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F.是什么?

恩格斯，F.是什么?

[拼音]：Engesi

[外文]：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劳动人民的领袖与导师。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家庭。1836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中学读书时，迫于其父的决定，中途辍学，1837年开始学习经商。但他的志向不在商业，而在科学。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K.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创始工作（19世纪40年代）《乌培河谷来信》

1839年，恩格斯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乌培河谷来信》。恩格斯写道：“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页）。恩格斯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工厂制度。

1841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利用公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并与黑格尔左派建立密切关系。他受L.费尔巴哈（1804～1872）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站到激进的无神论的立场，批判F.W.谢林（1775～1854）晚年在哲学方面的神秘主义。1842年11月至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实习经商期间，广泛地研究了英国的现状和经济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以及英、德、法等国工人阶级状况及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发现英、法、德这三个文明国家的先进人物都主张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结构的革命，但他们没有提出变革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理论。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1843年末，恩格斯写了这部著作。他在本书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作了分析，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重商主义学说就是在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贸易差额论是这个学派整个学说的中心。以A.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探讨了私有制经济的各种规律，但最终的结论并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恩格斯把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私经济学”，因此，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要批判它的基本范畴。

恩格斯指出，由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J.-B.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D.李嘉图断言决定价值的是生产费用。在批判他们时，恩格斯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命题：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格是生产费用和竞争的关系。无论价值或价格，恩格斯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关系。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造成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分裂。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利润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殖。然后，利润又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恩格斯从资本的现实运动分析这些范畴，并把资本与劳动联系起来。

恩格斯还把私有制生产、竞争和危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竞争的规律是:供给和需求始终力图相互适应，但从来也不会适应，人类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应有多大，市场规律起着调节作用。经济学家企图论证“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象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它的破坏性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同前，第1卷，第614页）。

恩格斯在批判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时，特别强调科学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同前，第 1卷，第616页、620页）。

尽管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还不成熟，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但恩格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现象，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把这部著作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这部著作表明，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了马克思，相互发现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共同工作。他们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出版，它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在英国做了深入实地的考察并研究了大量资料，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状况当作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加以考察。他指出，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棉花加工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开始的。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机器生产在英国各产业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恩格斯认为，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大工业需要工人集中在一起劳动和生活，大城市出现了，大量人口集中在繁荣、富裕的伦敦。它也是世界上贫民窟最多的城市，一方面是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语言无法形容的贫困，到处都是社会战争。这场社会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不是刀q，而是资本。工人如果侥幸找到工作，所能得到的仅仅是最低的工资。农业地区的情况比大城市更加恶劣。英国工人阶级除了起来进行斗争、革命，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恩格斯第一次说明，工人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所处的被剥削的经济地位，推动他们去争取自身的最终解放。进行政治运动又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而社会主义也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的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

《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在批判德国哲学的同时，也清算了自己以往的哲学见解。他们提出并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他们确立了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把“生产”和“交往”当作基本的范畴，“生产”表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交往”则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上是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关系”的发展程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内部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造成所有制的不同的历史形式。结合着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划分大历史时代的基础和依据。

1846年8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恩格斯到巴黎，开展反对K.格律恩（1817～1887）等人鼓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论战中，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的宗旨概括如下：“ （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 （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 （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页）。

《共产主义原理》

1847年，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他在该书中指出，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在英国，无产阶级是由产业革命产生的，产业革命同时造就了既占有生产资料又占有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不可能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由于各个文明国家处于大体上相同的工业发展阶段，革命至少可以在英、美、法、德等国家同时发生，但实际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或快或慢，则要看这个国家的条件。

讲到革命的具体进程，恩格斯认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完成这种过渡，恩格斯还提出了一个十二点经济改造纲领。其中包括用累进高额遗产税限制私有财产；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用货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地主资本家；直接没收逃亡、叛乱分子的财产，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全部工业、农业、银行、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中。同时，组织劳动，使生产力日益增长。

恩格斯还设想，私有制彻底废除之后，社会将根据实有的资源和整个社会的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生产。那时，经济危机将会终止，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将创造大量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社会生产会创造出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新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必然创造出消灭阶级差别的条件，并消灭城乡对立，城乡的劳动者将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而是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同样的一些人。

《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很多原理，为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所吸收。

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作的贡献（19世纪50～60年代）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常同恩格斯商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看法。

地租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地租问题进行了讨论。1851年1月29日，恩格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李嘉图“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驳过肥力递减论”（同前，第27卷，第189～190页）。

货币流通

50年代初，马克思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流通理论时发现，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出或流进，同贸易顺差或逆差，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这个看法从根本上推翻了李嘉图的整个流通理论。1851年2月，马克思写信征询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复信说，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同前，第27卷，第 220页）。同时，恩格斯还提出了几点补充意见。经过商讨，他们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和待实现的商品的数量及价格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的流通是第一性的，货币的流通是派生的现象。这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

利润

1851年3月31日，马克思请恩格斯回答，商人、工厂主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利润。4月3日恩格斯回答马克思，商人作为一个公司的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消费者，这在商业上是完全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两个人，前一行为列入资本帐目，后一行为列入费用帐目，费用帐目只有“借方”，而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债者，年终结算时从利润中扣除。

东方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告诉恩格斯，法国旅行家F.贝尔尼埃（1625～1688）完全正确地见到，东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把这看作是解开“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853年6月6日恩格斯回信表示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并作了补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正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引起的。这个地带农业生产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人工灌溉。这只能由村社、省或中央政府来进行。在东方，政府总共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后来，马克思把恩格斯关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这些出色的论述，全部写入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这是他们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新的起点。

经济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密切地注意经济危机的发展。他们深信，不发生危机，就不会出现重大的革命事件。在185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断言，危机至迟会在1852年春天或秋天发生。但到了1852年春天，按照各方面的情况看，危机被延缓了。恩格斯认为，这除了直接的经济原因之外，工人进行了不合时宜的罢工，使厂主找到同盟歇业的借口，抵消了一部分产品过剩，从而延缓了危机。恩格斯在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时，把资本主义生产放到国际经济总的联系中去考察。他指出：由于印度和中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加入国际经济联系，扩大了世界市场，可能会推迟危机。恩格斯还根据法国的情况，对危机与工人阶级觉悟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工人们看来由于现在的繁荣和对未来的‘帝国光荣’的希望而彻底资产阶级化了。需要危机的严峻考验，从而使他们很快地又能有所作为”（同前，第28卷，第 146页）。恩格斯特别强调危机能在什么限度内把群众推上革命的道路，不仅取决于危机的强度，还要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在往后的40年间，恩格斯一再说明，长期的经济繁荣对工人阶级起着腐蚀作用，从而延缓了革命形势的到来。

1867年8月，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时，向恩格斯请教，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以及在以实物补偿固定资本以前，折旧资金如何转化为积累资金问题。恩格斯在这方面不仅有实际的经验，而且还向几个工厂主进行了调查。1867年8月27日，恩格斯写信回答马克思：在机器损耗以前，厂主们在平均 4年半的时间里使用或者至少支配补偿资金，厂主们还声称，机器在10年中完全损耗这一假定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严格地说来，机器设备通常每年扣除7.5％，损耗期大约是13年。为了帮助马克思弄清这个与危机理论、与整个第二卷都有关的问题，恩格斯于1867年8月27日写了两个详尽的计算表寄给马克思。第Ⅰ表假定，厂主用扣除的数额去生息；第Ⅱ表假定厂主每年把那些货币立即用去购买机器，这样就年复一年地扩大了自己的工厂，即使不从利润中扣除一文钱，也能靠原有机器的折旧增加新机器。

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了。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沉默阴谋，恩格斯征得马克思同意之后，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即以资产阶级的观点评论《资本论》。恩格斯从1867年10月12日至1868年3月13日，先后写了9篇书评，大部分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这些书评巧妙地宣传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1867年10月30日发表在《未来报》上的书评介绍说：全书有一个巧妙的辩证结构，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作为自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现。贯串全书的见解是，作者不把经济规律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在1867年11月2日发表在《爱北斐特日报》上的书评中，恩格斯指出，这部具有最严格科学性的学术著作目的在于证明，全部资本不外是积累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1867年11月17日发表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的书评说道，社会革命的要求，是根本消灭资本。大工业“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从而也使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和变革旧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同前，第16卷，第243～244页）。

在论战中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19世纪70年代）《论住宅问题》

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先后写了三篇围绕住宅问题批判蒲鲁东主义的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总标题汇集成册。

恩格斯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把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等同于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是不正确的。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关系。无论房租是高还是低，都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因而不存在工人新创造的价值的被占有问题。不管出租人向承租人勒索了多少房租，这只是已经存在的、先前所创造的价值的转移，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所占有的价值的总和仍然不变。这里所进行的，只是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调节一般的商品买卖以及“土地占有权”的经济规律进行的。蒲鲁东主义者看到，在大城市中90％以上的居民都没有自己的住宅，因此他们认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是让工人占有自己的小住宅。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束缚在小土地和小住宅上的小生产者，变成一个完全没有财产的无产者。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无产者才有可能推翻剥削制度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的全部论证，都集中到一点，住宅问题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社会问题。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也不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让工人占有小住宅，而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还对国家的性质和命运、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城乡差别，以及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

《反杜林论》

1871～1875年间，柏林大学讲师E.K.杜林（1833～1921）公开打出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877年1月至1878年7月，恩格斯应W.李卜克内西的要求，发表了《反杜林论》，批判了杜林的错误观点，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在驳斥杜林对《资本论》的攻击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义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人们所处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各个国家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各个时代也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还分析了生产、交换、分配的相互关系，指出随着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但分配并不是生产的消极的结果，它反过来，又会影响生产方式。随着分配上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正象分配本身是由生产决定的，阶级的产生，也是根源于生产条件，社会之所以划分为阶级，是生产不发展的结果，它将被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集中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还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根本特征。

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研究（19世纪80年代初）

恩格斯研究了日耳曼人的土地制度，根据所掌握的大量史料，确认凯撒（约前100～前44）在《高卢战记》中所记载的古代日耳曼人的文化发展阶段是无可怀疑的：古代迁徙不定的日耳曼人不象亚洲游牧民族那样必须有草原，他们居住在原始森林里。到塔西佗（约公元55～约120）时代，自莱茵河起，直到易北河以东，迁徙不定的日耳曼人已经定居下来，农业的发展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恩格斯在普卢塔克（约公元46～约125）的《比较传记·马利乌斯传》中发现：基姆布利人的迁徙，是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年复一年地向前推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走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恩格斯认为：如果把这些材料和凯撒、塔西佗的著作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把古代日耳曼人的全部土地关系弄清楚。从苏维汇人每年更换一次土地，可以发现日耳曼人的迁徙方式：在什么地方过冬，春天就在什么地方播种，而收获以后又继续迁徙，直到冬季再留下来。这就是凯撒为什么说“他们根本没有私有的和单独的土地”的依据。游牧生活时期，只可能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共同耕种土地。

恩格斯于1882年9～12月，把他研究古代日耳曼人历史所取得的成果，写成《马尔克》，目的在于全面地总结德国农民的过去和现在，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制订土地纲领提供理论基础。恩格斯1894年11月写《法德农民问题》，直接的动因是为了回答G.H.福尔马尔（1850～1922）的挑战，而从逻辑上考察，它是《马尔克》的必然引伸。

马克思曾经计划联系他本人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美国L.H.摩尔根（1818～1881）的研究成果，这个愿望后来由恩格斯实现了。1884年3～5月，恩格斯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在该书1884年版的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在这里，恩格斯以独特的方式说明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所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受限制，社会制度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受家庭所制约。

恩格斯认为，血缘的亲族关系在蒙昧和野蛮的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起源于共同祖先的氏族制度，构成地球上野蛮民族的社会基础。由氏族组成的共同体，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都是公共占有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而进行战争。以俘虏作为奴隶，逐渐地成了一种公认的制度。氏族制度开始瓦解了，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家庭内的财产积累，并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这样家庭与私有制便联系在一起了。获得并占有私有财产成为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为了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于是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关，这就是国家。

恩格斯总结了文明时代由以开端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如下的特征：

（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

（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力量的商人阶级；

（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

（4）奴隶劳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

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无论是阶级或它的代表──国家，正象它们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将来它们的消亡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马克思虽然写了《资本论》四卷的草稿，但生前只公开发表了第一卷。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校订出版了第一卷的英文第一版，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

恩格斯为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创造性劳动。列宁曾说过：“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列宁选集》第1 卷，第92页）。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三卷写了两篇增补性论文。一篇题为《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篇题为《交易所。〈资本论〉第三卷补充说明》。前一篇在恩格斯逝世不久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上，后一篇是一个没有成文的提纲。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意大利的A.洛里亚（1857～1943）提出所谓第三卷同第一卷相矛盾的说法，《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就是为驳斥这种谬论而写的。恩格斯依据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确切材料。论证了价值规律决非“理论上必要的虚构”，而是“已经在长达五千至七千年时期内起支配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他还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历史过程，用确凿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一转化的客观性，论证了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科学性。这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重要贡献。

《资本论》第三卷的草稿是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写的。那时，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此后30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集中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垄断逐渐代替自由竞争而起着支配作用。恩格斯整理第三卷草稿时，曾在附注和插入段落中扼要地指出了这一变化。第三卷出版后，他认为有必要“根据1895年的事态对1865年写成的原文作个别较为重要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6页）。为此，恩格斯拟了《交易所》一文的提纲。他指出，到19世纪90年代，在工业、商业、银行、农业以及国外投资等领域已经出现了垄断组织，“然后是开拓殖民地”，以“交易所”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垄断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同前，第25卷，第1028页）。恩格斯的这个提纲已经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最本质的特征，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些论述，为列宁制定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