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思想史是什么?

[拼音]：waiguo jingji sixiangshi

[外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of foreign countries

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院学派作者对于当时某些经济现象的见解，到15世纪后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理论探讨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各时代的各个人物、学派对于社会经济事物的分析、论断等思想。

这里所涉及的只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因为历史地出现的并为我们所习惯认识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以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形成的西欧国家中产生的。此后，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总不能摆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为探讨对象的基本模式。

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并不意味着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前或以外，不存在着其他西方古代文明，或者其他西方古代文明不存在着有关经济事物的思想。早在公元前3000年起，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就有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可征的文献太缺乏了，以至有人怀疑经济思想的产生除了经济条件外，是否尚得有某种知识界和具有分析能力的上层建筑存在的条件。埃及、印度、腓尼基、希伯来文化也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国家文明的摇篮。通过中世纪的经院主义，它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思想有继承影响。所以它们的制度和见解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科学理论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思想是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情况在内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而这些经济思想在形成之后，又反过来积极为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里，这些经济思想总代表一定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在各个国家的各个时期，可以存在着不同阶级的经济思想，但每一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又必然是这一时期的统治经济思想。

公元前8～前6世纪间，在古希腊形成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关于古希腊早期的经济思想，人们经常用推测方式，即从早期的历史传说、神话、诗歌、社会生活描述等等片简、零篇资料中例引出一些认为有关的经济思想。所以荷马、赫西奥德（约前8～前7世纪）的诗歌，梭伦（约前630～约前560）的政治改制等等，都成为推测古希腊人经济行为和思想的资料。固然，财产、商品生产贸易、生息资本、赋税等等经济现象都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但直接地论述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却有待于公元前5世纪起基于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哲学传统的经济概念和思想的出现时期。

苏格拉底哲学传统的古希腊经济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为苏格拉底的门生色诺芬、柏拉图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传统的古典希腊思想的一大特点在于它完全不带有神话因素。这就是其区别于其他先此或同时的古代文明思想的特征。它摆脱了宗教的圣洁规范性，转而依靠理性。其经济思想是以理性为基础，所以和伦理观念总是分不开，经济从属于伦理。

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这个从属性最为明显。苏格拉底创始的道德哲学提出了人生主要目的的问题。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的生活，是伦理的范畴。财富的地位就决定于它和这最主要目的的关系。苏格拉底传统的哲学家们一般地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不相容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反对一切财富。他们反对的是过多的财富，对节制的财富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它是必要的，是达到主要目的的不可少的手段。因为为了成就最高的善，一个人必需具有普通公民所必需的生活手段。他们所着意强调的是：财富是手段，绝不应是目的。

以此作为出发点，哲学家们考察了财富的生产与取得的问题。古希腊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自然经济的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但他们对于商品经济诸现象也经常涉及，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创见就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见解，通过在中古文艺复兴后对于经济哲学的影响，成为此后西方国家经济思想的文化遗产。

这些哲学家处于雅典战败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之后的奴隶民主制城邦国家进入危机的时代。他们都反对当时希腊的民主制度。他们把经济也经常是作为他们所臆想的某种理想城邦政治制度的属物。哲学家们所理想的城邦政治制度的蓝图尽可不同，但他们公认，城邦的主要作用是让公民通过集体道德的生活实现最高的善。在城邦内，个人首先是作为整体的一分子而存在的；个人从属于国家。从而在考虑个人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外，还加上城邦群体政治生活和要求的经济规范。

古罗马的历史，经历了王政（前 753～前509）、共和（前 6世纪末～前30）和帝制（前 30～公元 476）三个时期。罗马的经济思想是在帝制时期罗马奴隶制已由盛而衰的情况下才开始出现和发展的。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间见于农学作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在农学作者中主要有大加图（前234～前149）、瓦罗（前116～前27）、科卢梅拉（公元1世纪～？）。在哲学家中有西塞罗（前 106～前43）、塞涅卡（一译辛尼加，约公元前4～公元65）、老普林尼（公元23～79）、马可·奥勒留（121～180）、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5～约135）等。他们都把农业放在首位，赞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都反对奢侈，反对追求财富，但他们的伦理色彩较希腊人为淡薄。

但古罗马对于经济思想的贡献，不来自农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而来自它的法理思想和法律。罗马法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有：

（1）“自然法则”的见解。罗马法区别了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市民法和适用于外国人的万民法，后者较少地受地方习惯所制约，从而较为合理。后来，它和希腊的自然概念相结合，产生了对后来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自然法则的概念。

（2）在罗马法中法学家对于“财产”和作为个人财产权利的自然结果的“契约”两个经济范畴的见解，对后世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一切经济行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产权，影响很大。

（3）两个范畴的论说又导引出，以“契约”的概念来概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把经济视为一种一切都可以以买卖双方关系为解释的交换科学的思想，从而也就产生了公平价格的概念，产生了货币的性质和借贷取利等问题。

在罗马帝国开始衰落时期，基督教教义渗入了罗马社会思想。这异邦的教义和罗马文化是相抵触的。但从公元2世纪下半期开始，统治阶级和早期基督教社团互相联合。在许多问题上，有的教士例如4～5世纪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奥古斯丁（354～430）无不经常以教义来迁就罗马社会原来的思想。因此，与其说他们的见解是在罗马成长起来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作为中世纪经院学派先驱者的思想嫁接和寄生在古罗马思想主干上的外族思想。

作为欧洲中世纪开始时期的公元476年，也标志着西欧古代文明受到严重打击的开始。西欧社会在此后经历了长达500～600年的黑暗时期：城市消失，手工业衰落，商业停顿，货币流通大大缩小，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内，几乎说不上有什么经济思想。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欧封建制社会经济的明显提高，开始于11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为统治的一体。在思想领域里，基督教义和教会思想成为时代的统治思想。中世纪的所谓经院学派的思想是以10～15世纪间，由传统的教义、教会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构成的混合体。教会法规就是这一哲学思想的规范化。托马斯·阿奎那是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其思想特点是调停神学教条和经济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

经院学派的经济思想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公平价格论。公平价格概念首见于罗马法学家著作中。在中世纪神学学者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他把公平价格看为和生产劳动相等的价格。托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大阿尔伯特的看法，但他又加上了效用的主观的因素，有时甚至提出了供求的影响。

其次是关于借贷取利问题。从古代以来高利贷一直是为人们抨击的制度。早期的教会法规只禁止教士们取利。但从12世纪末年起这一禁令扩及于世俗人等；晚至14世纪初年，高利贷还是绝对违法的。托马斯·阿奎那从圣经、教父言论、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罗马法法理中找出论据以谴责高利贷。但在托马斯·阿奎那时代信贷活动已相当流行。他和他的教会法规学者同伴们不得不在二者间采取了调停的态度，在反对的原则上为信贷取利留下了许多出路。其结果是法规愈益松弛，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几乎完全成为具文。这种调和实际上削弱了经院主义的权威。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就完全不能阻止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先驱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成长了。

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兴起的商业资本，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通过对外贸易积累大量资本，推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重商主义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重商主义最初出现于意大利，后来在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也产生了。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若干代表著作。T.曼是英国重商主义最突出的代表。J.-B.柯尔贝尔是法国重商主义者最大的代表。柯尔贝尔还是一个重商主义实践家。和英国重商主义者相比，他突出了国家主义和国家与企业关系的思想。

重商主义最突出的经济观点就是对金银的重视。他们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最好形态。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早期金属派或者晚期贸易派都以积累货币财富为目的。

当重商主义在西欧各国兴盛的时期，在德国、奥国流行着官房学派的经济思想。官房学派的主要代表有J.J.贝歇尔（1635～1682）、 P.W.von赫尔尼克（1640～1714）、J.H.G.von尤斯蒂（1717～1771）和 J.G.达尔耶斯（1714～1791）等人。把德、奥官房学完全等同于重商主义也许不尽恰当，官房学确实浸透了重商主义的思想，但它的内容较为广泛，是经济、行政、管理、农工技术等等各种不同知识的混合物。它一方面更多地承继了古代的思想，尤其是古罗马民法的思想，另一方面它的影响又深入及于近代的德国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它是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产业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级这一时代的经济思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W.配第开始，在法国从P.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他们没有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只有一些片断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原始见解，和实际上是剩余价值形式的地租论和利息论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它以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以实际上作为产业资本家代表的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全部社会经济活动。

和重农学派同时而略晚的A.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D.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古典经济学到了李嘉图，达到了其可能发展的最高阶段。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以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为其完成作了补充。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利润、利息和地租，作了揭露和分析；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作了第一次尝试；初步论述了经济危机的理论。

19世纪30年代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古典经济学者还有可能无顾虑地研究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提出若干科学的理论。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庸俗因素。这些庸俗因素也就成为后来庸俗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古典经济学的最高发展和庸俗化的开始是在同一时期交叉着进行的。反映着当时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而资本与劳动间的斗争还处于潜伏形态的情况，法国的J.-B.萨伊、英国的T.R.马尔萨斯、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的面貌出现，采用“注释”、“通俗化”的形式，把已经孕育在古典经济学里边的庸俗的因素分离出来成为另一种经济学。

1830年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以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 1832 年英国的议会改革案的通过为契机，完全夺得了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幕后走上前台。从此庸俗经济学便完全代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时期两国的庸俗经济学主要代表有英国的N.W.西尼尔（1790～1864）、J.S.密尔，法国的F.巴师夏等人。他们仍然自认为是斯密、李嘉图的继承人，但却抛弃“注释”、曲解的手法而采取补充、折衷的形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修正。

这一时期的庸俗经济学在J.S.密尔的体系中得到综合和总结。他自认为他的体系基础是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但他却又继承了萨伊、马尔萨斯、J.边沁、J.密尔、西尼尔等人的某些见解和理论，以折衷和综合的办法构成一个新的整体。他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传述古典经济学为标帜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以批判和发展为号召的新庸俗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以空想的意识形式出现的早期的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T.莫尔（1477～1535）、T.康帕内拉（1568～1639）、摩莱里（约18世纪）、G.B.de马布利（1709～1785）等人是17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出现了法国的H.de圣西门、C.傅立叶和英国的R.欧文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思想，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罪恶，设计了将来理想社会制度的方案。但是他们这种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和当时尚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不成熟的理论，不可避免地成了时代的幻想。

虽然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批判的、革命的，但他们的后继者却蜕变为各种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W.汤普森（1785左右～1833）、J.格雷（1798～1850）、J.F.布雷（1809～1895）和T.霍吉斯金（1787～1869）提出了工人应享有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的要求。1848年革命前20～30年，法国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的中心。20年代的 A.巴扎尔（1791～1832）、B.-P.安凡丹（1796～1864），30年代的V.孔西德朗（1808～1893），40年代的L.勃朗和P.-J.蒲鲁东是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中不少人的思想和改革方案，都在1848年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实践给予这些社会主义的派别以致命的打击。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传播扫清了道路。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就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

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前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后者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形式的秘密。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前的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足以说明和解答新的经济问题，于是相继出现了以传统经济学的批判者和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新的庸俗学派。

历史学派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以F.李斯特为先驱，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W.罗雪尔为其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的40～70年代。以G.von施穆勒、A.瓦格纳（1835～1917）、L.布伦塔诺（1844～1931）、M.韦贝尔（1864～1920）和W.桑巴特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从70年代起，统治着德国的经济学界。

历史学派在下列问题上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英法传统经济学：

（1）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

（2）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存在；

（3）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

（4）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

（5）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新历史学派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瓦格纳把他们的经济改良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而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嘲讽地称他们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派在德国趋向衰落，虽然它的部分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法西斯思想体系来源之一。历史主义在英国有一个以W.J.阿什利（1860～1927）为代表的支派。出现于19世纪末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的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经济环境下的特殊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伦、J.R.康蒙斯、W.C.米切尔等人。他们都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是19世纪70年代初同时出现于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影响最大的新流派。边际学派最初是以主张边际效用价值论而出现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大支派:一个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是奥地利学派的C.门格尔、F.von维塞尔和E.von柏姆－巴维克等人；另一个支派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以英国的W.S.杰文斯、洛桑学派的L.瓦尔拉斯和瓦尔拉斯的继承人V.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学派。边际学派也是以19世纪中期以前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的反对派面目出现的。但在方法论上，他们却是传统经济学的拥护者和发展者。19世纪的80年代就曾出现了发生于门格尔和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之间的关于方法论的一场大论战。然而边际学派的影响在于他们以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否定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19世纪初叶以后的成本价值论，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归算论”、“时差利息论”、“边际生产力论”等主观的分配论，以否定剩余价值论。J.B.克拉克是边际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在美国庸俗传统的阶级调和论和当时风靡欧美的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为利润、利息、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作辩解的边际生产力论。

A.马歇尔是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所谓“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但他的观点仍然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从他的前人的全部庸俗经济学中，吸取和综合新旧各派学说，企图建立一个折衷的和综合的庸俗理论体系。这是在继J.S.密尔之后，第二次折衷、综合的尝试。他的供求均衡分析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是折衷、综合的典型范例。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30年代，一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奉为典范。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随着循环出现的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化，经济功利主义所宣称的自由竞争会自动地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使社会总效益最大化的信条，便和实践发生矛盾。于是马歇尔的追随者就不能不在某些理论方面作出修补、让步。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剑桥大学教席的承继者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20～30年代初，英国的P.斯拉法、J.罗宾逊，美国的E.H.张伯伦（1899～1967）的“不完全竞争”学说都指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德国出现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E.伯恩施坦、K.考茨基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诬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为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怀疑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性、阶级矛盾尖锐化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提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将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是在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的经济学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期，列宁着重依据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材料，阐明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创立帝国主义理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斯大林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探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道路；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和作用。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30年代初长期的经济萧条，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也冲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3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就应运而生，以“新古典学派”反对者的面目出现。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而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传统支柱的市场经济自动调节论，则是凯恩斯主义的摧击对象。自动调节论具体表现为：

（1）在自由竞争下，供给必然等于需求；

（2）储蓄必然全部转化为投资。J.M.凯恩斯以他的宏观分析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否定了市场自动调节论上述两个论点，认为只有人为地刺激社会的总消费和总投资、增加社会的总有效需求，才能达到“充分就业”，避免经济危机。因此他主张由国家通过财政政策，辅以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

在30年代劳动者大量失业的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的分析很自然地是以其他条件不变为假定的一种“短期比较静态分析”。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虽然初见于30年代，但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50～60年代以来，凯恩斯的追随者分为两大支派:一为新古典综合派，其主要代表为美国的P.萨缪尔森、J.托宾（1918～ ）、 R.M.索洛（1924～ ）、 W.W.赫勒（1915～ ）、A.奥肯（1928～1980）等人；另一支派为英国的新剑桥学派，其主要代表为罗宾逊、N.卡尔多、斯拉法、L.帕西内蒂（1930～ ）等人。

两个支派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论争却相当激烈。突出的分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态度。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把凯恩斯以收入分析为主的宏观经济学，同“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分析为主的微观经济学加以综合，既强调政府“需求管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又保留市场机制对商品和生产要素供求的自发调节作用。新剑桥学派则主张和“新古典学派”进一步决裂，从凯恩斯自己没有展开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的社会哲学来论证、探讨和制定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阶段的社会政策。两派间关于资本问题的论战，就是这一分歧的典型例证。新剑桥学派彻底地否定了连凯恩斯都没有否定而新古典综合派完全加以接受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经济学流派。

首先是，以反对广泛流传的国家干预主义、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经济的各式的新自由主义学派。

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导源于旧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L.von米塞斯（1881～1973）和F.von哈耶克是新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代表，都是门格尔的第二代弟子。门格尔的极端个人主义是这一学派的社会哲学基础。哈耶克是最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

在联邦德国盛行的弗赖堡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派。除了上述的哈耶克也算为其一成员外，它的主要代表是W.欧根。此外尚可包括 W.勒普克（1899～1966）、L.艾哈德（1897～1977）等人。以“理想典型学说”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是弗赖堡学派学说的主要内容。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则更单纯地承继了“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传统。这一派当代的代表M.弗里德曼以货币主义的形式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进行挑战。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加剧，货币主义在英国、美国、奥地利都有它的宣传者。

60年代初由J.F.穆思（1930～ ）提出，70年代初由R.E.卢卡斯（1937～ ）、T.J.萨金特（1943～ ）、N.华莱士等发展的合理预期论是从芝加哥学派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新假说。这一理论认为，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条件之下，政府预定的政策的效果会被合理预期所形成的对策所抵消，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政策都可能归于无效。

供给学派是产生于70年代末，活跃于80年代初期的另一个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有：R.A.芒德尔（1932～ ）、G.吉尔德（1939～ ）、J.万尼斯基（1936～ ）、A.B.拉弗等人。它的基础理论只是为了反对凯恩斯的刺激社会需求的政策而提出复活萨伊定律，以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

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恢复经济自由主义是上述各派的共同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从古典经济学派以来，直至20世纪的30～4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者都被目为开明派，主张国家干预者都被目为保守派。但在凯恩斯之后的今日，提法转变了，主张干预者成为开明派，而主张经济自由者却成为保守派。

新制度学派是旧制度学派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上从50年代延伸到现在。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J.K.加尔布雷思（1908～ ）、K.E.博尔丁（1910～ ）、R.L.海尔布罗纳 （1919～ ）、B.沃德、A.G.格鲁奇（1906～ ）、G.缪达尔（1898～1987）等人。他们既反对“新古典学派”和一切经济自由主义，同时也反对凯恩斯主义。他们反对回避“价值判断”的数量分析而主张结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

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起，在美国出现了反对一切新旧传统经济学的“新左派”思潮。他们的先驱者有H.布雷弗曼、P.A.巴兰 （1910～1964）、P.M.斯威齐（1910～ ）、H.马格多夫等人。1969年他们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被称为“激进经济学派”，主要代表有E.K.亨特、H.J.谢尔曼（1931～ ）、H.金蒂斯（1940～ ）、S.H.海默（？～1974）等人。他们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着重于分析和说明贫穷和工人阶级的“异化”、生产剩余和经济危机、当代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等问题。（见激进派经济学）

在今天西方国家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仍处于统治地位。但其中没有一派能够解决今日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思想不能不仍在歧路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