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从扩张到收缩，重构全球价值链

文/陈根

现代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从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向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转变。

全球商品链是围绕最终可消费的商品而发生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劳动生产的链式过程。而随着完整商品交易组织方式的碎片化，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独立的生产要素体系的解构， 高度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片断得以在大规模精细化分工与重组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跨国链接 ，进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国际生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价值分析被引入了全球商品链，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今的全球价值链 ——产品和服务在生产及出售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使产品增值的一系列阶段，其中至少有两个阶段在不同国家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部门或公司参与了GVC的（至少）一个阶段，那么它就参与了GVC。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互相交织，正在催化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调整。

全球价值链从扩张到收缩

全球价值链被提出，用于解释在全球范围内将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售后等创造价值的环节分包到不同国家，企业通过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环节来获取相应价值增值的贸易活动。 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是过去三十年间各国经济贸易融合的最重要的产物 。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化大生产不断扩张，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巨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价值链长度也在快速延长。同时，中间品贸易开始超越最终产品，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 。第一 财经 研究院的ULC数据库显示，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

麦肯锡研究院曾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在1990年到2007年期间增长最为迅速，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吸引制造企业将生产流程延伸至国境之外。并且，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三大区域价值链网络。

然而，这一全球价值链扩张趋势，在2008年后开始发生了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一年，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了52%的巅峰值，而后，该指标呈现出了向下波动的发展态势。这一现象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同步发生。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2001年外，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一直保持在全球GDP增长量的15倍至2倍的水平。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出现了变化——

2012年和2013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相当于全球GDP增长量；随后三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低于全球 GDP增长量；2017年和2018年出现了反d；2019 年，全球商品贸易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持续的贸易紧张关系下陷入停滞，并在接近年底时出现下滑，总体小幅下降01%。

而今，全球贸易增长率比低迷的全球GDP增长率还要低，而在过去的景气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约为全球 GDP增长率的两倍。 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根据 WTO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更是将大幅下降13%~32% 。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成为基本事实。

多因素驱动全球价值链转变

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有多方面的动因。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均未实现完全出清，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经济总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放缓尤为显著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发展所累积的经济 社会 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围绕人口、债务等问题的结构性矛盾被放大和激化，使得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兴起。

其次，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开始进行广泛的国内中间品替代国外中间品，使得纯国内生产活动代替全球价值链生产 。

并且，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APL）和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生产每单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数值上升代表竞争力下降）均出现了快速的上升，而在同期内，全球制造业第三、第四大国的日本和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 这也使得制造业迁出中国端倪初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价值链的变动。

其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多国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干预力度加强。 在美国转向“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前，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经造成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

2011至2014年间，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中，制造业回流最为活跃的前四个子行业分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电子电器产品和其他制造业，其中化学制品企业的回流最为显著。

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 科技 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跨国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加快了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最后，劳动力替代工具（如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生产，进一步降低了在全球最低成本之地配置资源的必需性，也形成就业市场错配 。

根据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使用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机器人使用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两个手段来降低成本与扩大生产规模。

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的使用呈现明显互相替代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产能过剩时，机器人将更多地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品而出现。他们进而发现，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300％和利率下降30％，那么机器人的应用率将提高76％，并导致全球价值链显著收缩。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旨在全球竞争与位阶重整中进行创新或者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重新配置。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疫情进一步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比如，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中间产品的生产及运输遭遇延迟或停止，使得企业无法获得关键投入品的风险增加。许多生产率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都依赖于及时交付投入和精益库存管理，但这些举措可能会导致身处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国家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为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将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 。全球前5000家跨国企业（MNE）因疫情平均向下修正了30%的年内盈利预期，并且这个趋势仍将持续。

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为能源、基础金属、航空业和 汽车 产业。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盈利预期修正幅度最大，下修幅度达到35%，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20%。断崖式下滑的盈利前景将使全球FDI下降30%至40%，而跨国企业FDI是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主要推动力。

但同时要看到的是，疫情作为催化剂，也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部分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制造模式和组织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促使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分解、融合和创新，国际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发生严重变形，各环节的附加值发生相应变化 。

这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增添了新要素，使得价值链逐渐向新经济体和链条的更高层次延伸，以 Al、5G、智慧物流、线上支付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已初现规模，其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一种兼顾价值链升级与价值链治理的国际分工活动。事实上，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而疫情则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增添了 科技 的要素。

如果说，早期探讨“全球竞争与位阶重整”时认为“重构”是价值链参与者在执行价值链活动中进行创新或者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重新配置。那么， 现阶段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还关系价值链分工在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伸”与“缩”及网络节点位移，并同时受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全球经贸规则等变化影响 。

把握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契机成为现阶段的各国政府的共识。中国政府想要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浪潮，抢占经济与技术双重制高点，必须选取合适的重构路径，迅速做出链条转换和路径选择的战略设计和方针。

一是要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 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明显。

当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总体上是相对于除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提升，而非直接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中国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竞争会逐渐加剧。

二是要选取合适的重构路径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路径分为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被动接入国家价值链和主导创建区域价值链三种，并且根据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选取的路径也有差异。

根据国家“双循环”的宏观经济理念，各条路径并不是独立存在 。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趋向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被动接入国家价值链的重构路径，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趋向于自主创新的同时，创建主导区域价值链重构路径。

三是提升技术水平和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 在同发达国家技术竞争逐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积累，推进自主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改革优化创新环境，努力提升我国的整体技术竞争力。

从长期看，要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开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增强我国企业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能力，吸引高水平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为持续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推进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疫情扰乱了全球价值链，也在危机中孕育着新机，顺势而为，以锻造升维竞争的全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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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40的本质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空间信息和智能装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资源要素（土地、水、劳动力、资金、信息等）的重新配置和深度融合，产生一个更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的，更具有竞争能力的新业态。因此从资源配置的维度上分析，农业40要优化配置哪些资源要素呢？
第一，土地要素。土地是种植业的命脉，在农业40时代，将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精准农业技术，无人驾驶等技术，一方面能够对土地进行虚拟流转，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管理，另一方面能够提高水肥利用率，大幅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实现土地的规模效益。

第二，劳动力要素。新农人是现代农业中新的力量，自动化、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大大提高新农人的劳动生产率，使一产劳动力大幅减少，并向二、三产转移。农业40环境下，农业流程化管理将更加清晰，谁来管理、谁管技术、谁做管理、谁负责流通将更加明晰，劳动力实现在一、二、三产的合理分布。

第三、资本要素。资本要素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最终投入产品、劳务和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和金融资产。互联网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所涉领域在不断扩大，同时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在农业金融服务上，随着土改的推进，原来缺乏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业将成为继房地产、IT产业之后，资本角逐的新蓝海，互联网时代农户融资将不再看别人脸色。
第四，市场要素。市场机制通过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及灵敏的价格反应，自如地支配经济运行。即自由、灵活、有效、合理地决定着资源的配置与再配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商品市场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应用，彻底改变了市场配置资源、调解供需的方式，建立了一条新兴的农产品流通渠道。

第五，生产工具要素。农业设施和装备是实现农业信息化的基础，用信息技术武装农业生产工具，能够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设施和装备升级，实现设施装备智能化。农业4 0时代，是一个无人的生产系统，农业生产工具不再是传统的农具和机械，而是演变成以物联网技术为纽带，集智能感知、智能识别、智能传输和智能控制于一体的智能网络系统。设施装备的智能化，将引领农业生产 进人 无人时代，无人机、机器人等将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第六，信息资源要素。农业信息资源是农业资源的抽象，是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经济技术资源的信息化。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农业信息资源包括与农业信息生产、采集、处理、传播、提供和利用有关的各种资源，如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机械、农业信息机构与系统、农业信息产品与服务等。在农业40时代，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挖掘、分析，能够对零散、无序、优质、混杂的信息进行筛选、解构、组合、整序，使之可视化、有序化，从而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过程中形成一系列新的信息产品，使农业信息得到增值。

作者 | 杨培芳  苇草智酷学术委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编者按：2021年7月31日，苇草智酷NO113期沙龙，邀请苇草智酷学术委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以“信息哲学与第三经济形态”主题演讲。杨培芳教授提出，最根本的变革，是从一元整体论、二元对立论，转变到三元协同论。只有建立一分为三哲学，才能突破农业时代的一元整体论和工业时代二元对立论，实现传统经济向第三种新型经济形态的转变。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各位老师，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在休息时间冒着酷暑，冒着病毒的威胁赶到一起。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信息哲学与第三经济形态”，欢迎大家共同交流。

我想从自然哲学的高度，来看技术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与社会的未来，所以还是先讲讲信息哲学，然后提出第三种经济形态的概念。

下面就让我们谈谈信息哲学问题，可能烧脑，尽量好玩。

一、哲学的内涵

首先， 我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升华。 教科书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想还是用理论升华更好一些。按领域，可以分为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与人文哲学，或者叫做天理、地理和人理，相对应的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按照道家学说，最根本的、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地理和人理，而是天理，也就是自然哲学。老子谓之：不可道之道。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大自然的规律，你怎么把它描述出来也不等于那个恒定的规律，只能是无限接近这个规律。

二、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最根本的变革是自然哲学要从一元整体论，二元对立论，转变到三元协同论。

一分为三哲学怎么立呢？我斗胆提出一个假说：宇宙皆源于炁（qì），炁是什么？我认为炁就是一种原始信息。原始信息发散成为能量，聚集成为物质，能量+信息+物质，三生万物。

维纳是信息论的奠基者，他说信息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在这里，维纳说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信息是物质和能量之外的东西，认为信息是宇宙的第三种基本存在。

最近杨振宁先生说生命的进化是有图纸的，而且这个图纸在宇宙刚一诞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大自然只是负责装配零件，同时负责把装配错误的东西淘汰。那么宇宙之初，信息与物质、能量同时诞生，还是在能量、物质诞生之前，就先有了原始信息？这肯定有争议，但我基本同意杨振宁的观点。

三、信息是熵减或事物有序的差异性

信息究竟是什么？从自然哲学来讲，就是熵减。宇宙爆炸后的一瞬间，只有被无限压缩、无规则、最大熵的宇宙之汤，随着宇宙的冷却，开始有了多样化的有序扩散。

只要宇宙还继续膨胀，就会处以日益复杂有序的熵减过程中，宇宙坍缩才会进入熵增的过程。现在宇宙年龄大概是150亿年，什么时候到头开始坍缩，可能就进入了熵增的过程，最后回到混沌。

所以 我认为信息就是熵减，或者就是事物有序的差异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信息，混沌与混乱也不是信息。

正如萧伯纳所说，“没有物质的世界是虚无的世界，没有能量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没有信息的世界是混乱的世界。”所以物质不是信息，能量也不是信息。

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钟义信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信息论的专家，他曾定义信息是事物存在与变化的状态和方式。后来钟义信校长修改信息定义为： 事物变化状态与方式的自我表述。

四、现代信息技术三大突破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光导纤维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和通信和计算机的快速普及，人们才意识到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过去信号源是利用苇草在烽火台放烟，现在的信号源用半导体激光器。那么，现在的通信传输技术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可以实现光纤DWDM密集型光波复用技术，一根头发丝细的纤维可以打进1024束激光，每束激光每秒可以携带40G到400G的信息量，单纤维可以实现每秒400T的传输速率。

第二大突破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现在的芯片精度已达到5纳米，也许还能到3纳米、2纳米。未来，也不一定非要超高集成度的芯片，采用云手机，通过可穿戴设备只要把手机屏幕放到袖子或者放到衣服上，就可以接通5G/6G网络。另外，还可以把芯片植入大脑，直接控制智能设备等。

第三大突破是物联网和区块链协议。它可以实现万物互联，永远在线和网络诚信。

五、以生产力划分的三种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可能是一种迭代，而不是突然消亡。 人类社会经过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正在进入信息文明阶段。以后是不是还有智能文明或者生态文明社会？多年前，社科院哲学所的童天湘老师和我争论过，他认为未来社会不是信息社会，而是智能社会。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认为未来还有第四次浪潮，第四次浪潮就是智能技术。现在有人担心智能机器人会把我们人类通通消灭，我想未来只有一种技术可能取代现在的人类，那就是蛋白基因重组技术。蛋白基因技术可能会让人类升级为更高级的人类，现在我们这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自然淘汰或消亡。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农业生产力必然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工业生产力必然产生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信息生产力必然产生智能劳动者为首的社会。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诅咒智能化信息技术发展太快，消灭了大量工人和工匠的工作岗位，造成工匠消失和工人失业。人类劳动方式可分为：纯粹肌肉式——位置移动式——机械 *** 作式——信息 *** 作式——智能创造式，这样五级劳动方式。

第一级是纯粹的肌肉劳动。比如，过去的无线电台都需要配摇（发电机）机员，只要有劲就行。

第二级劳动方式就是位置移动劳动。比如装车、装船、搬运工等。

第三级是机械 *** 作劳动。驾驶汽车、铲车、飞机，也会慢慢被无人驾驶技术代替。

第四级是信息 *** 作劳动。主要是 *** 作电脑，及相关设备。

第五级是智慧创造式劳动。可见除了信息 *** 作劳动和智能创造劳动，其它劳动方式都将被信息智能技术代替，相应的，信息 *** 作和智能创造式劳动的种类和岗位将大大增加，就业方式会多种多样。当然劳动强度会降低，休闲时间会延长。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行为也在发生变化。所谓人性问题，贪婪利己是兽性，专门利他是佛性，协同互利才是真正的人性。如果说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还多少带有某些兽性，由于信仰，也带有某些佛性，但是都不代表主流。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数学家纳什讲过， “人性是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的统一体 ”。除了低级生命的食、性基因之外，人类还有同比心、同情心、同理心，甚至还有利他、牺牲、正义冲动，也就是真正的佛性。

随着大环境与小气候的变化，会出现不同的三种人性组合，来主导人的行为，而协同互利将成为信息时代人性的主流。

六、整体论、控制论、协同论

农耕时代，中国形成了一元整体论的价值观，工业时代，西方产生个体还原论价值观，信息时代需要突破两种传统价值观，树立关联协同论的价值观。

老三论是以系统为对象、以信息为手段，以实现有效控制为目的，适合简单科学机械的过程。新三论是以耗散结构为导向，以突变论为方法，以实现协同为目的，适合复杂科学的生态化过程。

人类社会经过权力支配时代、资本竞争时代，正在走向信息协同新时代。协同不是大同，也不是无原则和谐，协同的主要特征是差异化优势互补。协同经济形态的最高阶段是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社会自我管理”。

只有信息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创造社会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 或者如恩格斯所言，信息技术及其网络，才是“除了由社会直接占有，不适应于任何其他占有和管理的生产力”。

信息生产力将促进三大结构变革，信息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面临相应变革。变革的主要趋势是由中心辐射，分级控制，到扁平互联方式演进。

七、信息经济的六大定律

信息生产力能够在中国获得惊人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信息技术的三个基本定律，即摩尔集成电路定律（Moors law）、吉尔德光纤带宽定律（Gilder law），迈特卡夫网络外部性定律（metcalfe law）。信息产业也有三大定律，达维多定律（Davidow law）、新泰尔定律（New tarr law）和高氏比特需求定律（Requirement Law）。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巨大差别，造成了传统经济模式与理论的失灵。

八、互联网的三个时代精神

互联网有三个时代精神。前一阵子互联网企业界大讲互联网思维，结果是每家互联网企业都有自己一套互联网思维。我总结提出三种互联网精神：兼容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互利的平等精神，关联协同的普惠精神。这三种精神可能比思维更客观更稳定，也突出了与传统经济不同经济特征，形成了对传统经济模式和理论更多的挑战。

九、新旧经济的成本收益特点不同

下面看两条曲线，第一条是传统工业成本收益曲线。

传统工业成本收益曲线

信息产业成本收益曲线

第二条是信息产业的成本曲线，两条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远端甚至是相反的，一个呈U型，一个呈L形。传统经济由于大量消耗物质资源，有显著的生产边界，不可持续。信息经济主要消耗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越用越省，远端无边界，可以持续。这使得许多传统经经济分析工具都开始锈蚀，包括线性分析、抽样方法、梯度发展。传统经济理论已经解决不了现在和未来的经济问题。

十、第三经济形态与三类市场主体

著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布坎南晚年发现，现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很早提出，经济运营光靠政府管制和市场规则都不行，还需要道德作为第三只手发挥作用。但是，道德离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就是空洞口号，苍白无力。

人类社会进入5G为代表的信息生产力时代，中国一定能够同时超越农业时代的性善论和工业时代的性恶论，在协同互利论的哲学基础上，创立适应整个时代的新经济学理论和新市场经济模式。

落脚点就是突破集中计划和自由市场二元语境，建立新时代的第三种经济形态，协同市场经济形态。当前亟待构建公益性企业，商业性企业，社会化企业三类市场主体。其中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等低费微利的社会化企业，就是第三类经济形态的微观基础和落地形式。

十一、市场，政府，社会

解构容易，建构难，现在谁都可以批判原来的东西，但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何谈容易？用休谟的一句话：“ 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会在第一次发现真理时就深信不疑，他们会在不断证明的过程中逐渐增加信心 ”。而政治和宗教是不一样的。

协同互利新经济形态是空想还是必然？我们应该比较一下大同思维，中国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最早提出来的大同思维，但是已不适用于现代。世界大同最早出自于孔子的《礼运·大同篇》，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和人类需求的多样化，大同思维明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社会协同的核心是差异化优势互补，是基于社会分工规律的，也是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未来的社会治理要靠政府、市场、社会，三只手协同治理，而且社会化组织和社会化企业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社会的主要症结源自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 我们的身体进入了信息时代，脑袋不能总停留在工业甚至小农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但是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人。

以上内容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第一，“互联网+”已经是个国策，其落实与执行是会有相关部分参与及推动的；第二，“互联网+”是个方法论，以后社会各界都要用这个方法论来指导千万中国企业的转型及升级；第三，“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使命感，是必须执行与推行的。

纵观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史，自从互联网诞生、到10、20及30时代，所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都是“互联网+传统商业”的模型。10时代是互联网+信息，20时代是互联网+交易，30时代是互联网+综合服务。互联网技术不断推陈，商业模式不但出新，只是万变不离其宗，一直遵循“互联网+360行”的模式。以此，“互联网+”是互联网融合传统商业并且将其改造成具备互联网属性的新商业模式的一个过程。
“互联网+”的几层含义
当前非常流行“解构主义”，无论是商业、行业，还是**、音乐，都会因为解构而焕然一新，同时也能够让人们能够看透其本质上的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把一个词或者一个事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遍，将其内涵也挖掘出来展示在用户面前。这里，伟哥也试着对“互联网+”做一个解构，以挖掘“互联网+”更深的几层含义。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的第一个内涵是“互联网思维+”，传统企业融合“互联网+”的第一步是了解互联网，所以了解互联网思维是一个基础的开始。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长期发展中，很多互联网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及数据，足以让他们总结出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可以看作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企业总结出来的，更适合线上的商业模式，所以对传统企业在线下经营不会太适合。“互联网+”要求传统企业先了解互联网思维，然后再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新的商业模式。
典型的互联网思维有雷军的“专注、极致、口碑、快”七字诀，也有其他的诸如生态思维、平台思维、免费思维、跨界思维等互联网思维。正是这些内涵丰富的互联网思维，构成了种类繁多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互联网思维就如餐饮企业的标准化流程，其特点是可以快速复制。但互联网思维不是万能的，当前更多的所谓的“屌丝、粉丝、迭代”等互联网思维是建立在产品运营、商业营销及用户服务的基础上的，并非商业模式的具体体现。
互联网渠道+
在一部分互联网人的眼中，互联网是个工具。就如之前的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一样，这些工具解放了更多的劳动力进而从事更多的工作，给生产与生活带来更大的便捷性。互联网作为工具，做大的贡献就是在互联网20时代到来以后，互联网成为一个企业们商业营销及交易的新渠道。这个渠道跟线下的其他渠道一样但效率更高，在线支付使得购买商品更加容易，在线选货的种类更多，重要的是互联网渠道让商家的市场增加了十几倍，彻底冲破了地域概念，不用区域代理机制也能卖货到更远的地方。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互联网在商业创造了一个新的营销及供应的渠道，有了这个渠道所有的交易都不成问题。理论上任何行业的任何商品都可以在网上实现交易，电商诞生到现在，基本上所有大家见过的商品都被放到了网络商城上。因此，探讨“互联网+”必须研究“互联网渠道+”这个属性，渠道是互联网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B2B还是B2C。
互联网平台（生态）+
互联网发展到30时代，进入互联网+综合服务的时代。除了特别大的市场，大型的互联网商家已经看不上那些本源市场不够大的行业，但是一个商家足够多的行业是需要互联网服务的，大型商家们干脆做出一个只服务于卖家与买家的网站，而自身不从事这个行业，这就是我们当前看到的各大平台。电商平台、物流平台、社交平台、广告平台等等各种平台应有尽有，到后来，这些平台开始垂直与细分化，出现了美妆、生鲜、酒类、鞋类等更专业的平台。本质都是电商，融合社交、物流、营销等工具，为买家和卖家双方提供最大化的服务，盈利模式上赚取的是服务费。

这些平台后来越做越大，已经不限于自身起家的行业，通过平台吸引更多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并且开始跨界发展，譬如社交平台会做游戏、电商及硬件等，电商平台也会做文学、**及体育等。这些平台几乎会做当前能见到的各种热门行业的业务，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业务也因其战略发展需要而被纳入旗下。实现方式则通过与其他商家合作及收购、并购。他们自身能做的自己做，不能做的或者不愿意做的交给别人做，从而由共同的价值链组成与自然生态类似的互联网生态。
传统企业融合“互联网+ ”，一方面可以自己做平台或生态，另一方面在早期也可以加入某个平台或生态，坐那些平台不愿做或者不想做的，从而通过平台及生态战略来实现企业的初步转型。平台一方会为企业提供足够多的帮助与支持，将来很有可能是传统企业转型的必经之路。大部分企业会选择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平台及生态的入驻，另一条则是企业自身的探索，这样可以回避转型不成功的风险。
万物互联+
对于“万物互联+”，这个也可以称作“物联网+”。虽然现在各处都是智能硬件，各处都讲物联网，要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未来的“互联网+”形态。“互联网+”被提出来，也正是因为将来会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从商业到物，到人，再到事，所有的都是被连起来的，这将会有更多的商业模式出现，也会是“互联网+”的最终目标。因为在那个时代，商业及企业已经不分线上与线下，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一统”的状态，也就不会再有所谓的企业转型之谈，“互联网+”也就完成了其使命。
应该怎么理解“+”
除了对“互联网+”的互联网部分做一个解构，这里也简单的说说其中的“+”。这个“+”可以看作是连接与融合，互联网与传统企业之间的所有部分都包含在这个“+”之中。这里面会有政府对“互联网+”的推动、扶植与监督，会有企业转型服务商家的服务，会有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企业的不断造访，会有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不间断的探讨，还有连接线上与线下的各种设备、技术与模式。总之，这个“+”即是政策连接，也是技术连接，还是人才连接，更是服务连接，最终实现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对接与匹配，从而帮助完成两者相互融合的历史使命。
在技术上，“+”所指的可能是WiFi、4G等无线网络，移动互联网的LBS，传感器中的各种传感技术，O2O中的线上下线相连接，场景消费中成成千上万的消费，人工智能中的人机交互，3D打印中的远程打印技术，生产车间中的工业机器人，工业40中的一是智能工厂、智能生产与智能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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