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

文景 文景之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文景谥号？

“文景”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合称,“文景就不能有谥号，而是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什么时期如何看待文景之治？

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政府采取了以休养生息为主的治国策略，使得西汉国家的综合国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百姓逐渐安居乐业，史称文景之治。

对于文景之治，我们当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它。

我们先来讲一讲那个时代积极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首先体现在百姓生活的巨大改善。

经历了秦末的大规模战争之后，天下的经济遭到极度摧残，百姓生活极其困苦，号称达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司马迁记载，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均驷，将相或乘牛车“。

连天子想找到合适的四匹马来拉车都是困难的，将相等高官有人甚至只能坐个牛车去上朝。

至于一般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汉前期的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生产做为第一要务。

汉文帝、汉景帝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汉文帝还亲自给天下的百官和百姓做表率。

汉文帝前元二年春天，汉文帝下诏说道：”夫弄，天下之本也。

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廟粢盛。

“亲自耕种的收获用于宗庙的祭祀。

对于一些穷苦百姓，政府也会尽力进行赈济。

比如汉文帝元年春天，汉文帝下诏说：”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议所以振貸之。

“汉文帝还一再下诏减免天下的钱粮，节约政府的开支。

有一次，他准备修建一个台子。

找人过来做了个预算，结果发现修建这个台子竟然需要普通百姓十户人家的家产。

于是汉文帝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后妃也都衣着朴素。

西汉的田租也一再减低，最初的税率是十一而税，百分之十。

后来降低为三十税一。

甚至汉文帝曾经有两年下诏彻底免除天下的田租。

这些无疑都是对发展生产有利，对改善民生有利。

也正因为如此，到了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的财政局面有了根本性改善，司马迁记载：”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

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种种施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法治领域内，汉文帝改变了秦代以后严刑峻法的局面。

汉文帝下令废除了肉刑，废除了连坐制度，废除了谣言诽谤令。

这些都是应该高度肯定的。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号称是约法三章。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刑罚制度。

比如韩信等人都是被灭族了的。

而在汉文帝时期，这些严酷的刑罚都被废除了。

在国家的制度建设方面，经过了文景两代帝王的努力，国家制度逐渐健全。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根本没有精力进行制度建设。

他从即位到去世，始终把解决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放在首位。

而到了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建设。

而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几十年间，国家机器逐渐走向正轨。

文景两代，西汉政权进一步巩固，统一得到了加强。

这就要说到同姓诸侯王的问题。

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却分封了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有刘邦不得已的苦衷，在刘邦当时，也是必要的。

但到了后来，同姓诸侯王也是中央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汉景帝初年吴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汉帝国更加稳固。

在文化领域内，虽然西汉前期号称黄老无为而治，尤其是窦太后非常痴迷于黄老之学。

但是，事实上政府并没有对其他的学术进行打击。

相反，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其他的各个学派也都出现了恢复性的发展。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儒家在西汉前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学者，比如贾谊、董仲舒等人。

当然，文景之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文景两代帝王并没有能够解决匈奴问题。

当然匈奴问题由来已久，也非常复杂。

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的问题。

客观地说，在西汉前期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并不成熟。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景两代帝王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尤其是汉景帝在经历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锐气顿消。

而且汉景帝受制于母亲窦太后，也难于有所作为。

其次，虽然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同姓诸侯王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但西汉国家的统一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些隐忧。

到了汉武帝时期，施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进一步打击地方的分裂势力，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的统一问题。

再次，国家礼制建设缺失。

汉文帝时期，汉文帝一度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先是有贾谊的劝导。

后来又有新垣平的主张。

但由于种种原因，都付诸阙如。

而汉景帝也没有能够做这方面的建设工作。

国家礼制建设，不仅意味着彰显统治者的尊严，也还在于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凝聚人心等等。

第四，黄老无为而治的表象下，也积累了许多的矛盾。

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说了。

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明确，国家的正常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制度还不完善。

国家教育机构还没有成立。

等等。

这都是文景之治还存在的一些不足。

不过从整体上看，文景之治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一个历史时期。

在汉初大约70年的时间内，是国家力量的增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确立时期。

在这几十年中，统治者集中力量强化中央集权在对外问题上一直保持无为的政策，希望尽快使国家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恢复过来。

刘邦死后，西汉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迎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发展时期—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之子。

高帝十一年受封为代王。

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吕氏家族谋划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共同平定了这次叛乱，汉文帝被迎立为帝，在位23年。

汉景帝刘启，汉文帝太子，公元171前157年即位，在位17年。

文、景在位期间的40年时间，是西汉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轻徭薄赋与奖励农耕。

文景时期，仍以黄老之说为治国思想提倡与民休息。

在经历秦末大动乱后，汉高祖和惠帝时期，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极为凋敝。

汉文帝和景帝在位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社会经济也因此迅速发展。

文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在乡里按照单位户数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对民间德高望重以及耕田成就突出的人频繁奖赏，借此以鼓励发展生产。

同时又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许多措施。

汉朝的农业税采用收取分成租的方式，汉初至文帝前一直按照十五税一的租率收取地租。

文帝二年和十二年，两次下诏“除田租税之半”，即将租率改为三十税一，十三年甚至免除全额地租。

从此以后三十税一的租率遂成为汉代定制。

在人头税方面，文帝时，算赋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则减为每3年服役1次，服役的时间并未因此延长。

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国家所有的山川湖泊，允许平民进入樵采渔猎。

这一方面便利了农民生活，推动了农副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的发展。

文帝十二年废除了通过关隘使用文书的制度，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商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自秦以来男子均为17岁为成年，即自17岁开始承担国家赋税徭役。

汉景帝二年，这一制度被改为20岁，即推迟了3年，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且成丁年龄在此后仍被不断推迟，著于汉律的附籍年龄被推迟到23岁。

轻刑慎罚。

秦代法律的严酷直接引发了秦末农民起义，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的举动正是为了减轻刑罚，然而在汉初很长时期内，由于政治的多变，完整的法律并未确立。

到汉文帝时方才设立完整的汉律，其指导思想仍延续刘邦的举措，以减轻刑罚为主。

相对于秦代法律，汉律具有以下特点:（1）秦代罪人，一旦被判为劣等民如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即为终身制，一生服役而无解脱之日。

汉文帝新律废除这一条文，规定服刑期限依据犯罪情节轻重；罪人服刑期满以后，免为庶人，即获得平民待遇。

（2）废除了秦律中连坐这一极不合理的规定。

（3）废除秦律肉刑，而改用笞刑。

秦代肉刑有黥、劓、刖、宫四种，汉文帝下诏废除，肉刑为笞刑取代，减轻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到景帝时又进一步减轻了刑罚。

后两项的改革在此后虽然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但文帝时期官吏在执法断狱过程中，均采取从轻发落的精神，执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汉代刑狱相对于秦朝颇为精简抛弃了秦朝酷法的思想，使平民日常生活得到保障。

相对于汉高祖、惠帝、吕后时期，以及后来的汉武帝时代，文景两代的军事活动相对较少，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也极少诉诸武力，秉承黄老治国思想，以不妄兴民力为出发点。

吕后时，汉朝内乱，南越王赵佗乘机自立为帝，对周边闽越、西瓯、骆等民族展开攻势，又僭越礼制，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西汉政治回归正轨，为了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使南越臣服，其派陆贾再次出使，赐书赵佗，赵佗因此心悦诚服，撤去帝号，并废除所有不符合礼制的体制，归附汉王朝，使汉王朝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

文帝后元二年，汉朝继续坚持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派遣宗室之女出嫁匈奴，此后匈奴虽有扰边行为，却一直没有大规模侵犯汉朝边境的行动，从总体上看基本保持了与匈奴的相安无事。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与文帝、景帝个人的励精图治息息相关。

在经历了秦末战火，汉代国力尚处凋敝的情况下，他们从政治、经济、法律、官制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这些都为汉朝国力的增强打下了坚实基础。

秦代以来一直设有“秘祝”之官，一旦出现灾异，均归罪于臣下。

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此官，并明确指出:皇帝要为百官的过错负责，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古代“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思想。

躬行节俭的生活方式在这两代皇帝期间得到贯彻。

汉文帝私人生活极为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均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不断减省，而没有丝毫添加，并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避免增添平民负担。

其后宫宠妃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

这些固然是一些生活小节，但对社会风气引领作用不可忽视。

汉文帝曾试图建造一座露台，得知耗费大约相当于十户中等家庭的财产时，遂打消了念头。

在文帝提倡俭约的引领下，国家的财政开支在维护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减，文武百官均在此风气下贯彻节俭，不敢稍有僭越。

这些生活小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及官僚群体的各个方面，由此引起对平民的临时性征发也降到了最低对社会的稳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景两代推行的上述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政权的统治基础也日趋稳固。

农业的迅速发展促使粮食价格大幅度降低，史书上形容当时夜不闭户、余粮栖野固然是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夸大，但人民生活相对此前和以后更为富足则是真实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社会稳定，在不遇灾荒之年时，百姓富足，仓廪充盈，都城的太仓因年年粮食积压，导致腐烂情况严重。

无可否认，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起到了很大的成效承汉初政治、社会动荡之余，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因为文景之治的积累，汉朝国力迅速增强，到汉武帝即位以后，汉朝方能举全国之力与在蓬勃发展的匈奴一较高低，最终将蒸蒸日上的匈奴国势全面压制下去，使其由盛转衰解决了匈奴长期以来对汉王朝的威胁。

可以没有文景时期的文治即不存在汉武帝时期的军事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