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三都赋

左思三都赋 为什么袁枚说，左思10年写成的《三都赋》清朝人几天就可以写成？

问题：为什么袁枚说，左思10年写成的《三都赋》清朝人几天就可以写成？前言袁枚的这一段话来自于《随园诗话·卷一》，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

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

左思如果生在清朝，一定不会再写这一类的赋。

即使写，也不过翻翻书，一两天就写完了。

至于拿《三都赋》来抄写的人，也不会有了，当然也不会出现什么洛阳纸贵的现象。

为什么随园老人敢这样说呢？一、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晋书·文苑列传》中专载左思(约250~305)容貌不扬而且天赋并不高，曾经很让他的父亲左雍失望。

青年时期的左思发奋读书，用1年时间写了《齐都赋》 ，然后“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

不过作为一个没几个粉丝的作者，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但是左思并不甘心，自认为作品不输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于是左思想了个办法就是求名人为之写序。

在文坛领袖皇甫谧、张载、张华推荐下，《三都赋》很快成了爆款：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晋书·文苑列传》连曾经瞧不上他的陆机也为之折服 ：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南方人形容北方人没有学问），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二、随园诗话中 袁枚何说《三都赋》一二日可成为什么袁枚这样说呢，《随园诗话·卷一》中写出了原因：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

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

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

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随园老人说古代没有类书和地方志一类的工具书。

写《三都》、《两京》赋中那么多的树木禽鸟要描写， 必须搜检群书采集风土资料才能写出那些辞藻。

大家竞相抄写造成洛阳纸贵，是因为读书人要当作工具书使用，当作类书和地方志来读，恰似今天新华字典、汉英词典，当然有人人必备。

第1个写出这类文章的人，没有可以参考的工具书，要花十年、五年的时间才能写成。

而现在（清朝）“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什么工具书都有了。

因此袁枚认为，所以写这样的文章“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

”结束语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两都赋》、《二京赋》都是汉赋中的经典名篇，左思的《三都赋》也深受二者影响。

这三篇赋都是骈文。

科举中的律赋也是骈文的一种，因此古代的读书人必须要学会做骈文，例如李商隐就曾经拜在令狐楚门下学习骈文才考上进士。

袁枚说“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

”这句话到可以留到今天，因为今天很少有人再写这类赋了，有这个时间不如去写可以换钱的剧本和网络小说 。

至于袁枚说《三都赋》这类堆砌辞藻的文章几天日可成，也是对古人言。

今天的人不说写这种骈文，就是写篇普通的文言文也不易@老街味道

依我等泛泛之辈的水准，不可能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角度去评判《三都赋》的地位究竟如何。

只有一鳞半爪地说点夸夸其谈，以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西晋作家左思，字太冲，临淄人。

小时候学书学琴都学不好，说话还有点口吃。

他父亲左雍觉得他不够聪明，竟当着左思的面对他朋友说：“这孩子比起我小时候来，差得远呢！”使左思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他由此发愤读书。

后来果然写出好文章，他曾以一年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齐都，左的家乡临淄），以辞藻壮丽见称，获得很高的评价。

后来，因他的妹妹左芬，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城（洛阳)，他也被任为“著作郎”。

从这时起，左思开始计划写《三都赋》（三都，魏、蜀、吴三国都城）。

他整天冥思苦想，随时随地甚至在厕所里，偶得佳句，立刻记录下来。

这样努力地写了十年，终于把这篇《三都赋》写成了。

起初，人们还不知道左思的《三都赋》是篇杰作。

左思把它拿去向当时的著名学者皇甫谧请教。

皇甫谧看后，十分赞赏，还给它写了一篇序。

接着张载为“魏都”部分作了注，刘逵为“蜀都”、“吴都”两部分也分别作了注，还写了序，卫瓘又给它写了略解序。

同时，文史界权威人士、官为“司空”的張华，对于左思的这篇杰作，也大加称誉，《三都赋》于是出名。

另一作家陆机，吳郡（今江苏苏州)人，那时也在洛阳，他本来也有计划要写《三都赋》，听说左思已经在写了，心里暗暗讥笑。

他曾写信给他的弟弟陆云道：“这儿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居然想写《三都赋》，看他写出来之后有谁要看，让他作废纸去盖盖酒瓮吧！”不料这时，《三都赋》竟有这样大的声誉，陆机读了，也不禁叹服。

他认为《三都赋》有这样一篇已经尽够，再写也超不过它了。

于是，把他原来的打算取消了。

左思的这篇杰作，很快地流传开来，京城的文士书生，以及官家富户的子弟们，纷纷抢先抄录，唯恐落后于人，洛阳的纸价，顿时上漲。

成语“洛阳纸贵”就由此来。

然而，时过境迁，清代文人袁枚对《三都赋》似有非议，但言有所过，几天之内写出来，不外乎闭门造车，依样画葫芦，但其文学价值末必能超《左赋》？我们说存在即有合理性。

如真有人如豪言壮志般写出不一样的《三都赋》来，那我们今人便有眼福跪拜而读，可惜这只能是袁枚的纸上谈兵。

记得赵翼论诗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豪言壮语，他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但随着赵翼的作古，个多世纪来，人们对于李、杜还是觉得似高山仰止。

其诗词歌赋等文学领域还没有出现超出李、杜的大家来。

清代更不用说了，毛主席曾说过一句经典之语：清代三百年，就出了一部《红楼梦》，可见，其宏篇巨制也是凤毛麟角。

至于袁枚本人如数家珍般也就那么几篇录入古文典籍，《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黄生借书说》、《祭妹文》而已。

又大都是些生活琐事的咏叹和风花雪月的歌唱，缺乏现实社会内容。

那么《三都赋》是不是尽善尽美呢？历史上也是评说不一。

没有获得高度一致的好评，只能归结于左思的创作理念有所偏差。

自司马相如之后，大赋的创作呈每况愈下之势，本文作者虽穷十年之力，完成了《三都赋》，但也只能是规模前人而已，虽“洛阳纸贵”于一时，却寂寞萧条于后世，倒是他的《三都赋序》喧宾夺主，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

左思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假称珍怪，以为润色”的毫无根据的夸饰极为不满，认为这“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这对大赋创作中的浮夸之风确有针砭的作用。

但遗憾地是作者在批判的同时，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即混淆了文学的真实与科学的真实的区别，他提倡“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很显然，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创作，只能是山川文物的总汇，而毫无文学性可言。

由此看来，《三都赋》的淹没无闻是必然的。

窃想，他如照《阿房宫赋》、《子虚赋》、《赤壁赋》，等筆触来写，那怕按《滕王阁序》的风范来写，也不致落得如此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