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是怎样写
文章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时报从1月31日开始推出了专栏《老一辈革命家怎样写文章》，将分别介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怎样写文章。该专栏已分别在1月31日、2月2日、2月4日刊发三篇文章。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决策杂志”（ID：juecezazhi），原文首发于2022年2月4日，标题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是怎样写文章的？》，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作为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泽东是怎样写文章的呢？
总体来看，毛泽东喜欢写生动活泼的文章，讨厌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种多样，写法也神采各异，不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仅就毛泽东如何写理论文章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文 | 杨明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因矛盾而思考，由问题而切入。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不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他认为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反复提醒人们，写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写出来”。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大家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赞赏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毛泽东多次强调，一篇文章必须讲出一定的道理、有鲜明的观点，反对材料或现象罗列。他指出，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写文章或发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对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或做演说，所阐述的问题，只要是反映科学的、真理的内容，就“决不怕人家驳”。他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共产党人坚持的是真理，所以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里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写文章的一贯风格。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写文章特别看重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浅”。毛泽东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d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毛泽东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周恩来一生心忧百姓、 *** 劳国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精力超人、才能出众的实干家、组织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其实，周恩来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写过大量的文章、文件、书信、电报，作过很多重要的报告、讲话，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周恩来的文章和讲话，要言不烦，观点鲜明、质朴有力，为我们学习“短、实、新”的优良文风树立了典范。文 | 毛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拖泥带水，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绕弯子。所以，他留下了许多简短、精炼的好文章。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这篇文章作为《周恩来选集》的开卷篇，全文只有2000多字，但深刻阐述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党决不能失掉自己独立性质的道理，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也抵制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仅用700多字，就清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如果革命力量继续动摇妥协，整个革命必然根本失败，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挽救革命。10年后的1937年11月13日，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又从山西临汾给中央发电报，同样是只用了700多字，分析了日寇侵占太原后，蒋介石国民党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必须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他在文中强调，当时的抗日战争必须着重于游击战，要扩大红军，争取和影响友军，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等。电报发出后，周恩来11月16日在临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进一步从战局、国际、军事、民众动员4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发生了“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特殊化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等危机，并深刻分析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提出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军队的改造”“开放政权”“开放民运”“肃清汉奸”。这篇3000多字的著名演讲，切中时弊、环环相扣，对动员华北人民坚持敌后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5年8月，在日本刚宣布投降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紧密联系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局势，提出了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避免内战、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这些内容体现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对号召和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起到很大的作用。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从来不是为讲而讲、为写而写，所以他的长篇文章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空话套话。
比如，周恩来长期从事和领导统战工作，对党的统战工作有过很多论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从五个阶段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敌人、队伍、司令官3个方面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篇发言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回答了人们关切的问题，有针对性和可 *** 作性，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亦是如此。他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联系的各方面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 又比如，周恩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写于1928年11月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深刻论述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同志应坚决地起来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写于1943年4月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强调正确的领导必须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使当时当地的特点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以确定一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规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并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是否正确；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领导才是正确的。写于1963年5月的《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并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强调“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着眼于实践，不仅有利于防止理论脱离实际，不讲不着边际的话，也有利于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讲出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周恩来的很多讲话、文章，都在解决新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张。
人们经常提到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3篇讲话，就是因为讲了新话、有所创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重要文献。一是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以及在学习和实践中分清敌我友，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做到为人民服务，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二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针对1957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左”的倾向，对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强调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要给以信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知识分子积极发挥才能。 同知识分子政策一样，周恩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12月，他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创造性地分析了新中国几种主要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观点。这篇讲话是周恩来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进行全盘性思考的理论总结，对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几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论述，贯穿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54年9月，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1964年12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个宏伟目标，报告中的这段话就是《周恩来选集》的终卷篇《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可以告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今天，这些著述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宣传阐释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仍具有示范作用。
文 | 刘荣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刘少奇一生，撰写了大量文章，如《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论党》《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与问题》《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 这些文章，多与刘少奇的经历和实践相联系，包括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白区工作和群众斗争、敌后工作、抗日战争策略、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各项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原则和方法。这些文章，有刘少奇自己撰写、以笔名或化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或演讲、经整理修改后形成的文章，有在各种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等。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章，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文稿或专题文集中。刘少奇关于怎样撰写文章的专门论述并不多，但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刘少奇是怎样撰写文章的。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多是根据时代和形势需要，带有时代的痕迹和实践的特点。后来，他对自己早期文章作过评价。1961年，刘少奇审看《刘少奇选集》初选目录时，认为一些文章如不作较大修改难以出版，提出不希望编辑自己的选集。这体现了刘少奇的自谦，也反映了他的文章特点。刘少奇一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1964年，他在同有关同志交谈时说，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这是刘少奇超乎常人的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的写照，也是他的文章具有坚持真理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特点的原因所在。
刘少奇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知道，很多党员都有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提出要加强党内的理论学习。他认为，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理论素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他主张，学习理论最为关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撰写的文章，特别重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问题，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 1956年，刘少奇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根据党的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特意加了一段文字：“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可见他对实践经验的重视程度。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观点来自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比如，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针对当时党风方面存在的不良风气，讲了“吃亏、占便宜”的问题。他说：“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这个问题，他多次讲、反复讲，既是个人实践的总结，也是一生实践的体现。刘少奇一生，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注重深入调查研究。1961年，他在湖南调研时同中央工作组同志谈话说，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同年，他在同《人民日报》有关同志谈话时说，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是调查研究的产物，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上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后，刘少奇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兴趣，并用来指导实践。1957年，他利用两个月时间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调研。他经过调研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的矛盾上，处理好这种矛盾关键在领导方面。他在上海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是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要贡献。1961年，面对国民经济困难，刘少奇到湖南农村开展了为期44天的调查。为了使大家说真话，他在会议开始时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群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鲜明提出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这些讲话，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中，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经过反复修改，体现了他思维缜密、精益求精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窥见一斑。
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单行本后一版再版，历时几十年经久不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每次再版，刘少奇都要认真校阅、修改。1962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少奇又做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党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等。 刘少奇修改党的七大党章时，对“任何”两字的取舍，也反映着他对撰写文章的态度。1945年七大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条内容，刘少奇反复思考，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他当时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认为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的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刘少奇撰写文章的态度，也体现在他修改别人的文章上。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刘少奇对这篇文章作过两次集中修改，修改了480多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入其中一部分内容。刘少奇补充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提出中国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增加了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的情况。他特别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完善了一些史实，如关于遵义会议，修改后的表述是：“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他同志”“和拥护”等字，是刘少奇加写的，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对撰写文章的要求跃然纸上。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