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被称为什么杂交水稻之父资料

袁隆平被称为什么(杂交水稻之父资料)

50多年前，袁隆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长篇论文《水稻雄性不育》，拉开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文革”期间，他因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科委(后来的科技部)和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的支持。他说，“这是一篇救了我的论文。”

之后，聂、华国锋大力支持杂交水稻，袁隆平成为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农民”——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水稻。

有一句话曾经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饭，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袁隆平。

曾几何时，袁隆平是一个只出现在教科书里的名字。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什么样的呢？

他说，“我在日下田，就这样。”

在他的祭坛下，无数人在观望；在他眼里，只有一亩秧苗摇曳的田地。

他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见证者的豁达。

他试图化解这场纠纷。他说，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一件事:“要在90岁前实现超级稻亩产18吨。”

他无视其他争议，但他绝不会在超级稻上让步。

2014年秋，安徽蚌埠等地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大面积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关于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品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感和品质差”等话题在网上流传。

舆论一片哗然，袁隆平出面反驳。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请不要给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对网友的质疑一一反驳，承认有问题，但绝不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

最后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退缩。”

本质上，他愿意安定下来。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制造杂交水稻时，他的理论遭到了嘲笑。“文革”期间，连苗都毁了，所以他很少和别人争论，觉得“搞好研究才是最重要的”；

但现实是，他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已经不是个人的袁隆平了。他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是国家农业的锚。

他第一次明白这个道理是在1992年。那一年，农业部主办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研讨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痛斥杂交水稻，称之为“三无稻”，即“稻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

他的同事和学生让他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事实胜于雄辩，他想。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把群众搞糊涂了，很多人都在考虑要不要种杂交水稻。我要给人民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00年，隆平高科上市，想用袁隆平的名字。他不同意。后来国家多位领导劝说，他同意了，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的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资。

隆吉理工承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研究经费和5%的名称使用权折股。很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自己的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也卖不出去。一旦我这么做了，隆平高科就垮了。人们会想，隆平高科有问题吗？”他的名字是金字招牌。

龙高科成立后不久，袁隆平辞去董事职务，埋头于新一轮的超级稻研究。他说:“我是路过的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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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出生在战争年代，1930年在北平，取名“隆平”。他的父亲是国民政府铁路局的官员。他自幼随父母兄弟四处漂泊:北平、江西、湖南、重庆。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安江农业学校当老师。他没有政治地位，家世也很差。他生活在乡下的一个小镇，土地很多，机会很少。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规划。袁隆平意识到，这是一个充分发挥自己长处的机会。他带领一个学生研究小组做实验，希望培育出一种高产作物。当时中国流行苏联生物学家米楚林和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袁隆平尝试无性嫁接，以失败告终。无性杂交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

1960年全国饥荒，双蒸法是填饱肚子的不二法门(米饭蒸两次，看起来比较多)。袁隆平曾经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到饿死的尸体。当他走出校门时，一片狼藉。湖南农民告诉他“勤换种不如勤施肥”，于是他开始利用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研究进行育种。终于在广阔的稻田中发现了一种天然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研究开始了半个多世纪。

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经历了“文革”的动乱，海南的烈日，云南的地震，不断地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寻找最好的雄蕊败育的野生稻。1970年，他的助手李碧湖在沼泽地发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野生稻。40岁的袁隆平惊喜地发现，这就是他寻找了10年的目标，并将其命名为《野败》。

野生败育水稻成为成功的先驱。“白烨”成为第一个杂交水稻母本，从此杂交水稻走上了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今天，这种幸运水稻已经进化成后代，覆盖了全国近60%的农田。

“野败”后，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在1970年的湖南农业科技大会上，把袁隆平请上了讲台。他说，“有些人受限于自己的学识和世俗眼光，对安江农校的一名普通教师袁隆平和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仍然持有各种偏见。袁隆平面临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克服的困难。”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出数万只“野败”；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提出了在南方13省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第二年，乱世中的中国粮食大丰收——这一年，全国试种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20%以上。上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迎来了最辉煌的十年。1981年在菲律宾举行的国际水稻研究大会上，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96年，袁隆平在成功突破“两系法”后，主动请缨组建了“超级杂交水稻”。四年后，他的水稻种子已经能够每亩收获700公斤粮食，轰动了世界。2006年，在袁隆平提出超级稻十年后，联合国停止了对中国的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粮食捐赠历史的结束。

“失败了那么多次，消耗了那么多时间，是什么支撑着你？”记者问。

他说:“讲真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另一方面，我是好胜的。我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只是想争取一些新的东西。”

这才是科学家真正的内心，他们自然对答案有着强烈的渴望。为了这个愿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弥留的时刻，也错过了儿子的成长。在20世纪70年代，他唯一一次请假是在他妻子突然患病毒性脑炎的时候。连续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中年时期和妻子独处时间最长的一次:在病床前为她读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继续走在下地的路上。

科学家和富人袁隆平并不满足于这些头衔。他喜欢说自己是“农民”。其实为了那一亩地，他愿意放弃很多东西。

上世纪80年代，他最出名的时候，湖南省组织部让他做省农科院院长，正厅级。他不肯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

他说:“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坚持。如果我们浮躁，就很难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东西，我们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坚持。”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立功》，有删减。标题是编辑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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