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

典论 为什么说《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源头？

《典论.论文》作者为曹丕。

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世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

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

《论文》是其中的一篇。

《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

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

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它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

首先，他强调文章的价值和地位，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鼓励文人们去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鉴于曹丕的身份，这种观点对魏晋和以后的文学创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曹丕提出“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有清浊，即有阳刚和阴柔的不同，不能兼擅，这实际上说的是作家的个性和气质形成作品独特风格的问题，比如，刘桢“壮而不密山”，徐干“时有齐气”等。

再次，曹丕的这篇文章里，初步划分了文学体裁，即“本同而末异”的问题。

他认为，“奏议宣雅，铭诔尚实，诗赋颂丽”，这种分类和特点，还是比较粗疏不精细的，但推进了以后文体的研究。

第四，关于文字批评的态度问题，作者批评了贵古贱今的偏见和“文人相轻”的习气，特别是对“文人相轻”的指责，是作者的新鲜之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后世仍然存在，这是不利于开展正确的文学批评的。

曹丕的观点，于当时，确有存在指导的意义。

总之，《典论论文》提出的文字批评的几个问题，在当时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当然，他有的观点，后世有所补充、发展，也是逐步接近完善的。

中国的对文的关注，很早就有，但真正系统的文论是从曹丕开始的，有人说，曹氏父子，曹 *** 、曹丕、曹植，就是不说政治上的巨大成就，仅就他们三人在文学上的贡献，也将青史留名。

曹 *** 有诗《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植有《洛神赋》和《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但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尚书》、《左传》和先秦诸子已经对“文”有很多的论述，如《尚书》的“辞尚体要”，《论语》的“文质彬彬”等，但系统全面的文论，还是当举《典论论文》。

作者在政治上是阴险奸诈的帝王，在文学理论史上却是个潇洒本真的呐喊者。

曹丕（187～226年），字子桓，沛国谯（今亳州）人。

曹 *** 的第二个儿子。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曹 *** 立为魏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２２０年）正月，曹 *** 死，他继承曹 *** 的官职和爵位，为丞相、魏王。

这年冬天，他废掉汉献帝，自立为大魏皇帝。

历史上称魏文帝。

曹丕是三国时魏国的建立者，又是文学家。

曹丕（剧照）曹丕即位后，颁布了“九品官人法”，这是对过去曹 *** 选拔官吏办法的一种改变。

这种方法的内容是：各州郡由有声望的士族出任“中正”。

“中正”将当地的士人按才能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朝廷对官吏的选用就根据“中正”的评定来决定。

实行“九品官人法”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为朝廷选拔官吏，但是，由于“中正”都是各地士族大地主，他们互相联络、包庇，选人并不看才能，而看重门第、出身。

从此，官吏的升降，不是凭才能，看政绩，而单纯以家世高低为准。

出身微贱的人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列在下品，这就确立和巩固了士族门阀的政治上的特权。

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倒退。

曹丕在位时实行的“某些政治措施，在当时还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如对宦官、对外戚在政治上实行限制，规定“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

他主张轻刑罚、薄赋税，反对厚葬和墓祭，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等等。

曹丕爱好文学，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上都有成就。

现存诗歌四十首，形式多样。

其中《燕歌行》二首是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有贡献。

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

他阐明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了作家的气质才性和作品的关系，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著作现存《魏文帝集》和《魏文帝诗注》。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

《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

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

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

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盖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

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

”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

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

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

在这之前，我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

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

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

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

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曹丕画像一、《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论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

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

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

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

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

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

其次，曹丕认为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还有两点：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

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

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

”（《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桓谭《新论·闵友篇》）曹丕继承其论点而加以发挥，这就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进而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典论》二、《典论论文》的文体论唐开元时五臣共注之《文选》中，吕向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曹丕“论文章之体”是其批评论的逻辑的展开。

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

”在他看来，“体”包蕴有“本”与“末”两层涵意。

“本”虽内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本”却必须建立在作家“体气”的基础之上。

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于“文的自觉”所带来的创作个性的基础这上。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就是为“本”。

指人的禀赋修养之不同，形成“清”与“浊”之不同个性气质，通过语言这一象征性符号，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

“孔融体气高妙。

”这是合而言之，指孔融的创作活动非常美妙地体现了他的个性气质。

在曹丕来看，建发七子的艺术风格之差异，正是根植于他们禀气之裂变。

可见“文以气功为主”，正是一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最大参照系，来审视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理论构想。

这种基于创作个性的风格特征，与社会心理、风俗习尚、师承关系及至时代矛盾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但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强调个人素质中的先天禀赋为其主要方面，因而不是后天“力强”所能改变。

这看似强调唯心主义天才观，实则包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传统所历史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不自觉的猜测和把握，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所谓的 “末”，指的是文章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是曹丕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

他所说的雅、理、实、丽，都是指文章体裁的具体要求，给读者所带来的艺术体认。

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高妙等，则均指体气之性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

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禀赋所致；和与壮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

其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通过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

因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

正是这种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体气之“本同”和体裁之“末异”的彼此交融、渗透和互补，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偏至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

我们宏观地从整体上审视，曹丕所倡导的又正是一种高爽刚健的时代风格，并以此来作为规范、引导和评价各个作家个性风格的依据。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

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

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

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

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

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三、《典论论文》论文学的功用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

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

”（《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他看来，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

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

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

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

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

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96页）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

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

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

如此一来，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

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

《典论·论文》确乎是自己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