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君臣有别

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

重和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和”的原字是“一”和“分”，“分”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和”的本义最初指的是“音对应”，即音乐中各种声音的协调。后来引申为不同事物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先秦时期，先贤们在重视“和”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而不同”的重要思想。是不同事物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和谐。它的前提是承认事物和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建立在对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承认上的。和谐不是抹杀或取消个性，而是恰当地展现个性，发挥个性的作用。

所以圣贤们在倡导和平的同时，也同样否定和反对。反复强调统一就是对立统一，对立统一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划清了和与同的界限，指出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明确主张“和而不同”。

早在西周末年，周王室顾问王世博就对什么是“和”以及“和”与“同”的区别作出了哲学解释。

而真实的生物，同样不会继续。他等于他所谓的总和，所以他能够繁荣和归还一切。如果我们分享同样的利益，我们都会抛弃它。因此，第一个国王用土和金木混合了水和火，混合了上百种东西。所以五味是用来调口的，四支是用来卫身的，六韵是用来听耳的...(国宇于正)

文中的两个“他”字，是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不同的东西，也就是矛盾的两面。“平”就是协调、调整的意思。意思是矛盾双方互相调节配合，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就是和谐。王世博认为，只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事物相互协调，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产生新的事物，事物才能发展壮大(“和谐”与“繁荣”)。如果总是把同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就永远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而只能是单一的(“一样就是坏”)。

在这里，王世博的和谐论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他所批判的是，亡国之君周幽王只听自己的“谄媚”言论，与自己如出一辙，却拒绝最不中听的忠告，“去和而取同”。但需要说明的是，人在人际关系中追求的应该是和谐而不是千篇一律。作为最高统治者，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和理性地理解和谐与相同的本质区别。

一般和总理组成

继王世博之后，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

如汤、水、火、糖、盐、梅子煮鱼，要付出代价，要杀死丈夫，要品尝它，要帮助它，要放下它。一个绅士吃它来平静他的心。......如果用水喂水，谁能吃？竖琴若专一，谁能听？这不可能是真的。(《左传》召公二十年)

在这方面，《晏子春秋》的记载和《左传》是一样的。在这里，晏婴的道理和王世博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说明，不同的事物只有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能产生新的事物，获得理想的结果；如果只加一样的东西，那只能是单一的不能吃不能听的东西。

因此，晏婴的和谐论是为了向齐景公王进谏，纠正他的和谐错误。据当时在齐景公面前对诺诺唯命是从的臣子梁丘说，“你所谓能，据你所言；所谓君子无据，亦曰无据”。因为他总是取悦你，并与你完全一致，他自然赢得了龚景的青睐，并认为他可以与自己和解。但在颜英看来，这种君臣也可以同而不是同的情况，使得君主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这是很可怕的。他认为:

所谓君子能，且不论有无，吾献其无，以成其能。所谓君无，而你所能为，我所能献，以去其无，是政治层面。(《左传》召公二十年)

只有臣下敢于出谋划策，君主乐于纳谏，君臣相得益彰，才能有好的政治局面(“政治和平”)。他还更明确地指出:“所谓和者，君甜臣酸，君弱臣咸”；反之，君若愿为臣，此“所谓同，安乎？”(晏子春商)这使得和谐的含义更加透彻。

后来孔子对童作了更为肯定的否定，认为童和他是对立的。他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不和。”(《论语·鲁兹》)

在孔子看来，与他人，尤其是与上级、君主求同，而牺牲个性是小人的行为，只有“和而不同”才是君子的人格。因为孔子的影响更大，所以这句话更流行，更广为人知。

王世博和晏婴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和谐，对和谐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对和谐的论述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在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单一地存在，而是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单纯的认同缺乏生命力，导致一片死寂，必将“不继续”。只有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才能存在和发展。统一不是不相关的聚合和散列，而是相互补充和合作。从而达到协调、平衡、统一。因此，和谐是万物的生命力，从对立走向和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这是中国古代尊和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虽然先秦的和谐同一性理论是从多方面论证的，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它要解决的主要是人际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目的是让君主认识到，君臣之间恰当合理的关系应该是君臣之和，而不是君臣等同，不是臣对君的绝对认同；就是要改变君主可以当大臣，君主可以不当大臣，大臣绝对服从君主，和君主绝对一样的政治局面，希望建立君臣之间和谐但又不同的政治局面。

总之，“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与“顺道不从君，顺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原则以及强调劝谏的传统一起，无疑对古代协调君臣上下级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今人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