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如果就是石家庄本地区的人，不要走高速，走国道没人检查。
如果外市的人，不知道石家庄与其他市接壤地区是否还有关卡，应该是没有撤。如果熟悉小路的也可以来，只要进入石家庄地区就好了。
具备7天核酸证明，通行证，目的地接收证明，低风险区绿码的外地人，可以离开石家庄，但是需要自己想办法离开。目前车站机场还未解封，外地人大多没有好的途径离开石家庄。所以，大部分人仍然只能滞留，等待车站机场解封。其实石家庄内部已经放开，除了隔离区有一例病例，其他区域都没什么风险。急等车站开放好回家过年。
出去还是需要很多东西的。
第一，是核酸检测报告。
第二，滞留石家庄的证明，从石家庄市政府网站下载。
第三，到租住地或者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办理出市证明。
第四，接受地街道办的接收证明。
2月3日起，取消石家庄市域范围内（环藁城、新乐检疫检查站点除外）所有低风险区在县（市、区）边界自行设置的检疫检查站点，也无需再开具离石返乡证明。高速离石还需开具离石返乡证明和纸质核酸检测报告。
我是石家庄的，昨天刚到家，昨天回来我们还需要当地开接受证明，跟当地联系一下，石家庄政策这样安排，看看你们当地接收不接收。
据河北省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介绍，目前，石家庄市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全市所有车辆及人员均不得出市。高风险地区藁城区人员均不离开本区域，中风险地区人员严格管理，同时减少管控范围内的人员流动。
截至1月7日12时，石家庄市累计采样6109685人，新增阳性11例。目前藁城区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增村镇全部完成了二次核酸检测，7日已启动第三次核酸检测。
该区发育多种构造体系，经研究发育了5 类大型的构造体系，即：纬向构造体系，华夏构造体系，新华夏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及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图2-1。在盆地中部发育两组棋盘格式构造，属中小型构造，但具有重要的控油作用。此外，还有小型旋扭构造及弧形断裂存在。
211 纬向构造体系
该体系主要发育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中部和南部，北部为阴山纬向构造体系，中部为区域东西构造带，南部为秦岭纬向构造体系。
2111 阴山纬向构造体系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及北缘地区，发育天山-阴山纬向构造体系的阴山段南部构造成分，构造发展史复杂，历经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期、燕山期及喜马拉雅期多次构造活动，构造活动控制着广大地带的岩浆活动、动力变质带、沉积相带的展布及其构造演化。盆地内其主体分布于伊盟隆起及隆起南邻地带，黄河断裂带是该盆地与阴山带的分界。该体系总体特点如下：
（1）基底断裂带
基底断裂带自北而南见图2-2。
1）五原北-呼和浩特断裂带：该断裂带是核桃地区与天山-阴山造山带的接触带，形成于元古宙，古生代活动明显，中新生代活动强烈，断裂倾向N，倾角30°～80°，是阴山带南缘一条深大断裂带。
2）临河-托克托断裂带：该断裂带是鄂尔多斯盆地北缘一带状断裂带，在重力和航磁异常图上均有明显反映，是异常区的分界带。
3）杭锦旗南-东胜南断裂：该断裂西起磴口西南，向东经杭锦旗南、东胜南，至大同西南，为一近EW向略向南凸弧形断裂，总体上近EW向展布。该断裂是位于伊盟隆起内部的一条断裂，是控制岩性的断裂之一，断裂以北为中下太古界集宁群，以南为上太古界乌拉山群（汤锡，1993）。
4）正谊关-偏关断裂：该断裂西起内蒙古宗别立，向东经正谊关、鄂托克旗、伊金霍洛旗南，再向NEE向延伸到偏关，总体上近EW向展布，在盆地内呈向南凸出的弧形，在西端（桌子山以西）出露地表，称之正谊关断裂，为断面北倾的压扭性断裂，个别地段表现为右行平移断裂。
（2）基底航磁异常
基底航磁表现为3个EW向正异常带和两个负异常带（图2-3），即：3个正异常带有：呼和浩特、托克托、那托克西-偏关；两个负异常带有：包头和东胜。
（3）基底重力异常
基底重力异常图（图2-4）：正异常带有：呼和浩特及托克托；负异常带有包头和杭锦旗。
图2-1 鄂尔多斯盆地及周缘构造体系特征图
图2-2 鄂尔多斯盆地及周缘基底断裂分布特征
（4）古生代纬向系
古生代纬向系表现为：阴山古陆、杭锦旗隆起及呼和浩特坳陷。纬向系控制寒武-奥陶纪的沉积，使其表现为EW向展布（图2-5）。
（5）晚古生代纬向系
晚古生代纬向系一直对石炭-二叠系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6）中新生代活动
中新生代活动较微弱，但新生代由于阴山造山带快速抬升迫使河套下沉，形成断陷控制作用十分明显，发育较厚的新生界地层。
2112 区域EW 向构造带
中宁-离石断裂带：
该断裂带沿北纬38°线EW向展布，张福礼等（1994）称其为定边-吴堡EW向构造带，王双明等（1996）称其为北纬38°EW向构造带，实际上该断裂反映的是一个隐伏的基底断裂带。该断裂带集中展布于北纬37°～38°20′之间，呈EW向延伸，西起中卫以西，经中宁、靖边、绥德，到离石并仍向东延伸，南北宽约100km，在盆内长约300km。
在区域磁场中，沿断裂带表现为EW向展布的磁异常带。根据磁异常特征及引起磁异常的主要因素——基底岩性分析，该构造带由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基底断裂引起，可能形成于太古宙（王双明等，1996）。但在盆地内部的地震剖面中，并无明显的断裂显示，表明其后期没有强烈的活动。根据其对南北两侧沉积盖层的明显控制作用，推测其形成时代可追溯到古生代，并反映了古生代以来有特定方式的活动性。
图2-3 鄂尔多斯盆地航磁异常图
（据长庆油田，1983）
2113 秦岭纬向构造体系
正如李四光教授指出的，秦岭纬向构造体系是一个经历长期反复多次构造运动形成的极其强烈复杂的挤压性构造带。无论地层走向、变质带、岩浆岩体的展布，还是断裂带、挤压带和山间小盆地等的走向，都异常明显地表现为EW向。
秦岭纬向构造带的范围在秦岭地区，一般记述的北界止于34°30′N左右，即华山山前一线。但笔者发现在这一线以北的一些构造形迹应与纬向构造体系有关。在渭北嵯峨山、老龙山、崛山一带，发育一些EW向的逆冲断层，形成于晚古生代以前，也就是在祁吕弧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长武地区附近，大体已进入“山”字型构造的盾地范围，亦有一些EW向的褶皱和断裂散漫分布。据邻省资料，三门峡附近发育一些近EW向的压性断裂。在山西晋城和阳城以南（北纬35°35′以南）地区，存在一系列EW向的冲断层，局部还见有与之平行的褶皱，认为属于秦岭纬向构造带的北支。往东进入河南境内仍可见其踪迹，往西被新华夏系和祁吕“山”字型所截，只在局部地区，如垣曲、平陆和中条山区内有零星出现。同时，侯马、河津一带的磁场强度平面剖面图显示有EW向的异常带。吕梁山南段太古界内，发育有EW向的挤压带。韩城西部也有EW向的构造形迹存在，和西部嵯峨山、长武一带EW向构造遥相呼应，在同一纬度区内成带出现，说明了之间的必然联系。只是纬向构造带越往北变得越微弱，并被后期形成的构造体系所掩盖、干扰和改造，使之不甚清晰。但这些构造形迹作为秦岭纬向构造带的成分存在是确实无疑的，且贯穿汾渭盆地，成为控制盆地的基础构造体系。在盆地南部，早古生代为EW向展布。
图2-4 鄂尔多斯盆地布格重力异常图
（据长庆油田，1983）
秦岭纬向构造体系在基底断裂、航磁、重力异常方面和沉积特征上都有清楚显现。
（1）基底断裂带
基底断裂带自北而南为：庆阳-富县断裂、陇县-潼关断裂和宝鸡-洛南断裂，这些断裂在重磁图上均有反映，断裂形成于古生代，中生代活动强烈，为南倾的逆断裂，新生代反转为正断层。
宝鸡-潼关断裂沿渭河地堑北缘展布，地表多次出露，倾向ES，沿断裂具明显的重力线密集带（图2-4），但上延30 km后消失。地貌、卫星照片及磁力等也都有显示，沿断裂有温泉分布。该断裂可能形成于古生代，对其北侧的古生代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中生代时活动强烈，形成了向ES倾的逆断层，到新生代才反转为东北部兼右旋、西南部兼左旋的正断层。另外，还有宝鸡北-潼关断裂和宝鸡-洛南等断裂。
图2-5 鄂尔多斯盆地地区及早古生代构造略图
（据郭忠铭等，1994修改）
（2）基底航磁异常
基底航磁异常带有西南-潼关正异常带。
（3）重力异常
重力异常带有潼关正异常带和彬县负异常带。
（4）早古生代
早古生代的寒武-奥陶系为EW向的沉降带充填了较厚的沉积。
（5）晚古生代
晚古生代由于纬向构造体系的控制，显示为EW向沉降区，发育较厚的石炭-二叠系沉积。
（6）新生代
新生代由于秦岭造山带快速隆升，造就了山前断陷形成（渭河断陷），沉积了较厚的新生代地层。
212 华夏构造体系
华夏构造体系为中国东部“多”字型构造体系，主要成生发展于古生代至三叠纪中期。对古生代（特别是晚古生代）沉积建造和岩相带分布有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华夏构造体系在该区的基底太古界内表现明显，为一套NE向展布的断裂和隆起与坳陷，该坳陷一直发育到二叠纪。
2121 基底断裂带
基底断裂带自北而南见图2-2。
1）定边-榆林断裂和吴旗-大同断裂带。
2）庆阳-朔县断裂带：该断裂带呈NE向延伸，与富县-离石断裂平行，分别是古元古界和新太古界内部的断裂。反射地震资料在沉积盖层中未发现有断裂存在，从而推断该断裂带可能主要活动于新太古代—古元古代。
3）富县-离石断裂：该断裂亦呈NE向延伸，北起山西祁县，向南经离石、富县到永寿。该断裂在航磁图上反映明显，是正负磁场分界线，重力异常图上也有反映（图2-3，图2-4）。
据推断该断裂南北两侧的基底分别为新太古界和古元古界，因而也是控制基底岩性的断裂之一，属超壳断裂。断裂形成于古元古代，元古宙后活动微弱。可能是元古宙晋陕坳拉槽的南部边界。
2122 基底航磁异常
基底航磁异常带为两个正异常带：陇县-延安和韩城，两个负异常带：吴旗-榆林和黄陵-离石（图2-3）。
2123 基底重力异常
基底重力异常带为华池-兴县、黄陵-离石和韩城-临汾，两个正异常带夹一个负异常带（图2-4）。
2124 中新元古代
中新元古代构造图显示NE向隆坳特点，预示了古NE向构造萌生。
2125 早古生代
早古生代显示华夏构造体系有吕梁隆起和延安坳陷、庆阳隆起，另外，在寒武纪，出现NE向绥德-宜川坳陷带、乌审旗-华池断隆带。这一体系在晚古生代仍有活动，对沉积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图2-5，图2-6）。
2126 晚古生代
晚古生代沉积相也呈现NE向隆坳分布特点。
213 新华夏构造体系
新华夏构造体系北起狼山以北，南经天水、岷山，切过龙门山西段，经雾中山，斜贯川滇经向构造带，达冕宁西侧锦屏山一带，呈NNE向地貌、卫星照片影像及构造形迹都比较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构造带的存在。该构造带以断裂为主，褶皱为次，伴有一些小型断陷盆地和构造动力变质带。从区域资料上看，该构造带北起俄罗斯奥列尼克隆起带，经外贝加尔褶皱带和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延入我国与贺兰山隆起相循，向南经过锦屏山后，可能断续延至盐源—丽江一带，被青藏反“S”形构造所阻截，形迹不显。尽管现有资料显示其规模较小、延续性差，但确是新华夏系西部最重要的边界，也是中国东、西部构造形变分析的重要界线，深部表现为一个地壳厚度突变带。
根据地质矿产部物探研究所1979年编制的全国布格重力异常图，我国以内蒙古磴口—贺兰山—六盘山—龙门山—锦屏山—玉龙雪山一带为界，可划分为两个特征明显不同的重力场（区）。这个重力梯度带总体呈NNE向，宽约50～100 km。这个巨大的重力梯度带与贺兰山-雾中山-锦屏山构造基本吻合，它既是分隔中国东、西两个重力场区的分界带，又是中国陆壳晚古生代以来东、西两侧构造域的分界带，地貌、地质和物探异常基本一致，但地表构造则反映出不同区域内早期构造形迹、形体对这一构造带的干扰和影响。该构造带在中国境内自北而南可分为贺兰山-武都断隆带和雾中山-锦屏山断隆带。
图2-6 鄂尔多斯盆地寒武纪古构造图
（据赵重远，1996修改）
1）贺兰山-武都断隆带：该断裂带北起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中蒙边境，过吉兰泰、贺兰山，经会宁、武山、天水、礼县而达舟曲、武都一带，北与温都尔汗带相循，南与雾中山段相应，总体为NE25°左右，由一些次级隆起、断陷组成“多”字型斜列带，伴有规模不等的NNE向和NE向压扭性断裂和小褶皱。乌拉特后旗-狼山断隆带发育于阴山纬向带中，由燕山晚期花岗岩体及其中的两条NNE向压扭性断裂带组成，该断裂带切过纬向带和阿拉善弧形东翼构造带。向南为NE30°的贺兰山断隆带，贺兰山东、西两侧为山前隐伏断裂，斜接复合于贺兰山经向构造带上。物探资料反映两侧隐伏断裂为电性标志层的急倾斜面或重力密度梯度带，断距500～3000m，断面陡，使贺兰山成为NE向地垒似隆起，由古生界和中生界组成NE20°～30°次级褶皱并有小冲断层群，且具逆向扭动。贺兰山两侧分别为吉兰泰断陷盆地和银川断陷盆地，盆地缺失中生代沉积，而新生代沉积达3000 m左右，断陷盆地属前古近纪产物，现今仍具有强烈活动性。沿该带地震活动强烈，称银川-吴忠地震活动带。狼山断裂带形成于早白垩世—古近纪，切割燕山晚期岩体。断裂带东侧巴音杭盖戈壁到海流图一带出露有NNE向古近纪玄武岩及NNE向排列的火山口等，应是该构造带定型时期活动的表现。
贺兰山-武都断隆带向南延入甘肃天水、武都地区，形成一组NE20°～25°的断隆、断陷带，自西向东为通渭-舟曲断隆带、隆德-天水-礼县断陷带、清水-成县隆起带。这些隆坳带间均有NNE向断裂带相分隔，其内低级序NE向和NNE向断裂发育，表明其为压扭性逆时针扭动（图2-7）。
图2-7 甘肃东部新华夏系断裂带分布图
（据甘肃省地质矿产局，1989）
1—断裂；2—隐伏断裂；3—褶皱
2）鄂尔多斯盆地内新华夏构造体系十分明显，自晚三叠世开始该区受控于新华夏构造体系控制，延长组沉积体为NNE向，地层缺失线亦为NNE向展布。
侏罗纪地层展布仍为NNE向，充分表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控制作用。如中侏罗统直罗组和安定组残留厚度分布方向均为NNE向，两个组的缺失线亦为NNE向展布（图2-8，图2-9）。
白垩纪新华夏构造体系仍然控制其沉积。早白垩世由于吕梁造山带的抬升和贺兰山造山带的前缘沉降，造就了下白垩统东薄西厚的不对称格局，但展布方向仍为NNE向。从晚白垩世的剥蚀厚度进一步说明盆地东部抬升强烈，西部抬升远不如东部。东部最大剥蚀厚度为1600m，至盆地中部变为1000m，到西部地区剥蚀厚度为200～300m，而且，剥蚀厚度走向均为NNE向展布（图2-10，图2-11）。
图2-8 鄂尔多斯盆地中生代各期沉积等厚图（单位：m）
（据谭忠富，1989）
图2-9 鄂尔多斯盆地中侏罗统安定组残留厚度等值线图
图2-10 鄂尔多斯盆地下白垩统残留地层等厚图（单位：m）
（据谭忠富，1989）
214 经向构造体系
2141 盆地西缘经向断裂
盆地西缘经向断裂分为南、中、北3段（图2-2）。
1）南段：青铜峡-固原断裂：该断裂呈反“S”形展布于盆地西南缘，自青铜峡向南经罗山东路、炭山、固原、华亭马峡口、陇县固关到宝鸡，总体呈NNW向延伸，长约480 km。此断裂自青铜峡向北西方向延伸至盆地外围。在重力异常图上沿断裂呈现高重力梯度带（图2-4），在磁异常图上亦有清晰的显示（图2-3），少数穿过该断裂的地震沿线也证实其存在。断裂所在位置也是中国地壳厚度陡变带，其东侧属中国中部大陆壳的中等厚壳区，西侧属中国西部厚壳区，且这一断裂于新生代作为中国东部区域拉张应力场与中国西部挤压应力场的分界线（孙国凡等，1983）。属岩石圈断裂或基底深断裂，是华北克拉通与秦祁褶皱带的分界断裂。开始发育于古元古代，在中元古代—早古生代活动强烈，直到中新生代仍在活动（汤锡元等，1993）。晚古生代中期（晚石炭世）以前是华北地台与秦岭海槽的分界，断裂两侧地层发育状况及各时代地层的岩性、厚度、分布、名称及其接触关系等都有较大差异。晚石炭世及之后，断裂活动趋于平静，差异已不明显。
图2-11 鄂尔多斯盆地前晚白垩世以来地层总剥蚀厚度等值线图
2）中段：银川地堑东界断裂，基底断裂。北起石嘴山，南至青铜峡东南，为断面西倾的正断层，断距南大北小，南部断距为670～2000m，北部断距为300～800m。
3）北段：磴口-石嘴山断裂，基底断裂，北起磴口南，向南经千里山及桌子山东麓至铁克苏庙地区，被千里山断裂和正谊关断裂右行错成3段。
2142 盆地东缘断裂
离石断裂属地壳断裂，北起托克托东，经偏关、离石，向南延伸交于汾渭地堑北界断裂，长约500 km。该断裂带在偏关以南磁异常特征可辨，表现最清楚的是兴宁—临县以南地段。该断裂在兴县以南断续出露，在离石以北表现为一系列雁行排列的逆冲断层，断面西倾（山西省地质矿产局，1989）。该断裂是鄂尔多斯盆地与山西地块的分界线。不仅规模大，而且活动时间长，最晚至滹沱纪（吕梁期）以来一直都在活动，断裂两侧有超基性—碱性的多期岩浆岩侵入。
215 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
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位于我国中北部，跨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及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夹持于天山-阴山纬向构造体系和昆仑-秦岭纬向构造体系之间。其地理位置在东经92°00′～120°00′，北纬34°00′～41°00′之间，东西长达2000km，南北宽达900km，属巨型“山”字型构造体系（图2-12a、b）。其弧顶在天水—宝鸡一带与秦岭构造带重接复合，前弧西翼主体展布于祁连山，前弧东翼穿越山西隆褶带，与NE向和NNE向构造交接复合，脊柱与经向构造体系贺兰山南北带重接复合，东西两侧为伊陕盾地和阿宁盾地。
图2-12 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带及关系图
（据周济元，1989修改）
a—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与地震震中分布关系图；
b—几次八级以上大地震等烈度线与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带关系图
2151 展布范围和组成成分
该“山”字型前弧展布于祁连山、龙首山、疏勒南山、拉脊山、吕梁山、五台山及恒山等地，为一横亘东西，向南凸出的弧形构造带，简称祁吕弧。前弧弧顶位于宝鸡附近。宝鸡以西，构造线由EW向逐渐转变为NW向，最显著的构造形迹有华家岭-宝鸡大背斜，天水-武山断裂带及礼县-同仁断裂带。宝鸡以东，构造线由EW向逐渐转变为NE向，最瞩目的构造是汾渭地堑，其次是铜川复背斜和中条山复背斜。弧顶与昆仑-秦岭纬向构造体系重接。
前弧西翼伸展于酒泉、民乐、兰州至定西一带，大致相当于合离山、龙首山、玛雅雪山、哈拉古山、拉脊山及祁连山的范围。由NW向的褶皱带、断裂带和夹于其中的槽地呈反“多”字型排列的型式显现出来。兰州以东，主要由前弧弧顶延入的华家岭-宝鸡大背斜、天水-武山断裂带和礼县-同仁断裂带的西段构成。兰州—临泽之间，以背斜和槽地平行相间排列为特征，并有同向冲断层伴生，自北而南依次为合黎山-龙首山褶皱带、张掖-民乐槽地、玛雅雪山大背斜、门源槽地、大通山-青石岭大背斜、西宁-民和槽地、日月山-拉脊山大背斜及循化槽地。临泽—酒泉之间，主要由重接在较老的西域系的构造带之上的大背斜和断裂带构成，自北而南依次有：祁连山主峰-走廊南山复背斜、黑河上游槽地、托来牧场槽地、托来山复背斜、大通河上游槽地、疏勒河上游槽地和疏勒南山复背斜。
前弧东翼伸展于韩城、离石、宁武至大同一带，大致相当于吕梁山、五台山及恒山的范围。由NE向的呈“多”字型排列的大背斜（或陆梁）和大向斜（或槽地）显现出来，并有同向冲断层伴生。自北向南依次为：阳原背斜、阳原南山断层、桑干河槽地、桑干河南-南口大背斜、浑源槽地、广灵-蔚县断层、恒山大背斜、百花山向斜、繁峙槽地、五台山-吕梁山大背斜及太原槽地。
祁吕贺兰“山”字型的脊柱展布于前弧北侧的磴口、银川、中宁至平凉一带，为一SN向的中部略向西凸出的狭长构造带，统称贺兰山褶皱带，重接于贺兰山经向构造体系之上，向北可能伸至天山-阴山纬向构造体系的南侧。该脊柱由SN向的褶皱和冲断层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得来记-青龙山-平凉大背斜及其东侧大断裂和盐池-环县大向斜。
其盾地分隔于脊柱的东西两侧。西侧为阿宁（阿拉善—会宁）盾地，中生代为一个少许抬升的盾地，仅局部地区沉积了中生界，直至新生代才是一个具有较大幅度的相对下降区；东侧为著名的伊陕盾地，是一个自三叠纪或侏罗纪开始直到古近纪—新近纪长期相对下降的盆地。其内岩层产状平缓，仅于边缘带出现宽缓的褶皱或穹窿。
祁吕贺兰“山”字型的反射弧，其西翼反射弧展布于酒泉、玉门、肃北至安南坝等地，为一向北凸出的弧形构造带，弧顶在桥湾之北，系由NEE—NWW向成弧形延伸的褶皱和冲断层构成。自北而南依次为：柳园断裂带及玉峰山-柳园-后红泉大向斜、桥湾-敦煌断裂带及安西-敦煌隆起带、玉门镇-嘉峪关北槽地、肃北-嘉峪关断裂带、昌马-玉门槽地。该反射弧北部伸入天山-阴山纬向构造带，向南其东、西两翼与该纬向构造体系斜接，中部与天山-阴山纬向构造体系重接。西翼反射弧脊柱展布于盐池湾、月牙湖及其以南的部分地区，主要由近SN向的冲断层和褶皱构成，向北在疏勒南山断裂带以南消失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可能于乌兰达坂山以北还有其踪迹。
东翼反射弧展布于大同、宣化、承德至秦皇岛等地，为一向北凸出的弧形构造带，弧顶在承德附近，系由NEE向—NWW向弧形延伸的褶皱、槽地和冲断层构成。外弧有涿鹿-怀来槽地、狼山-旧县断裂与大古城-永宁断裂、延庆槽地、滦平背斜与雾迷山断裂带、隆化背斜和承德向斜、青龙-秦皇岛背斜、迁安-昌黎背斜。内弧有滦县褶皱带、小汤山-下苍山褶皱带、北京西山褶皱带。该反射弧北部伸入天山-阴山纬向构造体系的南侧，其东、西两翼与该纬向构造体系斜接，中部与该纬向构造体系重接，另据物探资料揭示，该反射弧的成分在渤海、旅（顺）大（连）仍有踪迹可寻。
2152 成生时代
现有资料表明，祁吕贺兰“山”字型弧形构造带在石炭纪开始萌生，晚三叠世时，脊柱开始显示。晚三叠世末的印支运动，该“山”字型的基本轮廓大体形成，前弧和脊柱继续隆起，伊陕盾地继续沉降，阿宁盾地少许抬升，前弧西翼出现了一系列反“多”字型槽地，为侏罗纪沉积提供了场所。晚侏罗世末至早白垩世末的早中期燕山运动，弧形构造带与脊柱先后成熟，整个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最后定型。晚白垩世时，该“山”字形构造体系整体隆起。古近纪—新近纪时，前弧西翼诸槽地和阿宁盾地、伊陕盾地又接受沉积。 近期，该“山”字型构造体系仍有强烈活动，为我国中北部最主要的活动性构造体系之一。
祁吕贺兰“山”字型与其他构造体系的复合部位往往是沉积矿产和内生金属矿产的富集地带。贺兰脊柱前身为古生代沉降区，利于生油，后期为挤压褶皱带利于聚油。东侧盾地——鄂尔多斯盆地中、南部构造环境稳定，即利于生油气，地层平缓，两组扭裂隙发育，也利于油气运聚，更利于油气保存。祁吕贺兰“山”字型还是我国中北部重要的发震构造之一，天然地震相当频繁而强烈，7～8级地震沿前弧和反射弧成带分布，是一个强震活动带（图2-12a，b）。
除上述五大类构造体系外，在盆地中部（相当北纬38°带）广泛发育两组棋盘格式断裂：一组由EW向与SN向断裂近直交构成，另一组为NW向与NE向断裂组成网格，其性质从断裂笔直分析，似为扭性，其控油气作用令人关注。此外，前弧与盾地之间的盆地西南部可能有旋扭构造存在。
如果您需要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寄送或领取快递，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办理：1 快递公司自提点：您可以到快递公司在当地的自提点进行办理。在您下单时可以选择自提点并预约取件时间，到自提点出示相关信息和身份z件即可领取快递。
2 上门取件和送件：有些快递公司提供上门取件和送件的服务，您可以在网上或电话上与快递公司联系，预约取件时间和地点，工作人员会上门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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