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新变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发展格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重新定义国际分工和产业生态，并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响城市网络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了30多年扩张后转向收缩。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主要经济体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向，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循环强化。在东亚地区，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世界城市体系孕育重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大调整。纽约、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仍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全球顶级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学术机构、行业组织和智库等全球性机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形势
城镇化增速将趋于放缓。我国城镇化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增速已趋于放缓。这与经济增速放缓是分不开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至2019年经济年均增长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口、城镇人口增长也在放缓，带来城镇化速度放缓。“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加之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数量下降，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也会呈现放缓趋势。
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人口流动的大数据观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处在第一序列，内陆地区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说明内陆地区的大都市圈发展也明显加快。“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并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上升。现在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以上，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更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快速提升。大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广州和佛山加快推进广佛一体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为优质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十四五”时期，这个发展态势还会深化，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扩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提升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由于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并吸引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创新生态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创新型经济加快发展。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数字化进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数字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推进“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效率，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确保国内消费持续扩大和升级。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我国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比如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金融资源从农村单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又面临各种限制。这就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逐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第二，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双循环”的枢纽功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尤为重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立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提高空间配置效率，将成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势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三，增强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时期，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科技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强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布局建设基础研究、前沿创新和生产制造相结合技术集群，构建安全的技术供给体系。
第四，在内陆地区培育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建设内陆地区城市群，释放内陆地区发展潜力。要培育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一批重要城市群，拓展内陆地区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集中度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迅速增长。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其覆盖面，并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一体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等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智慧城市包括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应用、智慧服务、智慧治理、智慧人文、智慧生活等内容。其中与百姓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智慧应用主要体现在交通、电网、物流、医疗、食品系统、药品系统、环保、水资源管理、气象、企业、银行、政府、家庭、社区、学校、建筑、楼宇、油田、农业等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变可以想见。
智慧城市起源于传媒领域，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2015-04-23 国农互联
各国农业物联网发展概况
美国
推进农业数据标准化。从长期来看，农业物联网需要的是可以相互识别的可 *** 作标准，这样不同设备才能在一起工作，否则不同设备传回的信息格式不能兼容。目前AgGateway和OADA正在研究农业数据标准化的问题。AgGateway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商业联合组织，致力于推进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和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在农业的使用。OADA是一个帮助农民全面、安全获取数据的开放式项目。美国农业与生化工程师协会(ASABE)也在支持建立农业数据标准的工作。
大农场引领农业物联网应用。就农业物联网技术覆盖主体而言，大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引领者，在农业物联网技术推广中起着示范作用。美国大农场采用物联网设备的数量相对更多，研究显示，美国大农场对技术的采用率高达80%。而对于小农场而言，由于设备的安装和维护成本高，它们使用物联网设备的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在大农场的示范作用带动下，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农场采用物联网技术。
信息化基础设施奠定农业物联网发展基础。从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为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方面的投资约为15亿美元，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农业计算机网络系统AGNET，可以为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同时，美国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数据库，如BISIS(生物科学情报社)、CAB(英联邦农业局)、AGRICOLA(美国国家农业数据库)和AGRIS(FAO农业情报体系)等。
日本
政府大力推动农业物联网发展。农业物联网在2004年被列入日本政府计划。当时日本总务省提出U-Japan计划，其核心是力求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相连，在未来形成一个人或物均可互联、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其中就包括农业物联网技术。目前，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对智慧农业的扶持补助，通过一系列补助措施，到2020年日本农业信息技术化规模将达到580亿至600亿日元，计划在十年内以农业物联网为信息主体源普及农用机器人，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50亿日元。
制造商推广农业物联网技术知识。日本农户在最初引进农业物联网时，由于成本过高、技术较难掌控等原因，物联网设备长时间处于停用状态。后来在制造商与当地农协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逐渐接受并理解了物联网技术，比如在家里看看农作物的照片，并对比一下各类数据便可管理偌大的土地，并可较以前减少一半的工作量。
产、官、学协同研发农业物联网技术。近年来，日本农业物联网技术主要由NEC、富士通、日立等大型公司的IT部门牵头研发，并与三井物产等农用品开发商合作。日本非常注重引进和发展符合日本国情的精确农业。目前，日本产、官、学合作进行的农业物联网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确农业的基础研究，提供农业生产应用的作物生长模型数据库，可用于农业物联网的农业生产指导信息平台。二是精确农业机械的研究，提供农业物联网的智能化 *** 作终端。
英国
政府考核基于物联网的农业信息化。英国政府通过执行欧盟的单一补贴政策，把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产出与效益等很好地纳入补贴政策的考核指标，把农业机械的信息化程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予以支持，督促农业生产者广泛利用农业物联网，促进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等新技术融合，推动开展农业生产，从而推动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确化、高效化和自动化水平，实现环境保护、生产发展、效益提高、收入增加、资源节约等多重目标的均衡发展。
政府引导、多元市场主体拉动农业物联网建设。英国发展农业物联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推动，政府主要是制定引导政策，采取扶持措施引导农业生产者，电信运营商、IT公司等农业物联网的主要建设者参与农业物联网建设。以政策为指引，以需求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偿、自愿、效益的原则，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开展信息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实用性、针对性、可持续性，能够较好地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注重涉农人员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英国政府十分重视涉农人员的信息化技能和知识的培训与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农村教育信息化计划。政府制定政策，把信息技术课列为全国中小学必修课程，并拟定了具体考核标准，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农村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了各种网络学校和培训中心，开展了适宜于农村地区的各种网络或者视频远程教育，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中要求不低于6%用作计算机和网络费用，一些农村制定了学生和计算机、图书馆的具体比例等，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信息化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普及，涉农人员的知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对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以色列
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农业物联网发展。农用土地有效集中和生产经营组织化是以色列农业物联网发展的基础。以色列945%的土地为国家所有，私人土地仅占55%。农业生产经营主要采取较为独特的集体农场(基布兹)和农业合作社(莫沙夫)两种形式。应运而生的是由多家集体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联合组建的区域合作组织，它使整个农业生产经营有了较高的组织化程度，这些农业经营主体更加关心并追求农业生产经营的质量和效益，对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愿望更加强烈，并且可以为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支撑农业物联网发展。高度发达的农业科技和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是以色列农业物联网发展不可比拟的优势。以色列农业增产的96%靠科技，其高度发达和集约化的农业是以强大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柱的。政府每年用于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方面的经费高达数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以色列已建立一整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业合作组织紧密配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以色列鼓励科研人员和推广人员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开办或联办私人示范农场、科技型开发企业、推广型的培训示范基地等。
滴灌推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滴灌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是布设大量打上微小孔洞管线的一种节水浇灌方式，但以色列人运用物联网技术把它做到了极致。以一个深埋地下的简单喷嘴为例，它凝聚了大量的高科技，它由电脑控制，依据传感器传回的土壤数据，决定何时浇水、浇多还是浇少，通过物联网技术，不仅节约了宝贵的水资源，而且节约了人力成本。铺完管线以后，未来大量农田的灌溉将由少数几个农民通过智能设备来控制。
国外农业物联网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力推农业物联网建设
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农业强国，还是以色列这样的农业资源匮乏的国家，在他们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物联网发展的战略规划、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农业技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并以此加快农业物联网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强化农业物联网发展的顶层设计，促进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究开发。此外，政府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大力引导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也是农业物联网推广应用的重要动力。
以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指农业信息的收集、传输、反馈、检测、控制、存储的载体、执行机构、数据库和管理软件等。例如，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备为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因此，大力促进农村宽带网络建设，建设和完善农业信息化专家系统和管理软件，配置性能完善的控制系统、通信传输、电力供给等信息化元器件，这一系列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我国发展农业物联网的重要基础。
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为动力
从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农业物联网发展状况来看，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为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农业产业化将变革农业组织管理结构，实现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经济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组织会涌现出来，相比传统分散经营的农户而言，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加关心并追求农业生产经营的质量和效益，对应用信息技术的愿望更加强烈，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必然会推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因此，我国应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组织必将凭借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农业物联网的应用水平。
以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为保障
日本、以色列等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都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可以促进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因此，我国应加大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比如从培养、引进、使用三个环节加强农业物联网人才队伍建设，可以引进海外人才，培养农业物联网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及人才团队，制定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同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研发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以农业物联网研究为立足点的重点实验室等知识创新平台建设; 重点实施科技“110”综合信息服务工程、专家大院工程、企业和农村科技特派员创业工程、科技入户工程四大示范服务与推广工程，强力推进农业物联网技术服务推广体系建设。
加大对涉农人员农业信息科技教育
日本、英国等国家在推进农业物联网发展的过程中，都涉及对相关人员进行农业信息科技方面的教育，这不仅有利于涉农人员事先对农业物联网技术进行评估，提高他们应用先进信息技术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他们在具体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时能够得心应手，从而推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传播。我国农民数量众多，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国家即使研发出高科技的农业物联网技术，虽然能够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在落后的农村很难推广应用，我国涉农人员的信息科技水平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所以，我国要通过农村信息服务站、“阳光培训”工程、专题培训班、网络学校、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民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涉农人员的信息科技水平，为我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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