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烈士

黄花岗烈士,第1张

黄花岗烈士 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都是怎样一群人?

之前去见了个老同事,闲聊中,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去了趟黄花岗公园,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

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一个个冰冷的数据。

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

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1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

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持q刀,直奔两广总督署。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纪功坊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曾自称“世界恶少年”,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

他的特长是制造炸d,留学期间,因研究炸d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并“牺牲”了右手三个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忧国难”,在香港继续研发炸d,被革命党人称为“炸d大王”。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清军在广州城内作了严密的戒备。

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

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革命还需要他继续制造炸d,为革命储备有用之才。

喻培伦自己站出来反对说,党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起义时,他胸前挂着满筐炸d,勇往直前,退出总督署后,辗转巷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列。

终因d尽力竭,浑身受伤被俘。

面对审讯,他担心连累家人,至死都说自己叫“王光明”。

三天后,“王光明”遇害,年仅26岁。

▲喻培伦2在此次起义中,喻培伦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选锋”,即敢死队队员。

黄兴、赵声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直接领导,吸取了此前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依靠起义中临时运动起来的军队、会党,他们纪律性不强,常常不听从指挥。

所以革命必须精选一支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队伍,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这就是“选锋”。

最初计划的选锋是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

参加选锋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海外华侨。

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计86人,其中至少30人有华侨身份。

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基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说,当时想回国革命的年轻人太多,只能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能回国参加起义。

越南侨胞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因搭乘船只中途遇到大雾,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

选锋李炳辉,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起义前夕回国。

他母亲得知儿子回国了,想让他回家见一面。

他也很想念母亲,但含泪给母亲写信,说有重要任务在身,现在还不能回去看您。

在信里,他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未见上。

华侨郭继牧和余东雄是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年纪最小的两位,一个19岁,一个18岁。

郭继牧是“侨二代”,生在南洋长在南洋,他曾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战斗。

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

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余东雄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与妻儿阔别十年。

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

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

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演说革命宗旨,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

愿将热血造世界,亚陆风云倩汝平。

在他殉难后,他的妻儿仅靠同盟会每月12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罗仲霍3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十九世纪的“80后”,看看这份名单——罗仲霍生于1881年,秦炳生于1882年,徐松根生于1883年,方声洞生于1886年,喻培伦生于1886年,林文生于1887年,林觉民生于1887年,饶国梁生于1888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错,还有好几个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

这些年轻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还不错,有教师,有记者,有医生,有做工商的……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有条件在国内或国外,谋得一条不赖的生路,已经比底层民众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这一批未被逼入绝境的知识青年,成了清末最早、最坚定的革命者。

他们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变这个社会,为它做一点点事情,让它变得好一点点,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

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有胸怀国家天下的热情,每个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目睹国家民族的灾难,深感不安和愧疚,于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严确廷,生于1887年,广东惠州人。

他曾在广州当医生,加入同盟会后,回老家水东街开西药房,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站。

黄花岗起义前,他负责搜购贮运q支d药,事泄被捕。

入狱后,一个革命党人买通监狱看守,入狱探望。

两人见面时,严确廷低声对他说:我已自认是革命党人,只用杀我一人的头。

你们可以继续为起义运送q支,我决不供出一人。

如不相信,可去我药房,取那蓝瓶装的毒药送来,我定含笑吞下,绝不皱眉,以明吾志。

严确廷后被押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第二天,被斩首于总督署前,并暴尸三日。

三天后,尚未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潘达微以慈善为名,收敛了攻打总督署牺牲的同志,以及严确廷等人的尸身72具,同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革命青年方声洞,出生于福州一个富商之家,家中兄弟姐妹有6人加入同盟会。

虽然家境优渥,但他生活节俭到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二代”。

当初在日本讨论回国参加起义的名单上,并没有他,但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日回国。

此时,他的儿子才两周岁。

黄花岗起义前一天,他在广州写下致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

在给父亲的绝笔书中,他写道: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

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

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

儿刻已念有六岁(指26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写完绝命书次日,他在起义中身中数d而死。

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方声洞4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青年,太多了,那是一个不缺热血青年的时代。

就算是这场起义的两名领导者:黄兴37岁,赵声30岁,也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革命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合物,有人参加革命是出于报国理想,有人参加革命是为了蹭成功臣。

因为有利可图,阿Q也会革命,但因为风险奇高,先驱也会叛变革命。

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必死的起义,因为起义计划已被泄露,因为准备并不充分,所有的参加者,从主帅黄兴到各个选锋,都深知这一点。

他们没有选择退却,在原本可以退却的时候;他们没有逃避牺牲,在原本可以不牺牲的时候。

黄兴身先士卒,在起义中被击断两根手指,忍住剧痛,一路奋勇冲杀,最后捡回一条命,却常常为牺牲的年轻精英痛悔不已。

坐镇香港的赵声,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抑郁悲愤,病重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纯粹的理想主义革命。

▲黄兴参加起义的选锋,知道自己并不能见到民国的曙光,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这个古老的国家。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起义前夜,写下了绝命书,都很理性地意识到,之所以参加这次必死的起义,不是为了微乎其微的胜利,而是为了唤起所有人的斗志,仅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群利己的年轻人,他们早就盘算出这场起义是赔本的买卖。

如果这是一群精致的革命者,他们就不会冒死溜进血雨腥风的广州城。

1911年4月24日,深夜,人在香港的林觉民,在其他同伴睡下之后,开始写他的遗书。

他一共写了三封绝命书:《致父老书》《禀父书》以及《与妻书》。

在写《与妻书》时,他忍着极大的悲痛,边写边哭。

他和妻子陈意映的感情很深,过去一直没把革命的事告诉她,如今要为革命捐躯、与至亲至爱之人永诀,而妻子还怀有身孕,这巨大的打击她能承受吗?▲剧照:林觉民被俘最终,理智战胜情感,林觉民试图说服妻子,接受这个他选定的、残酷的结局。

他在信中写下了这些流传百年的句子: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他流着泪,一次次在信中安慰妻子:你不要悲伤!你不要悲伤!写完了,天已破晓。

他把绝命书托付友人,在自己牺牲后代为转交。

随后,他乘船前往日趋戒严的广州,义无反顾。

4月27日,林觉民出现在起义的队伍中。

当他们扑入两广总督署时,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衙门。

选锋们赶紧撤出督署,在随后与清军展开的巷战中,林觉民腰部中d倒地被俘。

被囚禁的数日里,他以绝食相抗,最终被杀。

一条25岁的生命,化作黄花岗墓碑上一个凄冷的名字。

在他的身边,躺着同样年轻的71条生命。

他们是这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名字,但时至今日,他们已被忘却了吗?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由来清朝宣统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西历1911年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反清起义,在黄兴指挥下,百余名同盟会精挑细选的敢死队队员,攻打大清帝国的两广总督府。

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清朝两广总督吓得仓皇逃亡,随后,惊魂甫定的两广总督纠集大量清军前来围剿。

就这样,起义在清军的优势兵力打击下失败。

事后,有人暗地里为起义遇难者收尸,一共收集到了七十二具革命者的尸体,受试者收集到尸体后,把他们埋在了黄花岗。

到了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国地方当局将黄花岗修建成烈士陵园,于是,这七十二烈士,被称之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烈士中的名人孙中山对于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是十分痛心的。

孙中山倒不是因为失败而痛心,而是为这次起义的损失而痛心。

事后,孙中山曾说:同盟会在广东的菁华,经此一役,已经毁于一旦,之后同盟会再想在广东发动起义,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事情正如孙中山预料的一样,掀翻大清帝国的第一把火,是在武昌点起来的,而非广东。

从这不难看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不乏同盟会的骨干。

而其中,还有两位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比如林觉民。

提起林觉民,很多人第一印象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这封信恰好是当初林觉民参加起义之前,给自己的妻子留下的绝笔。

林觉民在起义之前,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而也因为《与妻书》,林觉民得以有较高的知名度。

▲与妻书此外,还有喻培伦。

喻培伦是清朝赴日留学生,并且是赫赫有名的炸d专家,起义军所使用的炸d,大部分出自喻培伦的手笔。

喻培伦早年曾经密谋刺杀过清朝宣统帝的生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暗杀失败。

而也因为这件事,导致喻培伦成为清政府通缉的首要通缉犯之一。

人员构成当然,除了林觉民和喻培伦以外,其余的烈士,在近代史上知名度较差。

不过,根据数据分析,总得来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大多以当时的社会精英为主。

比如说:林修明,祖籍广东蕉岭,是一名教师(即便在现代,教师依旧是不错的工作);程良,祖籍安徽,系陆军学校教官——用今天的观念来说,属于铁饭碗的背景;劳培,新加坡记者,知识分子;李德山,广西人,清朝民团管带……从这些具备代表性的人物身上,不难看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多不是泛泛之辈,而从这些社会精英参与革命这一点,可以看出,被社会精英离弃的清廷,即便是镇压了起义,最终,还是被更猛烈的武昌起义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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