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拼音]：Guo Moruo

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见下彩图）。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杜衎、易坎人等。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郭朝沛，是一个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商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资质聪明，嗜好文学，平时读d词，说佛偈。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郭沫若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他把幼时暗诵的唐人绝句称作是他“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

1897年春，郭沫若开始受家塾教育，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在唐诗中，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和韩愈。1900年庚子事变后，家塾教育逐渐有所革新，于四书五经及唐宋诗文外，还讲授新学课本和笔算数学。这时大哥郭开文（橙坞）在成都东文学堂读书，不断把《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刊寄到家塾来。这些书刊开阔了他的视野，培植了他的民主意识。郭开文后来还给他灌输了一些“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想，并且动员他东渡日本去求学。

1906年春，郭沫若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虽然学校当局昏庸腐败，但帅平均的《读经讲经》课，通过对古文、今文《尚书》真伪的辨析，激发了他对旧学的喜爱，养成了他日后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1907年秋，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堂。这期间除读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外，开始大量阅读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林译的英国作家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通译《艾凡赫》）的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给予他很大启示，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重要影响。此外，阅读《史记》也给予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文学营养。

1910年2月，郭沫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那时成都已弥漫着革命空气。1911年初，成都学生界发起国会请愿风潮，郭沫若被选为丙班代表参加了号召全市罢课的斗争，曾一度被学校开除。同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为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掀起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郭沫若目睹了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的情景，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斗争精神的鼓舞，这场保路运动成为他民主主义意识萌发的契机。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郭沫若分外欣喜，剪掉辫子。他以为大家都剪去辫子，“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他感到失望和痛苦：“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反正前后》）

1912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率完婚，第 5天又返回成都念书。1913年10月，郭沫若走出夔门，先是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因不满于学校当局而不愿入学。在他大哥资助下，于同年年底赴日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初到日本时，异国生活中所受的民族歧视，个人婚事的失意，使郭沫若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因此读《王文成公全书》，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王阳明学说又把他导引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此时郭沫若接触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感受到清新恬淡的风味，由泰戈尔进而接触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后来他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由歌德又导引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我的作诗的经过》）。“五四”时期，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派的影响。中外诸家的多种影响，使郭沫若前期思想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

1916年夏秋之际，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并结合。在泰戈尔式的无韵诗的启迪下，激发了他创作新诗的欲望。《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Venus》、《别离》等爱情诗，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诗创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这股突起狂飙的猛烈冲击。 6月，他在福冈发起组织反日团体“夏社”。9月11日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这时他由追随泰戈尔转而喜欢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序我的诗》）。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上半年，是他新诗创作的爆发期。《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名篇，便是这时写成的。当时的创作除收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外，还有许多集外佚文。

除创作新诗外，郭沫若于1919年夏始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未出版)，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论诗与文艺的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译德国史托姆的《茵梦湖》（与钱君胥合译），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同时，经他与成仿吾、田寿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努力，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创造社，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

1921年4月，郭沫若决计放弃医学，另谋出路，与成仿吾一同回上海。他想象中的“五四”后的祖国是新鲜、华美的；然而踏上国土后，所见所闻是无涯际的黑暗，理想被现实击碎，工作也无着落，于同年9月复返日本继续求学。诗集《星空》即1921年和1922年诗人心灵受到创伤而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1923年4月，郭沫若大学毕业后与安娜及三个孩子回上海。这时我国工农运动出现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使郭沫若的思想情绪有较显著的变化。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提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的主张。这年他写了历史小说《鹓》、《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收在诗集《前茅》里的《留别日本》等新诗，以及《梦与现实》等散文。作者决心向《星空》时期那种“低回的情趣”、“虚无的幻美”告别。

1924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此书的翻译，是他克服留日阶段所接受的泛神论思想影响的开始，也是他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自此他“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这年11月，他去宜兴参加调查江浙军阀之间的战争实情，于了解战祸之外看到了江南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他决心从先前的“昂头天外”转而面向“水平线下”。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发生。郭沫若在上海目睹了工人、学生英勇斗争和惨遭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屠杀的情景，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五卅案宣言》（后改题为《为“五卅”惨案怒吼》）。在“五卅”高潮中，他还创作了二幕历史剧《聂荌》。

这时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他逐渐清算了唯美派和精神分析派等文艺理论的影响，强调“今日的文艺”应是“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把革命文学称作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家的觉悟》)。他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住时代的精神，认定文艺的主潮，“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革命与文学》）。但他不恰当地夸大文艺的作用，在分析西方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时，把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同起来，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革命与文学》）。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在此期间，曾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7月，郭沫若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3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镇压工农群众运动的事件。3月31日，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檄文，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杀人的罪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4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他当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他随起义军经临川、瑞金、汀州，到达潮汕。在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诗集《恢复》是他这时的诗作，此外，还改译了《浮士德》第一部。

1928年初，郭沫若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和太阳社成员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写了《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文，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我们的文艺是要为大多数的人们”，即“产业工人和占人数最大多数的农民”，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但他这时的文学主张也有某些偏颇和错误，如宣扬“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把作家的世界观转变看得过于简单容易；把鲁迅等作家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厚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等。

1928年2月下旬，郭沫若化名吴诚离开上海去日本，同先期到达日本的安娜及孩子们避居于千叶县市川市。流亡日本10年间，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在这以后，他一直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并且在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在旅居日本期间，他还写了自传、历史小说、杂文、散文等许多作品，而且始终关心国内的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创办的刊物《质文》撰稿。

1937年芦沟桥战事发生后，7月25日，郭沫若只身离日潜奔祖国。《归国杂吟》7首，是他归国前后随兴感奋之作，吟咏归国请缨之情，真切感人。郭沫若一到上海，立即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筹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前线作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他自己还迅速地写了一个以抗战现实为题材的四幕话剧《甘愿做炮灰》。

上海沦为孤岛后不久，郭沫若离开上海，经香港、广州，于1938年1月抵武汉。始与于立群同居。在武汉，郭沫若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0月下旬，郭沫若撤离武汉，经长沙、桂林，于12月底赴重庆。1940年9月，政治部改组，郭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职。11月初旬，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继续领导文化界抗日宣传工作。

1941年1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在重庆、成都、延安、香港等地，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见彩图）。这是在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以后，为了号召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反抗法西斯统治而开展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要说的话》的讲演，赞扬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和战斗生活，称他是继鲁迅之后“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郭沫若自己编写了《五十年简谱》。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历史剧。这些剧本，取材史实，包孕古今，在遵循符合历史真实原则的基础上，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很好地发挥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1944年3月，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郭沫若写了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于同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草拟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进言”上签名的达300余人，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1945年6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苏访问，写有《苏联纪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对国民党当局不抱幻想，坚持同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作斗争。1946年2月10日，郭沫若前往校场口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他因劝阻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郭沫若不断进行生命威胁，他却坦然自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斗争到底的决心。1946年5月，郭沫若离重庆去上海，次年11月由上海去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写了《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等。1947年3 月底始，郭沫若用一个月时间译出《浮士德》第二部。1948年冬，郭沫若与30余人北上，经安东(现丹东)、沈阳，于1949年2月25日抵北平。郭沫若坚贞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冲破浓云密雾，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文化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文化交流等事业。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利用公余之暇，他还写了不少诗文和著作。如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等;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史学论著《奴隶制时代》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受到迫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他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一词，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传诵一时。1978年，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随后，又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欢呼中国科学和文艺的春天的到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郭沫若一直热诚地、勤奋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对中国科学文化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于北京。

郭沫若在新诗、历史剧、散文、小说等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尤以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不仅确定了郭沫若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而且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在这以前，中国已出现不少写新诗的人，也已有新诗集问世。但不少新诗“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着重“说理”而“缺少余香与回味”，在形式上旧的气味较浓，“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女神》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豪放的自由诗体以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新的诗风，为自由体诗开拓了新的天地。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至1921年的诗作。“五四”以前的诗，诗人心中郁积着个人的、民族的忧伤和疾愤，诗的格调哀婉低沉;“五四”以后，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给诗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诗风变得雄浑豪放，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对于“五四”以后的祖国热情歌赞，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殷切期望，是郭沫若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的诗情。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创造十年》)诗人以“火一样的心肠”，思念着新生的祖国──他所心爱的“年青的女郎”（《炉中煤》）。他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扬子江、黄河，向俄罗斯和伟大的先驱者们，深情地问候晨安，召唤人们“醒呀！Mesame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晨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新诗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是充满彻底反叛精神和热切向往光明的诗篇。诗人赋予凤凰以巨大的象征性；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和一代青年在烈火中获得新生。

在十月革命的阳光照耀下，郭沫若十分景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郭沫若选集·自序》）。在《女神·序诗》里，他宣布自己“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匪徒颂》里，他颂扬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也向列宁高呼万岁。诗人赞颂在地球上为人类造福的工人、农民，称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全人类的保姆”;诗人表示要学习工农大众，不停地劳动，来报答大地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这些诗篇，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它给整个诗章带来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火花。

郭沫若是一个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女神》许多篇什，塑造了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抒情形象。在“五四”时期，张扬个性，歌唱自我，不独郭沫若一人，但他与一般诗人不同，他在诗歌中那种反叛一切既成的道德观念和传统势力的尊重自我的呼声，那种提倡创造的热情，在封建宗法制度全然扼杀个性、禁锢人们思想的旧中国，可以说是生命穷促时全力叫出来的一种革命，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飞扬凌厉的朝气。郭沫若这时醉心于泛神论的宇宙观，对大自然怀着深情。他赞美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雪雨，给大自然以生命，人和自然取得了和谐的统一，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望；但是当理想幻灭时，他就要返归自然，寻求“无”的世界，大自然成了他的逋逃薮。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第二本诗集《星空》于1923年出版。他自认这是“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序我的诗》)。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是“一只带了箭的雁鹅”，是一个“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沙场上感受着“沉深的苦闷”。诗人困惫了，想找一个酣睡的乐土，他想用北斗星的斗柄斟饮。“要饮尽那天河中流荡着的酒浆，拼一个长醉不醒”（《星空》）。诗人有时追怀“自由纯洁的原人”，仰慕寥寂的首阳山，低吟着“丁东，琤琮，玲珑，一声声是梦，一声声是空空”（《孤竹君之二子》）。这些诗流露了浓重的虚无主义情绪。《星空》虽然仍保持诗人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某些诗篇仍吐露了诗人积极探索与追求光明的心情，但《女神》那种热烈奔放的诗情减退了，狂热浪漫的理想追求冲淡了，神奇美妙的诗意诗境也少见了。比起《女神》，《星空》的艺术技巧趋于圆熟，结构比较严谨，诗行比较整齐，语言也更加凝练、含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感情缠绵，诗风淡雅。

诗集《前茅》于1928出版。除《序诗》写于1928年外，收入作者1921年至1924年的22首诗。它反映了作者思想情绪的变化。诗人力图摆脱泛神论的消极影响，去正视人世间的不平。某些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工农革命的光明前景，诗人希望正在“鼓荡出雷声”的中国革命，能“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为悼念列宁逝世而写的《太阳没了》，诗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要沿着列宁的道路，秉着“赤诚的炬火”，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前茅》的一部分诗，内容空泛，存在概念化的毛病。郭沫若承认“《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海涛集·离沪之前》）。

在1925年写爱情组诗《瓶》以后，大约近三年时间，郭沫若没有写诗。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盲肠炎〉题记》）。诗集《恢复》是作者1927年11月避居上海于大病初愈后所写，共24首，1928年3月出版。这是一个革命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的诗的宣言。诗人公开宣布他的诗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要为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重新到来而怒吼（《诗的宣言》）。这些“声浪喧天”的战斗诗篇，印记着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征北伐和奋发前进的足迹，显现了工农群众的觉醒和力量。在“眼前一望都是白色”的历史氛围中，它起到激励斗志和抗击逆流的作用。郭沫若在实现其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曾经批判与否定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表示他要从《女神》时代的浪漫主义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然而《恢复》以及后来的《战声集》、《蜩螗集》等诗集说明，勉强转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对他的创作是不利的，其客观效果便是诗人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

郭沫若是以诗人著称的，但他也写了许多小说。自1919年11月在北京《新中国》发表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至1947年1月发表《地下的笑声》，写了近40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分为“身边小说”与“寄托小说”两类。“身边小说和他的诗很相近，主观的燃烧强烈地吸引读者”（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漂流三部曲》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代表作。这些“身边小说”，仿佛是信笔写来，一览无余，结构比较散漫，不耐咀嚼。但在主人公真率的内心告白里作者所喷涌的炽热情感，在那时还颇能激动读者的心。历史小说集《豕蹄》于1936年出版，收《孔夫子吃饭》等1935、1936年的 6个短篇。这些小说贯穿着历史批判的精神，带有明显的讽喻现实的意味。《司马迁发愤》借司马迁《报任安书》演化成篇，是《豕蹄》中最能表现郭沫若亡命日本时的精神世界的一篇小说。郭沫若在失去行动自由时，仍自励坚贞，潜心治史，提笔称赞司马迁身受屈辱而发愤著述的博大精神，就是有意识地在学习司马迁的人品和文品。这些历史小说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古人身上铸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保持了作者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此外，为读者所称道的郭沫若的传记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洪波曲》等，在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具体地描述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学术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不断前进的生活道路。这些传记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珍贵文献，在艺术上也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郭沫若“是中国新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学者，又是杰出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也是最具有写作历史剧的完满条件的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剧作，在历史剧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史剧观。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不过他前期的历史剧，只借历史的影子来驰骋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对古人的精神面貌作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描绘。后来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作家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历史·史剧·现实》），因此他所强调的历史剧要灌溉现实的蟠桃这一创作意图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代表作《屈原》便是在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历史加以新的解释，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战斗效能的新型历史剧。40年代初期，作者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他“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于是决定“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剧本通过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天的生活和斗争，概括了他的悲壮战斗的一生。剧本结尾，屈原出走汉北，继续坚持同黑暗势力斗争，表现了作者对黑暗世界的愤懑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据《史记·魏公子列传》创作的历史剧《虎符》，主人公信陵君不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贤公子”，他的“宽厚待人”已被赋予积极的思想内容，通过“窃符救赵”这一典型情节，展现了他的热爱国家、团结民众，目光远大、见义勇为的品质。如姬的形象，在剧中尤其显得突出和鲜明。如姬是一位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又刚强的女性。她反对国王的专横暴戾，主张联合抗秦，拥护信陵君的政治主张。她的窃符与自杀，构成了一幕壮烈的历史悲剧。这些剧作虽以悲剧结束，却摒弃了在悲剧文学中常见的哀婉凄凉、悲观绝望的情调，更多地注入了作者那种彻底反叛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作斗争。在历史题材中蕴含着严峻的现实，力图在实质上写出历史的精神而又能针对现实，给现实人生以温暖和希望，这显然是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

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戏剧含有丰富的情感，如同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歌一样。他的戏剧，可以作为抒情的散文诗来读，清新瑰丽，荡漾着感情的微波。他在塑造古人形象时，从不采取客观描写的态度，在不违反人物特定的历史和阶级内容的条件下，往往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融化在艺术形象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大体保留了他过去历史剧创作的风格，坚持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作者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在历史剧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上，作者作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历史剧《蔡文姬》，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着力渲染曹 *** 在统一北方以后，为发展民族文化而广罗人才、力修文治的大业，也赞美了蔡文姬为继承父亲遗业、决心撰述《续汉书》而离别儿女归来的宏大志向。蔡文姬这个艺术形象饱含着郭沫若的生命和血泪。作者说过，蔡文姬就是他，是照着他自己写的，“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蔡文姬·序》）。剧本用《胡笳十八拍》来表现蔡文姬悲楚的经历和归汉途中的矛盾心情，这不仅加强了戏剧的历史气氛，而且也使全剧增添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历史剧《武则天》里，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对历史人物和既成史实作了新的解释和阐发，使剧中主要人物以一种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剧本以徐敬业叛变这一中心事件来安排人物和情节，地点局限在洛阳，时间局限在调露元年(679)至光宅元年(684)的 6年间，把武则天写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理想、有抱负，一心辅助皇帝管理朝政的明敏果断的女性统治者。郭沫若说，武则天作为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做过皇帝，“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是在她的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但是“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我怎样写〈武则天〉？》）。为了替武则天翻案，作者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在顾及历史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一些艺术想象与虚构。在这些剧作中，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大胆地进行新的评价，作出新的描绘和塑造。尤其是为曹 *** 翻案，完全改变了千百年来曹 *** 在舞台上的形象。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缺点是人物语言有时过于现代化，因而某些人物或情节给人以失真的感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但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诗多好的少”。这些诗多是配合政治运动、生产任务或外出游览访问即兴写下的，缺乏严密的构思和艺术的锤炼，有时不免流于概念化。不过有些诗篇仍保留着《女神》的气韵，显示了诗人的浪漫主义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骆驼》一诗，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倾注了诗人丰富的感情。诗人热情地赞颂了在沙漠中导引着旅行者从黑暗走向黎明的骆驼，字里行间氤氲着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强烈气氛。在《新华颂》等诗里，诗人讴歌新中国的成立，期望在中国能出现一个百花满地开放、百鸟弥天翱翔的新天地，期望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能够出现一个百花齐放、争妍斗丽的新景象。“雕刻刀从此会更加灵活地运用，指挥杖会洒出无比雄浑的乐音”。

郭沫若还写了许多旧体诗词。一些诗词，意味隽永，寓意深长，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写于1955年12月的《访日杂咏》(十首)，写于1960年的《重庆行》（十六首），以及《黄山即景》(1964)、〔水调歌头〕《题卧蕉图》(1966)等，诗人追忆往事，含有无限亲切的情味，描写眼前风光，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些旧诗，有的以婉约见长，有的以豪放著称，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有的侧重于表现人民的高昂情绪和雄伟气势。他的旧体诗词，在成规中敢于大胆创造，有守成也有突破，不过有些诗词，同样存在堆砌标语口号的毛病。

在文艺理论方面，郭沫若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1961)，除批评袁枚诗论所反映的封建意识外，对于文艺创作规律、文艺的特性以及文艺家审美意识等有许多精当的论述，它是郭沫若前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写于60年代末期的《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围绕李杜的评价，郭沫若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他的扬李抑杜，颇受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机械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价古人；当然扬李抑杜也反映了郭沫若早年就已形成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倾向，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在学术上值得重视的见解。

郭沫若是一个喜欢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因此同一作品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如诗集《女神》、《前茅》，文艺论著《文艺论集》，及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和《武则天》等等，后来再版的版本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改动。

自1957至1963年，郭沫若将自己的文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文集》17卷本。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于1982年开始出版《郭沫若全集》，分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38卷。各编卷序目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于38卷之后将陆续整理出版。

关于郭沫若及其文学创作的评论研究文字，自20年代初期即已出现。论文主要有:郑伯奇《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第4号）;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年第5号）;沈从文《论郭沫若》（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朱湘《郭君沫若的诗》（见《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周恩来《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冯乃超《发聩震聋的雷霆──纪念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创作生活》（《抗战文艺》1942年第7卷第6期）；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诗刊》1957年1月号）；陈瘦竹《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戏剧论丛》1958年第 2辑）；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等。

年谱和研究资料，主要有：《郭沫若学生时代年谱(1892～1923)》（李保均编），《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著译书目》(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稿》（〔日〕中岛碧编），《郭沫若著译系年》（苏川、倪波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郭沫若专集》、《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郭沫若评介目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已被翻译成日、俄、英、德、法等多种文字。位于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亚非图书馆，设有沫若文库，收藏了郭沫若1928至1937年流亡日本期间的书籍与资料。

参考书目

楼栖：《论郭沫若的诗》，文艺出版社，上海，1961。黄侯兴：《郭沫若的文学道路》（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3。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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