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志学介绍

[拼音]：fangzhixue

[外文]：local topology

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性质和类别、特征和功能、编纂理论，以及整理和利用的学科。方志学名词，最先由中国梁启超于1924年提出。

发展简史

清代以前，有关方志的理论很零碎，为方志学萌芽时期；清代是方志学形成时期；自中华民国至今是方志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宋代以前有关修志的论述很少，东晋《华阳国志》序提到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自序提及书志有“收地保势胜之利”，以“佐明王扼(制)天下”的功能。宋、元、明代有关修志的论述增多，如南宋景定年间的《建康志》序对志书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说：郡有志，不仅要了解地方物产、查验岁月灾祥，明白地利和地势，而且要了解人文方面衣冠、礼乐、风俗的好坏，从而收到表人才、考民力、建军备、察吏治，以及由古今是非得失中，起到为后世劝鉴的作用。明代的《句容县志》序、《泉州府志》序、《猗氏县志》序等，一反过去方志属于地理书的传统，提出志书属于史的见解。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修志的极盛时期，方志学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开创了综合利用和研究地方志的先例。同时顾炎武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对编修方志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为后代修志指明了方向。

乾隆、嘉庆时期，修志成风，名家辈出。探讨方志学方面的专论也应运产生。他们在总结前人和积累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纂辑派（又称地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著派（又称史学派），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献孰重孰轻的问题。

纂辑派治学严谨，对地理及其沿革和其他名物、典章，考订精核，详注出处，以资取信。这是可取之处。以水系、山脉为主考察郡县建置，不同于过去《汉书·地理志》以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做法，是戴震独到的见解，也是他编写《汾阳志》的经验总结。然而纂辑派主张修志“贵因不贵创”，把主要功力用于对往事的考核、纂辑，产生厚古薄今的倾向。

撰著派的章学诚，除参加修志实践外，还写出《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方志辨体》等重要专论，对方志的性质、作用、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形成理论体系，成为清代方志学的代表。他的理论主要概括为一性、二用、三书、四体和四要等几个方面。一性，指志书属史的性质，他认为“志为史体”、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二用，指方志有裨社会“风教”和“为国史取裁”的两种政治作用。三书，指方志应具有“志”、“掌故”、“文征”三种形式和内容，其中“志”是主体，内容包括纪、图、表、考（政略）、列传等；“掌故”内容包括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的档案资料；“文征”内容包括地方文献，如奏议、论说、诗、赋等。后两者作为两翼与“志”相辅而行。“三书”之外的资料，则作为“丛谈”（如轶事、琐语、异闻等）附于书末。章学诚的“三书”之说，解决了修志中的著述与记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的矛盾，是对修志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四体，指方志要像史书体例一样，设纪、谱（表）、考（书）、传四种体裁记述各方面的内容。四要，指“简、严、核、雅”，即志书中的内容和文字要求简明、典雅、真实，体例要求严谨。

另外，章学诚还主张地方行政机构设立志科；修志人员除具备史家的才、学、识外，还应具备史德（秉笔直书，不为私情和偏见所左右）;对资料要“巨细毕收”，以防遗漏；成书时要“博而能断”，以定取舍；还要辨体，即处理好省、府、州、县志之间的分工与联系。

章学诚的理论提高了志书在当时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他重人文、轻自然，尊礼教、薄工艺的指导思想，又使方志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清末，孙治让总结出修志总例6条：纂辑、测绘、校雠、采访、检查案牍和缮写。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方志学的研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方志的性质。普遍指出章学诚“志”即“史”说法的不足，如谭其骧在《关于编修地方志的两点意见》(1982)中指出，章学诚的方志乃一方之史的说法不可取，详细列举了地方志和地方史的不同。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人认为方志是综合记载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书籍。

（2）修志的内容和方法。多主张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贯注科学成就。如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1935)中说：修志要“略古详今，侧重现在”，“博采详志，注重实用”，“广辟类目，注重科学”;黎锦熙在《方志今议》(1940)中强调，修志要按“时代所需”、“勿泥体裁”。

（3）方志的功能。指出方志有“正人心”、“敦风尚”、“垂治规”等政治作用，在资源考察、地方建设、旅行指导、乡土教材等方面也有用；并提出方志可发社会之隐微，可存前代未登正史之人物，可统摄遗文佚事，可窥见经济状况之变迁，可了解文化升降之迹，可与其他史事互证等，而有助于治史者。

（4）整理古方志。编纂了多种方志目录，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835、1958)、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1962)、瞿宣颖《方志考稿》（1930）、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等。类编了地震、天文、农业等方志专题资料，如《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56)、《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编》、《辽宁农业史资料汇编》等。

（5）结合编修当代方志，对方志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5年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的成立，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名中国地方志小组，1956年筹建）的恢复，有力地促进了探讨工作的深入。

研究内容

方志学研究的对象是方志，研究的内容如下：

（1）方志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方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怎样产生的，以后在各个历史阶段是如何发展的，以了解并掌握它的发展规律，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2）方志的性质和分类。研究方志的性质、方志学的属性，以及它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研究方志有哪些种类，划分的依据和不同种类之间的关系，以正确认识方志，更好地进行研究和利用。

（3）方志的特征和功能。研究方志自身具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是由什么所决定的，具有什么功能，如何发挥这些功能，以有效地为现代社会服务。

（4）方志的编纂理论。这是方志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包括研究方志编纂目的、原则、体例、方法，以及工作条件和步骤，从而给实际工作以正确的指导。

（5）方志的整理和利用。研究整理和利用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包括方志目录的编制，内容的评价，专题史料的汇辑，志书的校辑和重印，国内外资料的交流等，以古为今用，充分发挥方志的功能。

性质

关于方志的属性问题，历来有不同意见。长期以来，方志一直被认为是地理书；自清代章学诚以后，方志属于历史学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不少人仍认为:方志属于历史学范围，方志学具有历史学性质。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学派的主张，在今天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认为方志是历史地理文献，方志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另有个别人提出方志学“属于行政管理学的一部分”。争论至今未断，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方志学来自地理学、历史学，但是它的发展已超出地理学和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方志学的研究内容决定了它与很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

方志学与地理学、历史学关系最密切。方志中记述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大多与地理学有关；地方志史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志书中的许多史料也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与政治学关系密切。历代编修方志，都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需要，特别是宋代及其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府专设机构进行修志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再从方志记述的内容看，一般都涉及当地的世家大族、社会集团、政权机构和政治制度等。

与经济学关系密切。古志虽有不重视经济的倾向，但仍然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有些还是正史书籍中所没有的。它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情况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就编修方志的需要而言，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反映当时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关系。

与考古学有关系。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迹志，金石志；近代的志书中也详载本地区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这些记载，为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和原始资料；考古发掘又可验证方志记载的正确与否。

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方志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书中所没有的。这方面已挖掘了一些，出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更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更多的方面有待开拓。

方志学还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有关。

参考书目

1.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1924。
2.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中华书局，北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