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什么?

[拼音]：Shiji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汉司马迁著。它记述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纪传体的历史学和历史传记文学，为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史官设置极早，并且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记事方法和尊重事实的优良传统。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和适应历史的发展并有重大创造的历史文学著作。他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要求出发，吸收前人编撰历史的各种方法而加以综合运用，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形成严谨完整的体系，完成了新型历史著作体制──“纪传体”的创造，从而达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目的。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史记》的十二本纪写从黄帝到汉武帝历朝、历代帝王的兴废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秦本纪》）、《项羽本纪》稍有不同）。司马迁是把历代帝王作为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来加以论述的，同时又以他们的前后继承关系来显示历史的发展，用以统率整个历史的论述。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记》中的“十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三种。它们是按朝代的顺序，把历史分成若干阶段，再分别按世代、年、月写成简明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中的“书”是对当时社会重要的典章制度的专门论述，它们分别叙述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星象(《天官书》)、宗教（《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它们与后世的专门学科发展史有相似之处。

《太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史记索隐》说：“世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除《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外，所记叙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侯国和汉代所封的诸侯、勋贵的历史。其用意与“本纪”有相近之处。

《太史公自序》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作列传的宗旨是使那些品行高洁和有功于天下的人能得以传名于后世。但《史记索隐》解释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显然是把司马迁立传的范围缩小了。司马迁所记之人和事，都不限于人臣。除《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是叙述当时中国境内非汉族君长和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外，大多数列传记叙的人物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有贵族、官吏、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刺客、游侠、商人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

列传根据其叙述人物的方式又可分成 4种类型：

（1）专传，即一个人一篇传记，如《魏公子列传》；

（2）合传，即两个人以上合写成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

（3）附传，在一个人传记之后，附带叙述与之有关或事迹相近人的传记，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主要是叙述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的事迹，中间插入了灌夫的传记；

（4）类传，把同类的人物写入同一传记中，如《酷吏列传》。

《史记》五种体裁的名目，不完全出自司马迁的创造。但把这五种体裁加以改造，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却是司马迁的独创，是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也正因为这样，《史记》成为封建时代各朝编纂历史的范本，宋郑樵说：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序》）。这评价是颇为公允的。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由于它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自从它在社会上流传以来，人们一直誉之为“实录”，称赞作者“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史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爱憎，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鲁迅所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恰当地指出《史记》这一特点。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气氛影响下，司马迁接受了儒家思想。他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同意董仲舒对《春秋》的一些看法，把《春秋》看成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又如把孔子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等同，并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为了说明孔子学派的传授，又作《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司马迁十分钦佩孔子的为人，他把自己写作的《史记》，看成是第二部《春秋》，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但司马迁与董仲舒并不一样，他没有过分神化孔子，不完全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在其父司马谈的影响下，他同时接受了先秦其他诸子的思想，特别是道家。他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尤其是由于他本人因李陵案的牵累，受到汉武帝的迫害，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增加了他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这正是构成《史记》进步思想内容的根源，也是使《史记》在众多的封建正史中独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史记》进步的思想内容，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讽刺和揭露上。作者在《高祖本纪》中不仅突出了有关刘邦的许多神异的传说，正面描写了刘邦作为创业之君的豁达大度、坚韧不拔、善于用人等等许多长处；而且也正面点明了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通过表面上颂扬而实际上讽刺的手法来揭露刘邦的虚伪狡诈的一面。如对使他免去对太公行家人父子礼的太公家令，刘邦私心是感激的，故“赐金五百斤”。后来在未央宫建成的宴会上，在诸侯大臣们面前，刘“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这样描写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但限于本纪体例要求，以及为避免统治者的迫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揭露，只能采用较为含蓄的方式，而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叙述中，对刘邦的揭露则是相当显露。在《项羽本纪》中，通过项羽与刘邦对比的描写，着重揭露了刘邦在秦末群雄角逐中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更通过具体事实着重揭露了刘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功业成就之后诛杀功臣的罪行。对于汉武帝，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有《今上本纪》，而现传本《史记》的《孝武（即“今上”）本纪》非司马迁原作，因此不能确知他是如何写汉武帝的。但作者在《封禅书》中写汉武帝迷信方士，企图求取长生不老之术，虽屡次被骗，但他始终不觉悟；《平准书》写汉武帝对外用兵和奢侈浪费，消耗了汉兴以来大量积累，而又把这负担转嫁于人民。司马迁还通过《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的对比，表达了他对汉武帝暴力统治的悲愤和厌恶。作者在《循吏列传》中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写孙叔敖、郑子产等 5人，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其中除郅都是景帝时人外，其余 9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此外，《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都是写汉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暴虐的本性。

《史记》中还描写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就在《酷吏列传》中，在叙述了这群酷吏的“以恶为治”之后，作者描写了各地民变蜂起的形势，无疑的是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他的同情是在被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这一边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把陈涉、项羽分别置于世家、本纪中，使之与诸侯、帝王地位等同。在《陈涉世家》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吴广发动起义的经过和他们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情形，并称赞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充分肯定了陈涉起义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虽然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全篇的基调仍然是歌颂，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是非观念。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下层人物，并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主要写朱家、郭解等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侠义行为，和“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寄托了封建社会中人民期望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人（高渐离附荆轲传后，不计在内），他们的行为动机虽杂有狭隘的个人恩怨，但其主线仍旧是反抗暴政。特别是荆轲，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为反抗强秦的那种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滑稽列传》所写的是专替君主侯王消愁解闷的为人所贱视的人物。司马迁不仅为他们立传，而且肯定了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和别致的方式对统治者荒淫奢侈、不恤人力、不爱惜人才所起的力所能及的抑制作用。

《史记》还写了一系列爱国的英雄人物。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为了维护楚国而联齐抗秦所作的努力，对于屈原犯颜直谏、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对于屈原虽身遭放逐仍不忘怀国安危、至死也不肯离开故国的爱国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颂扬，说屈原的行为和品格，可“与日月争光”。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事件的生动描写，既塑造了蔺相如这样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在强暴者面前勇敢机智地维护国家安全荣誉的爱国英雄形象，又塑造了廉颇这样的率直豪迈、勇于改过、深明大义的爱国老将形象。他们的事迹一直在我国人民中间传为美谈。《李将军列传》是《史记》的名篇。“飞将军”李广，是司马迁同时代人，他曾亲见过李广，说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以敬佩的感情为这位勇敢机智、体恤士兵的爱国英雄立传，作者还以沉痛的心情写了李广虽“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屡立战功，却一再受到压抑和排挤，最后不得不被迫“引刀自刭”的具体经过。这既有对李广的深厚的同情，也寄托了作者不幸遭遇的感慨。

《史记》中的表和书，有着一定的科学性，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本纪、世家和列传却是它的主要部分，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创造《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的，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典范。作者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再现了一幅幅巨大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个富于时代特征的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对上下三千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爱憎感情，做到了“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司马迁在尊重历史的真实的前提下，写出如此众多的形象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首先得力于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留侯世家》中提到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即在写一个人物传记时，不是把一切事件都罗列上去，而是要选择那些足以表现这个人物特点的重要的、有代表意义的言和行。留侯张良是古人所谓兴汉三杰之一，刘邦说他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平时与刘邦谈论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写他的传记只能写与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才能突出张良的特点及其在创建汉王朝的重大作用。项羽是摧毁秦朝暴力统治的中心人物，司马迁从本纪的要求出发，在《项羽本纪》中除了勾勒出秦末、楚汉之间的历史发展的轮廓外，主要的是集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突出了项羽的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形象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至于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他个人的缺点、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作者只在篇末评语中简要点明。司马迁正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使《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又突出了他们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特征，塑造了完整的鲜明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写作人物传记时，还尽力避免一般的梗概的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以突出人物的特点，塑造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作者围绕着信陵君救赵存魏这一主要事件，亲切地在一篇传记中使用了147次“公子”一词，生动地叙述了信陵君怎样不顾当时的等级观念，与夷门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通过这样的叙述，突出了他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也正确地表现了信陵君在游士、门客的帮助下，得以抵制秦国侵略、救赵存魏、使诸侯振奋的历史作用。在描写人物的活动时，司马迁还十分着力于写人物的行动，通过不同人物的形体动作来显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如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绘声绘影地描写了信陵君自迎侯生的情景，交替出现“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公子色终不变”的神情，和侯生始终审视公子的目光以及市人、从骑者、宾客的反映，仿佛置人们于剧场观看戏剧演出。

司马迁还采用描写人物的生活琐事，以表现人物的性格，虽然着墨不多，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如《酷吏列传》中以张汤幼年时审盗肉之鼠的一段琐事作为传记的开头，生动形象，对张汤冷酷暴虐的性格有着极强的渲染作用。再如《万石张叔列传》连用了石建奏事误书马字、石庆以策数马等细节描写，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万石君一家父子五人的拘谨性格和惶恐心理。他如《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里宰分肉甚均，《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仓鼠的感叹，《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胯下之辱，都是以琐事写人物性格特征的生动例子。

描写紧张斗争的场面，让人物在具体矛盾斗争的冲突中，各自表现他们的优点和弱点，这是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连续写了项羽杀宋义救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一系列紧张斗争的场面，使项羽的形象更加丰满。特别是垓下之战，写项羽在汉军数重包围之中，慷慨别姬，溃围、斩将、刈旗、瞋目叱汉将、以头赠故人，虽然形势危殆，仍然那样豪迈而从容。这些激烈场面的描写，成功地展现了一位末路英雄的悲壮形象，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描写，也是运用紧张场面表现人物性格的很好的例子。

《史记》的语言也有着极大的特色。首先是作者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项羽、刘邦都曾观看过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并都为此发出了慨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作者正是通过两个人感叹的不同语气表现了两个人物的性格：前者咄咄逼人，表现了项羽的强悍和豪爽；后者委婉曲折，突出了刘邦老练和深沉。《张丞相列传》中，作者用“期期”二字，表现了周昌在口吃和盛怒的情况下犯颜直谏的神情。利用人物间的对话，也能很好地突出人物的不同身分和性格。《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一节，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精彩篇章，确有着“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容斋随笔·五笔》卷五）的强烈效果。其次，《史记》的叙述语言也有口语化的特点。它与贾谊、晁错的政论文不同，很少有排偶的句式，也不以文字整齐富赡见长，形成一种简洁精炼、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也常有一些作者发表议论、抒写感慨的文字，但这些文字都不脱离人物生平的叙述，加之笔端饱含着作者的深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不仅有助于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司马迁还在《史记》中开创了“太史公曰”这一史论的方式。它们或写人物的传闻轶事，或订正史实的讹误，或抒写作者的感想，夹叙夹议，不拘一格，有的含蓄蕴藉，有的流畅明快，是人物传记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人物传记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迁在人物传记的叙述和评论中采用民歌、谣谚和俗语，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生动性。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骨肉相残。《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来赞扬李广的品格和人们对他的敬仰。

《史记》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历代的史学家和散文家都十分推崇，从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起，历代古文家或散文家在反对繁缛或艰涩的文风时，都是以《史记》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在具体写作方法、文章风格上，唐宋以后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史记》传记文对中国后世小说、戏剧创作也有明显影响。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魏晋的志怪、轶事小说，唐以后的传奇，一直到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的写鬼狐花妖，有的虽然写人，但并非写历史，但在体裁形式方面，它们的作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史记》形制中脱化而来。至于《史记》历史人物传记的表现手法，不仅为文言小说，也为宋元以后兴起的通俗白话小说所吸收和发展，对形成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起着积极作用。后世的许多小说或戏剧还直接把《史记》人物传记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创作素材而进行再创造，其中有不少还活在戏曲、曲艺的舞台上，为人们所喜爱。

《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家”，称之为“太史公”，亦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这是《史记》的原名。西汉时也有“史记”一词，司马迁本人亦多次使用过，但在当时为史籍的通称，非专指司马迁之所著书。魏晋间始有以《史记》专指“太史公书”者，至《隋书·经籍志》立“史部”，以《史记》居首，遂成专名，相沿至今。

汉宣帝以后，《史记》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并很快得到当时文士的重视。许多人因为《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就继续搜集太初以后的史料，对《史记》进行增补，文多亡佚，唯元帝、成帝之间的褚少孙所作的增补尚有一些保存于今本《史记》中，如《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皆于传末附有“褚先生曰”一大段文字，补充了不少史事，尤以《滑稽列传》中补西门豹惩治为河伯娶妇的女巫一段最为著名。

《史记》在流传中也有散失，到了班固作《汉书》时，已发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三国魏张晏认为所缺的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对张晏的说法多不同意。今传本《史记》各篇均在，其中有一些篇章不是司马迁原作，当是事实，但除少数篇章或段落可以确切指出外，也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

《史记》流传后，从东汉起就有人为之作注，现有最早最完整的旧注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到北宋时，开始把三家注散列于正文之下，合成一编，成为最为通行的本子。《史记》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黄善夫本。通行本最完善的是清代张文虎刊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即以此本为底本。标点本对《史记》原文连同三家注一同标点，并作了校勘。

关于《史记》的研究著作，有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日本瀧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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