军（第18集团军）那样被条条框框所限制，所以这四个旅的番号很直接，就是山纵第1旅到第4旅，不需要国民政府给什么正式的番号。

不过第115师各教导旅的番号存在时间并不长，1940年晚些时候才组建，到了1941年初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既然重庆当局率先撕破了脸皮，八路军各部队也就不需要有那么多顾忌了，广大指战员不再佩戴“青天白日徽”，大抵发生在这一时期。

因此1941年8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延安命令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合署办公，正式组建“山东军区”（对外仍保留115师番号）。

正式成立山东军区后，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原属的各旅、各支队番号一律撤销，并开始实施“主力部队地方化”，也就是首先编组出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较强的13个主力团，归属山东军区直接指挥，而其他部队则改制为二级军区、军分区所属武装，七个教导旅的旅部机关，基本都与二级军区合并，分别组建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军区司令部。

因此大概算起来，第115师各“教导旅”的番号，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建制。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教导旅和教导旅是不同的。

国军的教导旅、教导团是真正的教导部队，类似美国的补充兵团，是专门进行新兵训练的单位，不能作战。

这种教导部队一般由几个教导营组成，还有一些后勤部队，负责训练新兵以及培训骨干士兵等等。

由于抗战前线损失严重，所以教导部队出现了旅的编制，目的是大量训练新兵送到一线。

但八路军不是这样。

抗战期间，八路军不是农工红军第八路军，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既然属于国民革命军，就必须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管理和控制。

而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编制是3个师6个旅，也就是4万多人的规模。

没有经过国民政府的允许，是不能随便扩大的部队的。

即便为了作战考虑，尽全力扩大的了军队的规模，新增的作战部队也不能自己管理，在当时来说应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

但只要将这些部队交出去，国民政府肯定会将军队中八路军各级军官撤换，换为自己人，等于将这些部队吃掉了。

显然，八路军是不愿意的。

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4万多，到了抗战结束已经有了正规军60万规模。

扩大出来的这么多部队，至少在皖南事变之前不便于自己给一个番号，不然国内舆论肯定会猛烈抨击。

于是，教导旅就出现了。

1938年6月至1939年初，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山东。

从1940年10月开始，不到1年内就建立了7个教导旅，组建了鲁西、湖西、冀鲁边、鲁南等军区。

资料这么写：随着115师山东部队扩大到7万规模，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到1940年冬,该师将所属部队先后整编为6个教导旅。

苏鲁豫支队第1、第3大队编为教导第1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独立支队第1团和鲁南、苏鲁支队编为教导第2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吴文玉(后为符竹庭)；独立支队第2团与运河支队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黄河支队编为教导第4旅（兼湖西军区），旅长邓克明，政治委员符竹庭（后为张国华）；东进支队编为教导第5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张国华（后为罗华生）；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6支队与鲁北支队编为教导第 6旅（兼冀鲁边军区），旅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

1941年7月，新编第三旅、新编第二旅4团合编为教导第七旅，旅长为韩先楚，政治委员兼副旅长赵基梅。

说通俗点，教导旅就是对付规模舆论压力的产物。

其实八路军教导旅就是作战部队，但以非战斗部队自居，可以减少国民政府媒体的攻击。

其实，教导旅同支队、独立旅、新编旅、警备旅等非正规番号没什么不同，特殊时期的政治手段而已。

在1941年皖南事变彻底翻脸后，已经不需要这样掩饰了，教导旅就逐步取消了，恢复正式番号。

教导第一旅，1943年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番号自此撤销。

教导第二旅，1943年缩编为滨海六团，番号自此撤销。

教导第三旅，1942年教导第三旅与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合并，番号自此撤销。

教导第七旅，1942年教导第七旅与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合并，番号自此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