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1995)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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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1900~1995)是什么?

[拼音]:Xiayan




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本名沈乃熙,字端轩,1900年10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县。3岁时父亲病逝,6岁入蒙馆,依靠亲友接济读至高小毕业。作了半年多染坊学徒后,1915年由母校德清县立高小以“品学兼优”推荐入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

1919年,在“民主”与“科学”口号吸引下,夏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浙江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双十》(后更名《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1920年中学毕业,由学校以公费保送日本深造,翌年春考入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留学期间,为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大量阅读哲学、文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负责留学生和华侨的组织工作。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夏衍于1927年5月被迫回国,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并开始翻译外国文艺理论与作品。1929年,翻译、出版高尔基名著《母亲》,将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介绍到中国,一年内重版两次,这部译作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也以翻译家沈端先之名为文坛所知。

1929年秋,夏衍与郑伯奇、钱杏邨等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夏衍被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同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同年,与冯乃超等创办左翼戏剧刊物《艺术》、《沙仑》,担任主编。1932年,夏衍化名黄子布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之后,又成立以夏衍为组长的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影小组,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除电影剧作外,还在上海一些报纸开辟电影副刊,开展电影评论;大力组织左翼电影队伍;翻译介绍苏联影片及电影理论。这些工作,使中国电影界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重要一页。

夏衍担任左翼电影运动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开始了电影创作。其第一部电影剧作《狂流》于1933年3月在上海公映,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随后又改编了茅盾的著名短篇小说《春蚕》,这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影片运用电影艺术的独特技巧,以简洁笔力勾勒出浓重鲜明的时代背景,选取典型细节塑造了老通宝、多多头等主要人物形象,较好地体现了原著风格。《春蚕》放映后引起观众与进步文艺界广泛注视,被认为是1933年中国影坛的重大收获。以后,夏衍又编写了《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自由神》、《女儿经》(合作)等多部电影剧本。这些作品,是夏衍从事文艺创作的第一批成果,奠定了他在电影艺术领域的地位。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作过如下概括:“不仅在于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也由于独特的结构,精选的细节,真实的环境描绘,简洁的蒙太奇处理,以及其他电影表现手段的出色运用,这一切构成了夏衍电影剧作艺术的特色,也标志着党的电影工作者在当时掌握电影艺术形式方面的一次重大的收获。”

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及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敌人破坏,夏衍受到追捕,避居于上海一家小公寓中,在蛰居期间,开始话剧创作。他广泛搜集材料,写成大型历史剧《赛金花》,署名夏衍,刊于1936年4月的《文学》杂志上。不久,又创作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中秋月》。1936年6月,发表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作品。同年12月,创作了歌颂中国第一位为革命献身之女杰秋瑾的多幕历史剧《自由魂》(后改名《秋瑾传》)。次年创作的《上海屋檐下》,为其主要代表作。抗战开始后又陆续写成多幕剧《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芳草天涯》,并改编了托尔斯泰名著《复活》。此外,还写有独幕剧及与友人合作编写的剧作。







夏衍的剧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冀图“从社会任何一角的现实事象,来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生长”(夏衍《关于〈一年间〉》)。其主要剧作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因而贯串着全民抗战的时代氛围。他一方面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那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严肃地预告着:“坏天气总有一天要过去的”,“将来好的天气总会来的”(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寄希望与憧憬于未来。夏衍强调必须遵循“戏剧为革命服务”的方针,以“把握当前的主题,效率最高地使我们的艺术服务于抗战”,“表达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真实的喜悦、愤怒和哀愁,表现激变着的人民生活”(夏衍《给战地戏剧工作者的一封信》)。同时,他又着力追求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与统一,力图通过形象来反映时代;戏剧情境、人物性格与时代氛围配合得浑然一致,将政治性寓于艺术表现之中。夏衍剧作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平凡小人物。他着意描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蹉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夏衍《改编〈复活〉后记》)。他的主要正面人物,往往带有缺点,带有时代、阶级的烙印,因而显得更自然、更真实。例如《心防》中的文化战士刘浩如,作者既以主要笔墨描绘了他的坚定、乐观、勇敢,也未回避他的生活路途中的曲折与艰难、矛盾与苦恼。夏衍笔下的人物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在抗战中生活着,在帝国主义的凌辱下,他们的民族感情在内心昂扬起来;但是,从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又是那样的难以摆脱。作家有意地把他们放在苦难的现实生活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例如《法西斯细菌》的主人公、细菌学权威俞实夫,作品中细致地描写了他脱离政治,只想通过医学为人类服务,最后由于亲自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亲身体味到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帝国主义利用而醒悟,坚定地投身于消灭法西斯细菌的战斗中去,合情入理地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形象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一类人物占据了夏衍人物画廊的主要部分,也是他的剧作中给人印象最深、启迪最大的部分,代表了夏衍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人物描写上,夏衍以集中描写性格、深入发掘人物内心世界为主要艺术手段。他要求自己笔下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要真实。如《上海屋檐下》,细腻地开掘了三个主要人物(林志成、杨彩玉、匡复)的内心,笔力简洁、准确、深沉,把他们内心情感的发展过程展现得层次分明,丝丝入扣。对这三个人物,夏衍一一揭示了他们的软弱性,但又根据不同的性格赋予不同特征:林志成的痛苦自责与歇斯蒂里的发泄;杨彩玉的羞愧饮泣与情不自禁的诉说;匡复的暂时颓废与沮丧。这三种不同表现正是不同人物性格的准确再现。夏衍在创作中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忠实地去刻画人生的严肃”,于平凡的生活中寄托与发掘作品的主题。他的剧作一切依据人情,不事渲染;人物语言忠实于性格,如出肺腑;戏剧结构简洁洗练,从不故意利用奇巧、偶合的情节制造“戏剧性”以讨好观众。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夏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朴质、冲淡、清峻、隽永的艺术风格。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夏衍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总编辑,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负责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赴香港,与邹韬奋、范长江等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夏衍脱险回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抗战胜利后到南洋担任《南侨日报》主笔。后被当局“礼送出境”,返回香港。夏衍在新闻战线写下了大量杂文、政论、散文、随笔,连同解放后所写的这一类文字,据初步统计约达500至600万字,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等领域。他的全部文章“都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紧扣着革命斗争的需要”(廖沫沙《凌云健笔意纵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建国初期在上海做文化领导工作,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倾全力推进中国的电影事业。为培养新生力量,他亲自到电影学院授课;为拍好重点影片,他不止一次深入摄制现场;许多电影剧本经他修改定稿。同时,他亲自改编了《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剧本。在《祝福》、《林家铺子》改编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1)与原著作家同是浙江人,对作品的环境背景、山水花草、人情风俗、衣着穿戴,以至年节时令、婚丧嫁娶等地方特色十分熟悉;

(2)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对当时时代气氛、社会状况、政治脉搏深有理解;一方面注意保持原著的深刻思想和独特风格;同时,针对原作篇幅短小的体裁特点与时代的变迁差异,审慎地作了必要的丰富与删补,以适应电影对视觉形象的要求。银幕上江浙农家、市镇生活的特征,以及横街木楼、曲桥水巷,渲染出浓郁的江南地方风味。影片风格朴实,结构谨严,时代风貌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较好地体现了原著的神韵风采,获得国内外影坛的赞誉。除此之外,夏衍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

1965年,经过“文化部整风”,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到山西介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后,度过了8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及对外文化交流的岗位上。

夏衍的著译作品,解放前出版过11种多幕剧单行本及长篇小说《春寒》、杂文集《边鼓集》、《此时此地集》、《长途》、《劫余随笔》、《蜗楼随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及《杂文与政论》集。《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中,收录了他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1980年重编出版《夏衍选集》,增加了部分多幕剧、电影剧本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在国内和香港分别出版有《夏衍杂文随笔集》。此外,还有多次重版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近年来又相继出版《夏衍近作》、《劫后影谈》、《夏衍论创作》、《杂碎集》、《夏衍剧作集》一、二、三卷及新的结集《蜗楼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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