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什么区别？李心传为什么写了这两本书？

《建炎以来朝野杂录》是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一部著名的史料杂记，虽名为杂记，实为会要体例。

详细记载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典章，朝政，食货，兵农，职官，科举，礼乐，刑诉等，真眼于各类制度的沿袭，侧重总结制度的得失及经验教训，具有史学思想的闪光的，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本书具有强烈鲜明的批判精神，是其它史书无法比拟的。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宋高宗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重要的文献材料，作者也是李心传。

李心传在著书的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种记载资料，并经过精细的考证。

书中关于岳飞的事迹记载也较为详细。

本书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关于岳飞的事迹梳理探究，以期从此角度还原真实的岳飞，以便我们后人全面体会和继承发扬“岳飞精神”，弘扬发展中华人文精神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关于这部书的编修目的，李心传在《杂记》甲集序中曾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宫行都，颇得窃窥玉煤所藏金匾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

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

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

乃缉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 年）迄壬戌（嘉泰二年，1202 年），汰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又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宝五乡四颗村）人，南宋大臣、史学家，早年科举失利，绝意仕途，闭门著书，晚年受宋理宗起用为史馆校勘，专修《中兴四朝帝纪》，后官至工部侍郎，因言去职。

有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

庆元元年（1195年），曾参加乡试，未能上榜，于是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安心闭门著书。

直到晚年，才被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二十三人合荐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又踵修《十三朝会要》。

端平三年（1236年）书成，擢工部侍郎，以言罢，奉祠居于潮州。

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致仕，同年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直言敢谏李心传虽然埋首书卷，闭门著书，但一直都心怀天下，对百姓的生活关怀备至。

端平三年（1236年），李心传被任命为工部侍郎，当得知一些地方的旱灾之后，立即上书。

他在上书中说：“臣听说‘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必然会有大凶之年’。

大概是由于杀戮太多，赋敛太重，使老百姓心中充满了怒怨之气，干扰了阴阳的调和，乃至于达到极点。

陛下应当与各大臣勤政爱民，共同去除容易导致动乱的政令，向老百姓宣布除旧布新，以作为消灭恶运、迎接吉祥的对策。

而法制破坏未尝重新修订，老百姓劳苦不加意振兴德政，既没有能力改变过去旧的东西，而反过来会比过去的问题更严重。

所以皇帝的德行还不能 达到没有过错，朝纲或许还苦于繁多而杂乱，公平清廉正直的官吏很少看到。

而贪利无耻，敢于做坏事的人，却以战争为借口大兴干戈，四面八方地聚集起来，以求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

像这样而希望五福齐来，百谷丰登，等于在缘木求鱼。

“经过臣的考察，招致旱灾的原因：第一是和籴增多，第二是流离失所没有归宿，第三是赋税检查不尽真实，第四是对犯罪的人仅仅没收资产而不治罪，这些都导致老百姓极度的怨恨。

所有这些都发生于战争之后，而又没有去设法消除，所以愈加积累愈加严重了。

成汤是圣明的君主，而他在桑林祷告，尚且以六件事自责。

陛下很愿意把国家治理好，灾害祥异饥馑这些现象，记载不绝，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常规，那政事自然就乱了；赏赐积蓄赠送，毫无停止的时候，那老百姓自然就贫困了；陪都园囿寺庙，修建得非常勤，那土木工程当然就非常频繁；皇帝旧居的女道士，声势气焰嚣张跋扈，那妇女恃宠弄权的当然就多了；珍宝玩赏的呈献，很少听到有拒绝的，那贪污贿赂当然就盛行了；忠正恳直的语言，大都厌恶摒弃，那诬陷谄媚的人当然就得势了。

这六件事情或有一件，就足以招致旱灾。

希望陛下赶快颁布罪己的诏书，修正做好这六件事情以挽回天心。

群臣中有呈献聚敛剽窃老百姓财物的言论以求加官进职者，必须严厉地罢黜他们，使他们不得上诬圣德，这样则旱情虽然严重，还是可以阻止消灭的。

可是如果老百姓怨于内，敌人逼压于外，事态危急，形势窘迫，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到那时陛下虽然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也不可能有办法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宋代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

二百卷。

作者李心传(1167～1240)，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

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

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

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便不免因袭旧章，承其谬误。

《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

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的。

《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

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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