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1976)是什么?

毛泽东(1893～1976)是什么?

[拼音]：Mao Zedong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兵。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毛泽东是中共最早认识革命武装斗争在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3月，针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形势，曾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工农群众，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同年5月起，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5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国民党反动派已在上海接着也将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急关头，7月4日在武汉召集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主张“上山”，保存革命武力，应付反革命事变，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合作全面破裂，毛泽东开始投身于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鉴于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强调指出党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提出“政权是由q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同彭公达接受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前往长沙。后根据省委决定，任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的书记，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9月领导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军受挫，主持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寻求立足点。进军途中，在永新县三湾村领导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中共的各级组织，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并在部队中建立民主制度。同年10月，到达井冈山地区，领导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即：

（1）打仗消灭敌人；

（2）打土豪，筹款子；

（3）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继又制定革命部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4月，率部接应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工农革命军后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是沿用在北伐战争中因军内共产党员多、战功和纪律都受群众称颂的国民革命军第 4军的番号），任该军中共军委书记、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第4军前委书记。在同年6月至7月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并领导击退湘赣两省敌军多次“进剿”和“会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发展土地革命。

1928年10～11月，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文中总结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阐明红色政权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9年1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湘赣两省敌军“会剿”的严重形势和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同朱德等率第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和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要求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它在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史上起到长时期的指导作用。

1930年1月，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篇著作进一步发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1930年6月任红军第1军团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8 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底，针对蒋介石所指挥的大规模军事“围剿”，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同朱德等领导红军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同年12月至1931年9月，同朱德指挥红军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使组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得到巩固和扩大。在这期间，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得到完成。1931年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31～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1932年10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任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由于蒋介石在1933年3月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兵力直接用于进攻第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而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之后，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执行“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阵地战方针，致使一方面军连续遭到严重挫败并陷入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连同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同年12月，在红军遭到严重损失和国民党军重兵围堵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说服一些中央领导人，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的计划，改向战斗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军阀所统治的贵州进军，使红军摆脱险境。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次会议，被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新领导的开端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转变。3月，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1～5月上旬，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以四渡赤水的作战行动，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随后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一方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在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拒绝张国焘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四川西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第1军、第3军（即第1军团、第3军团）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苏区。11月初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下旬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2月起，同彭德怀率领红军渡过黄河向山西西部进行东征，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因情况变化主动回师，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红军向陕甘宁边境西部地区西征，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包括了宁夏一部分地区。在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以后，12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发生西安事变，同周恩来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铺平道路。

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 该书系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 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之一，并被军事科学界认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要贡献。该书的写作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中断，只完成了大半。

随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爆发，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中国抗战应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坚决抗战的主张。 8月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确定红军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会上，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5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会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表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针对日军的战略企图，指示八路军三个师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到日军的翼侧和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同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5月，电促新四军（该军是1937年10～12月间由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加紧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月，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战术原则，论述持久战的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思想，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判“亡国论”、“速胜论”以及轻视、反对游击战争的思想，阐述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关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三大原则。这两部著作，对提高中国共产党指导战争的战略思想水平，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论持久战》一书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后的又一最重要的军事著作。

1938年9～11月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并领导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发展群众武装，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1941年，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打退了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2年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1944年5月至次年4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着重总结1931～1934年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确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不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也是正确的。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并以抗日战争的新经验，对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朱德等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战略反攻，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经过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军队、民兵和解放区（1944年抗日根据地改称解放区）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1945年8月下旬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同时为了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作充分的准备，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从组织体制上适应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组织指挥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进行坚决的自卫还击。

1946年6月解放区遭到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军事进攻。毛泽东分析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号召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46年起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作战指导上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强调“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并且要求平均每个月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从1946年6月起，人民解放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1947年6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敌我力量趋向均势的情况，适时抓住战机，作出转入战略反攻的决策，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以河南为中心的江、淮、河、汉地区，进行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在陕甘宁战场，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由于同年8月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也在1948年春南下陕西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外线作战。其他战场也先后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军事方面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的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同年冬至1948年夏，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从当年9月到次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见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在战略决战中，毛泽东领导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一个战略家的胆略和指挥艺术。

1949年1月，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以和谈骗局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的阴谋，宣告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3月，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报告，报告在论述军事问题时，指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解决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

（1）天津方式，即用战争的方法解决敌军；

（2）北平方式，即迫使敌军接受和平的方法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3）绥远方式，即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将他们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且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赋予人民解放军参加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任务。4月21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同时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从而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随即又不失时机地部署人民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实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和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迅速消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接着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0月，在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的时刻，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以他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创造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经验。1952年，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56、1969、1973年分别当选为中共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着手建设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毛泽东强调人民解放军必须掌握最新的技术和战术，提出要研制原子d、氢d、洲际导d，要求部队实现指挥、制度、编制、纪律、训练的统一和诸军兵种密切协同，指出部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指示全军学习文化，兴办各类正规军事院校。毛泽东强调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重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1965年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后，领导党和国家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领导党和国家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干涉、控制和侵犯中国的企图进行坚决斗争。

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出全面的估价。决议详细分析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同时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贡献。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集中军队高级将领和广大指战员的智慧和创造，逐步发展而成的完整的科学理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