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的减少，并使其减少得更慢。”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实施“三孩”政策是一种导向，重点是建立和完善成龙配套的生育制度，增强民众的生育意愿。
国家统计局局长哲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2021年，我国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7.52‰；死亡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近年来出生人数一直在下降。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出生人数连续5年减少。
哲说，出生人口减少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老龄化和少子化也是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于当前人口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翟振武认为，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好地适应出生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鉴于出生人口的快速减少也会缩短转型发展的适应期，引发新的问题，控制这种放缓的措施之一就是鼓励生育。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同年7月，《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开始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新阶段。
翟振武认为，应该客观分析2021年7.52‰的出生率数据。自“三孩”政策公布之日起，尚不足一个完整的孕期。因此，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化，基本上与“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无关，仍受前期因素影响。
他分析，生育率下降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密切相关。房价上涨、就业不稳定等问题增加了生育成本。教育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
“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现代发展的结果。未来要围绕这些因素，出台政策，采取措施，多措并举，鼓励生育意愿。”翟振武表示，放开“三孩”是一种导向，重点是建立成龙配套的生育支持体系，增强人们的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
谈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翟振武认为，首先，要出台关于女性家庭时间和工作时间平衡的政策，解决她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比如除了产假，每年都要设立一个相对固定的育儿假。“在就业方面，也应该有灵活的政策，有效地保护妇女，并考虑到她们的生育特点，让妇女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经济社会方面，要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缓解来自家庭的生育焦虑。“双减”政策的出台，婚育习俗的改善，所得税的减免等。可以起到减轻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实际压力的作用。预计未来中国会在这些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
翟振武还指出，对于很多人来说，美满的婚姻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婚育观和家庭观也应该在文化上进行传播。
他还提到，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对生育意愿产生了一定影响。我相信疫情过后中国的出生人口会有一个小的累计反d，但这并不意味着生育意愿普遍提高，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持续的努力来应对整体的低生育率。
谈及如何看待中国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形势，这位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仍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还有很大空间空提高生育率，减缓出生率，保持略高于当前水平，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转型升级等赢得更多时间。
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如果中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为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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