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十首李杜诗十首?

李杜诗十首李杜诗十首?,第1张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诗的开头两句起得突兀,他说:“以前的日子弃我而去已不能挽留,现在的日子只能使我心中充满烦恼忧愁”,开门见山地展示了这首诗的基调。但诗并没有延续着写烦说忧,下面六句是第二层,诗人笔锋一转展现出另一番天地。三、四句写秋季天高气爽,万里长风中雁群高飞,面对着这样开阔的景致,正可以在高楼上把盏痛饮。五、六句写酣饮后的思想情绪。这两句涉及的历史典故比较多,应适当地讲解清楚。蓬莱本是传说中的仙山,多藏宝典秘录。东汉时人们称国家藏书处为蓬莱山,这里是用蓬莱文章代指汉代的文章。建安骨,指东汉建安年间(193-220)的诗文创作,曹 *** 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所写诗文内容充实,语言质朴,风格刚健俊爽,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小谢,即谢脁,唐代时期,为把谢脁和刘宋时期诗人谢灵运区分开来,称谢灵运为大谢,谢脁为小谢。谢脁诗风清新秀丽,深为李白所喜爱。酒酣之后,李白思路大开,他想到了汉代宏伟的文章,建安诗的刚健风骨,身在谢脁楼,当然更想到在汉、唐之间出现的小谢的诗歌了。他对这些文化传统很仰慕,所以自负地用汉文、魏诗和小谢的成就来比较并称许李云和自己。想到这里,诗人的情感越发激动、高昂,于是就发出了七、八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呼喊。他们都胸怀壮志豪情,要高飞远翥到天上去摘取明月。当然,上青天揽明月只是一种要求解除烦忧,追寻自由的幻想,这在现实世界中是做不到的。最终他还是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来了!所以,作者笔锋一转,进入了第三层。第九、十句用了一个比喻,说道:就好比用刀切断水流一样,结果,水反而流得更急了,用饮酒取醉的办法去解除忧愁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酒醉后反更引发了内心的愁苦、愤懑。结尾两句是说在这个社会里理想不能实现,就只有等待有一天能够抽簪散发驾着一叶小舟驶向远方了。诗人将解除烦忧,获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明朝,这虽然也还是一个渺茫的幻想,但却表现了他那不甘沉沦的、豁达乐观的精神。
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这是一首宫怨诗。前两句写无言独立玉阶,露水浓重,浸透了罗袜,主人公却还在痴痴等待。后两句写寒气袭人,主人公回房放下窗帘,却还在凝望秋月。前两句写久等显示人的痴情;后两句以月亮的玲珑,衬托人的幽怨。全诗无一语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到漫天愁思飘然而至,有幽邃深远之美。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的篇幅并不算长,但其中却饱含了一颗孤独、寂寞心灵的追求与向往。这首诗通篇的出场人物只有李白自己一个人,却通过独白的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感情波澜,既跌宕起伏又率性天然,历来被认为是李白诗歌的激情代表之作。在诗的一开始,我们的诗人是处在花间月下、一个非常宜人的环境之中,"花间一壶酒",花丛之中,一壶美酒,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花丛,这美酒,却反而使得李白心情不畅,原因何在?是因为"独酌无相亲"!李白有一句名言,可以作为此诗的注脚,"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有了志同道合的"幽人"相伴,方可在花间同赴醉乡,尽情分享饮酒的无穷乐趣。可是眼下却无人作伴,要独自一人喝了。但他灵机一动,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境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从落落寡合的"无相亲"到谈笑风生的"成三人",李白是在一举手、一投足间完成的,你看他,一举杯,明月成伴,一低头,身影相陪。何其潇洒,何其自在,活脱脱一付天下难寻的"谪仙"面目,岂是他人可以效法、摹仿得来的?天上的月亮是李白在精神世界中永远的知己,也是李白诗歌中频繁光顾的常客。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李白虽然请出了月亮与身影作伴,可惜,月亮却远在天边,它只能挂在高高的苍穹,不能和李白同酌共饮;影子虽然近在咫尺,但也只会默默地跟随,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诗人内心仍然是孤独寂寞的,也许大凡天才都与常人在思想境界上有相当的差距,他们的追求与探索也常常会被人误解。比如李白为了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能实现,不肯做一个御用文人,为唐明皇、杨贵妃的醉生梦死、歌舞升平涂脂抹粉,所以放着京城好好的荣华富贵不享,锦衣美食不要,待诏翰林不干,非要浪迹江湖。所以,李白劝月亮饮酒未果、与身影交流不成的时候,转念一想,能够在花间月下,饮酒作诗,而远离世俗的杂念干扰,不正是当初醉卧长安时求之不得的赏心乐事吗,那么就在这美好的春夜里,和天上的明月与地下的身影一道,及时行乐,不醉不休吧。但是一个"暂",说明李白也清醒地知道,这种解脱不过是暂时的,不过,大概也许正是因为其短暂,所以更显得珍贵,不能轻易放过。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以下诗歌就由平声韵转入了仄声韵,情绪也显得更加激昂了。此时的李白,已经酒至半酣,渐至佳境了,只见他亦歌亦舞,憨态可掬,他醉眼向上望去,空中的月亮好像在随着他歌唱的节奏徘徊起舞,他醉眼向下看来,地上的身影更是随着他的手舞足蹈而摇曳不定。这一切似乎都显出一种莫名的凄凉与寂寞,而他觉得能够有它们来陪伴已属不易了,"交欢"一词,显示出诗人对此的知足,的确,美酒使李白忘却人间的烦恼,明月给李白带来心灵的安慰。在这种无人相伴的"交欢"中,诗人终于沉醉了,而在沉醉之前的最后时刻,李白还意识到,只要他一醉倒,什么月亮、什么身影也都将回复到它们原先的形态,这个以他为中心的临时组合将不复存在了。不过,他并没有丝毫的灰心丧气,因为他与月亮和身影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并不是李白第一次的月下独酌,更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就是义不帝秦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所以他只能引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身影这些"无情"之物,为一生的知己,这可真是此时无情胜有情了。与无情之物交欢,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当时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有的是人迎奉吹嘘,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这番在花间月下的独酌与独白,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李白作为盛唐诗人的代表,所以为后人推崇备至,正是因为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旷达与出神入化的浪漫。乾隆皇帝也是从这一角度对《月下独酌》加以肯定的,"千古奇趣,从眼前得之。尔时情景虽复潦倒,终不胜其旷达。"
《月下独酌》是以感情跌宕起伏和率性纯真而著称的,通观全诗其感情波澜可以明显分为几层起伏,第一句起首是扬,"花间一壶酒",而第二句紧接着抑,"独酌无相亲"。但是接下来的两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扫这种无相亲的冷落,孤单。在诗歌的第一部分的结尾所出现的这种局面,是一种经过起伏、努力后获得的由冷清到热闹的场面。这第一起情感的起伏可以看作是序幕的拉开,是"月下"场景的布置与"人物"(包括虚拟的月亮和身影)的出场。虽然出现了一点困扰,但还是比较圆满地顺着诗人自己设想的轨迹进行的。
诗歌的第二部分也是四句,诗人同样又经历了一次由悲凉到喜悦的情感的轮回。从感叹月亮与身影这两个招呼来的酒伴的不尽人意,到全然不顾、自得其乐的忘我境界。诗歌的第二波起伏是情节的正式展开,是"独酌"的实施,在这一阶段,诗人靠着自己虽然热烈但却是孤独的心境,在执着地追求一种如果不可能完美,因为在孤独寂寞的境遇下,只有"不解饮"的月亮和"徒随身"影子,已经不可能完美,但至少也是理想的境界,尽管"暂伴月将影"一句的"暂伴"多多少少透露了作者心中那一丝无可奈何的惋惜,但是"行乐须及春"却说明了诗人已经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从而实现了这一次不再需要借助任何外界因素的自我满足的"独酌"。
诗歌的第三波起伏是独酌的高潮与升华,在这一阶段,诗人已完全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月下独酌"的境界所陶醉,零乱的舞步,徘徊的月光,似醉似醒,物我一体,诗人在尽欢之后,马上就要在花间月下的美酒之乡沉沉睡去了,但就在他的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忘记再次与那两位与他一起成就"独酌"的月亮与身影做出长久的约定。"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种不离不散的执着情怀,我们只有对李白的身世和追求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才有可能真正体会。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押韵的字有游、流、楼、舟。题材:送别诗
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览。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前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比用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后句著一“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长江的近景与远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像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奇景。
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地写了出来。
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故乡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而又初次离别的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他。
这首诗写出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诗以浓重的怀念与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情无穷。
送友人
(唐)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颔联是应该用对仗的。此联从语意上看可视为流水对形式,即两联语义相承。但纯从对的角度看不是工对,甚至可以说不“对”,它恰恰体现了李白“天然去雕饰”的诗风,也符合古人不以形式束缚内容的看法。此联出句“此地一为别”语意陡转,将上联的诗情画意扯破,有一股悲剧的感人力量。佛教将“爱别离”视为人生八苦之一,是深谙人性的;今人犹视出远门为畏途,何况交通不便、信息难通的古人呢
故古有“离愁别苦之语。离别之苦是双方的,但诗人在此最为关心的是朋友前途的一路风霜,“孤蓬万里征”一句有不尽的关切殷情。俗云“在家千日好,出外当时难”,更何况此行是。“万里”长征呢!古人常以飞蓬、转蓬、飘蓬喻飘泊生涯,因为二者都有屈从大自然、任它物调戏而不由自主的共同特征。所以,此句想到“逢”的形象时十分沉重,有无限的不忍之情,非道一声珍重可比。
接下来颈联则感情平缓,止住了伤痛。离别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让我们铭记此断肠时刻,牢记住对方,慢慢的将一种相思化作两地闲愁吧。太白集王琦注云:“浮云一往而无定迹,故以比游子之意;落日衔山而不遽去,故以比故人之情。”从语法修辞角度看,此联是名词语,四个名词短语之间不用谓语连接,其间留有空隙,可由读者去填充创造。
浮云既有飘忽不定的特点,也有相对静止的特点,当无风之时,云的凝重常让人看不出其动态,杜甫有“云在意俱迟”诗句即是此景。故出句也可理解为游子将行未行的恋旧情意,有欲行又止,身行心留之复杂意绪。落目的形象既可理解为故人的眷恋之情,亦可理解为对友人的祝福之情。“夕阳无限好”、“落日长河圆”,但愿友人前路阳光灿烂,诸事圆满遂心。如此理解又呼应了“孤蓬万里征”一句。
尾联潇洒自然,余味无穷。再见了,朋友!挥手之余,友人身影渐渐远去,不可复识,但那可亲的友人坐骑似谙人性,仍从看不到的远处萧萧长鸣,娓娓辞别而又报导平安的信息,将离别的场景及情绪变得很长!很长!
八阵图 杜甫
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红流石不转,
遗恨矢吞吴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孤雁 杜甫
孤雁不饮啄,
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
相失万重云。
望尽似犹见,
哀多如更闻。
野鸦无意绪,
鸣噪自纷纷。
杜甫《孤雁》一诗以雁自况,托物抒怀。“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首联点题,孤雁不饮不啄,执着一念,且飞且鸣,其声凄惨,其影孤单。思念同伴,拼命追寻,悲壮中透露出一份热烈,一份执着。
颔联巧用对比,“一片影”写孤雁的渺小孤独,“万重云”写云天的高远浩茫,两相映衬,更见得离群失伴的孤雁漂泊云天,无处投身的悲苦焦虑。“谁怜”反问,渲泄滚滚诗情:经历了安史之乱,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诗人流落他乡,亲朋离散,天各一方,可他无时不渴望骨肉团聚,无日不梦想知友重逢,这份离乱伤怀不正如孤雁的哀哀长鸣吗?
颈联描写幻觉,刻画心理。孤雁被思念缠绕着,被痛苦煎熬着,一刻不停地飞鸣。它望尽天涯,望啊,望啊,仿佛那失去的群雁老在它眼前晃动;它哀唤声声,唤啊,唤啊,似乎那侣伴的鸣声老在它耳畔鸣响。这两句血泪文字以虚写实,亦幻亦真,情深意切,哀痛欲绝。
尾联以“野鸦”来陪衬孤雁,感情浓烈,爱憎分明。孤雁是思群念友,悲鸣不已,痛苦劳累,迫切焦急;野鸦则鸣噪纷纷,了无意绪,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两相比照,更见得孤雁的孤单可怜,处境险恶,也可看出野鸦的鄙卑无聊,冷漠刻薄。
四联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孤雁,孤单困苦却飞走哀号,处境险恶却苦苦追寻,卑微渺小却心比天高,这是一首孤雁念群,悲中有壮的赞歌,这是一曲披露心曲,挑战人生的赞歌。小小一只孤雁写尽了诗人感时伤怀的离乱之苦。
琴台
杜甫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此诗是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司马相如遗迹琴台时所作。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起首凌空而下,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司马相如晚年退居茂陵,这里以地名指代相如。这两句是说,司马相如虽已年老多病,而对文君仍然怀着热烈的爱,一如当初,丝毫没有衰减。短短二句,如仇兆鳌说:“病后犹爱,言钟情之至。”(《杜诗详注》)还有人评论说:“言茂陵多病后,尚爱文君,其文采风流,固足以传闻后世矣。”(《杜诗直解》)诗的起笔不同寻常,用相如、文君晚年的相爱弥深,暗点他们当年琴心相结的爱情的美好。
“酒肆人间世”一句,笔锋陡转,从相如、文君的晚年生活,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司马相如因爱慕蜀地富人卓王孙孀居的女儿文君,在琴台上d《凤求凰》的琴曲以通意,文君为琴音所动,夜奔相如。这事遭到卓王孙的竭力反对,不给他们任何嫁妆和财礼,但两人决不屈服。相如家徒四壁,生活困窘,夫妻俩便开了个酒店,以卖酒营生。“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褌(即围裙,形如犊鼻),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一个文弱书生,一个富户千金,竟以“酒肆”来蔑视世俗礼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诗人对此情不自禁地表示了赞赏。“琴台日暮云”句,则又回到诗人远眺之所见,景中有情,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默默徘徊于琴台之上,眺望暮霭碧云,心中自有多少追怀歆羡之情!“日暮云”用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语,感慨今日空见琴台,文君安在?引出下联对“野花”、“蔓草”的联翩浮想。这一联,诗人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酒肆”、“琴台”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事物,既体现了相如那种倜傥慢世的性格,又表现出他与文君爱情的执着。前四句诗,在大开大阖、陡起陡转的叙写中,从晚年回溯到年轻时代,从追怀古迹到心中思慕,纵横驰骋,而又紧相钩连,情景俱出,而又神思邈邈。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两句,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相如的神彩则伴随文君的出现而不写自见。两句是从“琴台日暮云”的抬头仰观而回到眼前之景:看到琴台旁一丛丛美丽的野花,使作者联想到它仿佛是文君当年脸颊上的笑靥;一丛丛嫩绿的蔓草,仿佛是文君昔日所着的碧罗裙。这一联是写由眼前景引起的,出现在诗人眼中的幻象。这种联想,既有真实感,又富有浪漫气息,宛似文君满面花般笑靥,身着碧草色罗裙已经飘然悄临。
结句“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明快有力地点出全诗主题。这两句是说,相如、文君反抗世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在凭吊琴台时,其思想感情也是和相如的《琴歌》紧紧相连的。《琴歌》中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正因为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才能发出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这里,一则是说琴声已不可再得而闻;一则是说后世知音之少。因此,《琴歌》中所含之意,在诗人眼中决不是一般后世轻薄之士慕羡风流,而是“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的那种值得千古传诵的真情至爱。
野老 杜甫
野老篱边江岸回, 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 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 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 城阙秋生画角哀。
赏析
此诗写于上元元年(760),这时杜甫刚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定居下来。经过长年颠沛流离之后,总算得到了一个憩息之处,这使他聊感欣慰。然而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在撞击他的心灵,使他无法宁静。这首诗就揭示了他内心这种微妙深刻的感情波动。
月夜忆舍弟 杜甫
月夜忆舍弟
杜甫
戍鼓断人行, 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 况乃未休兵。
这首诗是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在秦州所作。这年九月,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攻陷汴州,西进洛阳,山东、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当时,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由于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月夜忆舍弟》即是他当时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在古典诗歌中,思亲怀友是常见的题材,这类作品要力避平庸,不落俗套,单凭作者生活体验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表现手法上匠心独运。杜甫正是在对这类常见题材的处理中,显出了他的大家本色。
诗一起即突兀不平。题目是“月夜”,作者却不从月夜写起,而是首先描绘了一幅边塞秋天的图景:“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路断行人,写出所见;戍鼓雁声,写出所闻。耳目所及皆是一片凄凉景象。沉重单调的更鼓和天边孤雁的叫声不仅没有带来一丝活气,反而使本来就荒凉不堪的边塞显得更加冷落沉寂。“断人行”点明社会环境,说明战事频仍、激烈,道路为之阻隔。两句诗渲染了浓重悲凉的气氛,这就是“月夜”的背景。
颔联点题。“露从今夜白”,既写景,也点明时令。那是在白露节的夜晚,清露盈盈,令人顿生寒意。“月是故乡明”,也是写景,却与上句略有不同。作者所写的不完全是客观实景,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明明是普天之下共一轮明月,本无差别,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明明是自己的心理幻觉,偏要说得那么肯定,不容置疑。然而,这种以幻作真的手法却并不使人觉得于情理不合,这是因为它极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微妙的心理,突出了对故乡的感怀。这两句在炼句上也很见工力,它要说的不过是“今夜露白”,“故乡月明”,只是将词序这么一换,语气便分外矫健有力。所以王得臣说:“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健而体峻,意亦深稳。”(《麈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杜甫化平板为神奇的本领。
以上四句信手挥写,若不经意,看似与忆弟无关,其实不然。不仅望月怀乡写出“忆”,就是闻戍鼓,听雁声,见寒露,也无不使作者感物伤怀,引起思念之情。实乃字字忆弟,句句有情。
诗由望月转入抒情,过渡十分自然。月光常会引人遐想,更容易勾起思乡之念。诗人今遭逢离乱,又在这清冷的月夜,自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他的绵绵愁思中夹杂着生离死别的焦虑不安,语气也分外沉痛。“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上句说弟兄离散,天各一方;下句说家已不存,生死难卜,写得伤心折肠,令人不忍卒读。这两句诗也概括了安史之乱中人民饱经忧患丧乱的普遍遭遇。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紧承五、六两句进一步抒发内心的忧虑之情。亲人们四处流散,平时寄书尚且常常不达,更何况战事频仍,生死茫茫当更难逆料。含蓄蕴藉,一结无限深情。读了这首诗,我们便不难明白杜甫为什么能够写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那样凝炼警策的诗句来。深刻的生活体验是艺术创作最深厚的源泉。
全诗层次井然,首尾照应,承转圆熟,结构严谨。“未休兵”则“断人行”,望月则“忆舍弟”,“无家”则“寄书不达”,人“分散”则“死生”不明,一句一转,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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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朓北楼:在安徽省宣城县阳陵山顶。谢朓是南齐诗人,此楼是他任宣城太守时所建。(2)江城:指宣城。(3)两水:指宛溪、句溪。宛溪上下有凤凰、济川两桥。明镜:指拱桥桥洞和它在水中的倒影合成的圆形,像明亮的镜子一样。(4)彩虹:指水中的桥影。(5)人烟:炊烟。(6)谢公:谢朓。

谢朓北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唐时改名叠嶂楼,是宣城的登览胜地。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陵阳山冈峦盘屈,三峰挺秀;句溪和宛溪的溪水,萦回映带着整个城郊,真是“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这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度来到宣城。

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岚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净!凭高俯瞰,这“江城”简直是在画图中似的。开头两句,诗人把他登览时所见景色概括地写了出来,总摄全篇,一下子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去了。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指的就是这种表现手法。

中间四句是具体的描写。这四句诗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从上面的一个“望”字生发出来的。从结构的关系来说,上两句写“江城如画”,下两句写“山晚晴空”;四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又是有层次的。“两水”指句溪和宛溪。宛溪源出峄山,在宣城的东北与句溪相会,绕城合流,所以说“夹”。因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清,它平静地流着,波面上泛出晶莹的光。用“明镜”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双桥”指横跨溪水的上、下两桥。上桥叫做凤凰桥,在城的东南泰和门外;下桥叫做济川桥,在城东阳德门外,都是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建筑。这两条长长的大桥架在溪上,倒影水中,从高楼上远远望去,缥青的溪水,鲜红的夕阳,在明灭照射之中,桥影幻映出无限奇异的璀灿色彩。这哪里是桥呢?简直是天上两道彩虹,而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镜”之中去了。读了这两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诗人另一名作《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者同样是用比拟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同样用一个“落”字把地下和天上联系起来;然而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一个是以银河比拟瀑布的飞流,一个是用彩虹写夕阳明灭的波光中双桥的倒影;一个着重在描绘其奔腾直下的气势,一个着重在显示其瑰丽变幻的色彩,两者所给予人们的美感也不一样,而诗人想象的丰富奇妙,笔致的活泼空灵,则同样使人惊叹。

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静寂的,山冈一带的丛林里冒出人家一缕缕的炊烟,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渐老的时候了。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完全沉浸在他的视野里,他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而他的描写又是毫不粘滞的。他站得高,望得远,抓住了一刹那间的感受,用极端凝炼的形象语言,在随意点染中勾勒出一个深秋的轮廓,深深地透漏出季节和环境的气氛。他不仅写出秋景,而且写出了秋意。如果我们细心领会一下,就会发现他在高度概括之中,用笔是丝丝入扣的。

这结尾两句,从表面看来很简单,只不过和开头二句一呼一应,点明登览的地点是在“北楼上”;这北楼是谢朓所建的,从登临到怀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顺便说一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这里值得注意是“谁念”两个字。“怀谢公”的“怀”,是李白自指,“谁念”的“念”,是指别人。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临风怀谢公”的心情没有谁能够理解。这就不是一般的怀古了。

李白在长安为权贵所排挤、弃官而去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之中,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客中的抑郁和感伤,特别当摇落秋风的时节,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旧游之地,现在他又重来这里。一到宣城,他就会怀念到谢朓,这不仅因为谢朓在宣城遗留下象叠嶂楼这样的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朓对宣城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朓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朓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世隔,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这种渺茫的心情,反映了他政治上苦闷彷徨的孤独之感;正因为政治上受到压抑,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得寄情山水,尚友古人;他当时复杂的情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辞·西曲歌》旧题。现存南朝梁简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题,内容大都比较靡艳,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两句换韵。李白此篇,不但内容从旧题的歌咏艳情转为讽刺宫廷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时间,筑成横亘五里的姑苏台(旧址在今苏州市西南姑苏山上),上建春宵宫,与宠妃西施在宫中为长夜之饮。诗的开头两句,不去具体描绘吴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靡,而是以洗炼而富于含蕴的笔法,勾画出日落乌栖时分姑苏台上吴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的剪影。“乌栖时”,照应题面,又点明时间。诗人将吴宫设置在昏林暮鸦的背景中,无形中使“乌栖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宫的幽暗气氛,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而这种环境气氛,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纵情享乐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暗含乐极悲生的意蕴。这层象外之意,贯串全篇,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对吴宫歌舞,只虚提一笔,着重写宴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轻歌曼舞,朱颜微酡,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却忽然意外地发现,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暮色就要降临了。“未”字“欲”字,紧相呼应,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而落日衔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乌栖时”一样,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使得“欢未毕”而时已暮的描写,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续写吴宫荒之夜。宫体诗的作者往往热中于展览豪华颓靡的生活,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银箭金壶”,指宫中计时的铜壶滴漏。铜壶漏水越来越多,银箭的刻度也随之越来越上升,暗示着漫长的秋夜渐次消逝,而这一夜间吴王、西施寻欢作乐的情景便统统隐入幕后。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越过长空,此刻已经逐渐黯淡,坠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这里在景物描写中夹入“起看”二字,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有人的活动,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隐藏着秽丑恶,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昼则望长绳系日,夜则盼月驻中天,因此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正是末代统治者所特具的颓废心理。“秋月坠江波”的悲凉寂寥意象,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栖景象相应,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在回环往复中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锋并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乌栖曲》旧题偶句收结的格式,变偶为奇,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东方渐高奈乐何!”“高”是“皜”的假借字。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寻欢作乐难道还能再继续下去吗?这孤零零的一句,既象是恨长夜之短的吴王所发出的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叹喟,又象是诗人对沉溺不醒的吴王敲响的警钟。诗就在这冷冷的一问中陡然收煞,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有显著的特点,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写出吴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达旦的过程。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并不作具体描绘渲染,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换,来暗示吴宫荒的昼夜相继,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死,并通过寒林栖鸦、落日衔山、秋月坠江等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隐寓荒纵欲者的悲剧结局。通篇纯用客观叙写,不下一句贬辞,而讽刺的笔锋却尖锐、冷峻,深深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唐宋诗醇》评此诗说:“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这是颇能抓住本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一般都写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这首《乌栖曲》却偏于收敛含蓄,深婉隐微,成为他七古中的别调。前人或以为它是借吴宫荒来托讽唐玄宗的沉湎声色,迷恋杨妃,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荒废政,和夫差先发愤图强,振吴败越,后沉湎声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处。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看来贺知章的“泣鬼神”之评,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李白与杜甫的交谊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一页。现存的李白诗歌中,公认的直接为杜甫而写的只有两首,一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另一首就是这首诗。

沙丘城,位于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之地。这首诗可能是天宝四载(745)秋,李白在鲁郡送别杜甫、南游江东之前,回到沙丘寓所写。从天宝三载春夏之交,到天宝四载秋,两人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分别,但相处的日子还是不少的。现在,诗人送别了杜甫,从那种充满着友情与欢乐的生活中,独自一人回到沙丘,自然倍感孤寂,倍觉友谊的可贵。此诗就是抒发了这种情境之下的无法排遣的“思君”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我”──“我”的生活,“我”的周围环境,以及“我”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读来大有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觉,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主旨之后,再回过头去细味前六句,便又觉得无一句不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不能不直抒其情。可以说前六句之烟云,都成了后二句之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情事以浓郁的诗味。

诗劈头就说:“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自己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不来沙丘“高卧”又会怎样呢?联系诗题(“寄杜甫”),联系来沙丘之前和杜甫相处的那些日子,答案就不言而喻了。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一二句偏于主观情绪的抒发,三四句则转向客观景物的描绘。“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象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人愁思难解。怎么办呢?“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不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不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自己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不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不息、相思不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不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采。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律体盛行的时候,对于古诗的写作也不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非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示惋惜。末句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情中有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作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 *** 练和作战的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寰宇记》: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港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时水退,复依然如故。

功盖三分国①,名成八阵图②,江流石不转③。遗恨失吞吴④。

(江流石不转,此阵图之垂名千载者。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应。《东坡志林》: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朱注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刘建曰: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虢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

①《蒯通传》:“功盖天下者不赏。”《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②乐毅书:“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旧注“阵势八: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③《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④《后汉·王常传》:“死无遗恨。”《蜀志》:郤正《释讥》:“吞嚼八区。”吴见思论云:末句作“遗恨在吞吴”,文意自明,旧作“失吞吴”,似费解。附考:《东坡志林》: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常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蕝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

《成都图经》:武侯八阵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镇者,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阵法也。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国,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郦道元已言倾褫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基,魁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鱼复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依却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财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看老之说云:为江石兵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复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于八阵,形圆于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势,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夏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不转也。

王昱曰:阵势八: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全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d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d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写于成都,时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春,诗人客蜀已是第五个年头。上年正月,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平定;十月便有吐蕃陷长安、立傀儡、改年号,代宗奔陕州事;随后郭子仪复京师,乘舆反正;年底吐蕃又破松、维、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继而再陷剑南、西山诸州。诗中“西山寇盗”即指吐蕃;“万方多难”也以吐蕃入侵为最烈,同时,也指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廷内外交困、灾患重重的日益衰败景象。

你好
建议一个月以后复查,如果丙肝抗体还是弱阳性的话就是丙肝病人
何谓丙型肝炎?
引致肝脏炎症的病毒性感染。在美国,是当前最常见的经输血传播的肝炎。过去,本病诊断依赖于排除甲型、乙型肝炎和其他引致肝脏损伤的原因后归类于丙肝,现已可通过检验确诊。
如何感染?
因接触感染性血液而传播,亦可经性接触传播,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作用尚不明。感染的危险人群包括:接受输血者、静脉药瘾者、感染者的家庭成员包括性伴侣及接触感染血液的医务人员。夏威夷对供血员作常规丙肝检查,阳性者除名。
有那些症状?
食欲消失、呕吐、胃痛、疲乏、皮肤巩膜黄染。疾病早期,症状类似乙肝,但较轻,如感染超过6个月,称慢性丙肝,许多丙肝感染者并无症状。
症状何时出现?
通常在感染后7周,幅度为2-24周。
传染期多长?
在症状出现前几周至整个患病期间均有传染性。慢性丙肝携带者的传染性仍不明确。
如何治疗?
有一种抗病毒药对某些患者有效,可就医获得更多信息。
如何免受感染?
防止接触可能为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和其他体液。不共用可能被污染的牙刷、剃刀、注射器和其他物品。
肝炎患者就诊牙医或其他检查,应向医师告知病情,以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肝炎感染者不得作为供血员。
丙型肝炎的流行情况如何?
丙型肝炎是由丙型肝炎病毒(HCV)引起肠道外传播的一类传染病。输血及血制品引起传播是本病的主要途径。据国外报道,输血后引起的肝炎中,90%以上是丙型肝炎;10%~25%散发性急性病毒性肝炎为丙型肝炎。在美国,每年约有15万~17万人罹患本病。我国温表于缺乏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故确切发病人数尚不清楚,但输血后丙肝的比例约占60%~80%。而急性散发性肝炎患者中,丙肝约占12%~24%。此外,因单采血浆回输血球发生血液污染而引起丙肝暴发流行的报告亦较多。
近年来,靠输血途径传播的丙肝例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如美国1988年的调查数字表明,急性丙肝中46%有静脉注射毒品史,10%有不正当性接触或家庭内肝炎接触史,5%有经常接触血液或血液透析史,而输血引起者仅占6%。其中不正当性行为与家庭内肝炎接触史的发病率要比不具备这些因素者分别高出11倍和6倍。此外,母婴垂直传播也是一个途径。丙肝的这种多途径传播,造成了预防上的困难,故其发病率正呈逐渐上升趋势,流行范围也逐渐扩大。
而对部分正常人群开展的抗一HCV的检测调查表明,人群中存在的较多的慢性HCV携带者也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HCV,从而有可能造成丙型肝炎的发生和流行。
得了丙型肝炎怎么办?
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丙型肝炎也可分为急性、慢性与重型三种不同的临床类型,故其治疗方法也有所不同。
(1)急性丙型肝炎:适当的休息、合理的营养和饮食及保肝药的合理使用,是所有急性病毒性肝炎的共同疗法。至于急性丙肝要不要及早使用抗病毒的干扰素治疗,目前专家们仍持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早期应用干扰素消除丙肝病毒,防止其转为慢性肝炎;也有人认为丙肝也有自愈倾向,干扰素不仅价格昂贵,部分病人还会产生副作用,再说也未必能完全防止慢性化,故急性期不主张应用。但临床上应灵活掌握,如果病人经一般治疗后病情好转不明显,血清转氨酶(ALT)或血清丙肝病毒去氧核糖核酸(HCV-DNA)持续或反复升高,在病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使用干扰素。
(2)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疗:具体措施有三:
1)抗病毒治疗:目前公认比较有效的抗病毒药首推α-干扰素(IFN-α),剂量为300万单位/次,每周3次,皮下或肌肉注射。以后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及治疗效果,增至500万单位/次,每周3次,疗程为3~6个月。据报道,约50%病人出现复发,但再次应用干扰素治疗仍可获效。因此有人主张加大剂量,延长疗程至一年,或配合应用其他抗病毒药,可提高疗效,减少复发。用药后如出现贯寒、发热、类感冒反应及眩晕、脱发,甚至末梢血白细胞及血小板减少等副作用,应立即停药,多可自然恢复。此外,应用广谱抗病毒药——病毒唤(三氮唤核耷)治疗丙肝,有明显降低及恢复转氨酶和丙肝病毒会氧核糖核酸(HCV-DNA)水平的效果。用量为每日口服l~1.2克,或0.4~0.6克/日,肌注或加入500毫升5%的葡萄糖液中静脉点滴。疗程为3~6个月。
2)免疫调节剂治疗:可以纠正慢性丙型肝炎出现的免疫功能障碍,促进丙肝病毒的清除和病体的恢复。也可配合应用其他抗病毒药。
3)改善肝功能治疗:可参考有关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条目。
(3)重型肝炎治疗:丙肝病毒(HCV)若与其他类型的肝炎病毒、特别是乙肝病毒(HBV)混合感染,极容易引起重症肝炎。
丙型肝炎的传播方式与流行状况是怎样的?
本病呈世界性分布,据国外报道,90%以上输血后肝炎和25%以上急性散发性肝炎为丙型肝炎。我国目前由于献血员筛查的方法尚不够灵敏,输血后丙肝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①经血传播:HCV主要经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输血后丙肝病毒的感染率与献血员的HCV携带状态有关。美国与日本的献血员抗-HCV检出率为12%~14%,意大利为09%,德国为04%。我国曾对588名合格献血员进行抗-HCV检测,结果935%抗-HCV阳性,经PCR检查HCVRNA,说明抗-HCV阳性者大多具有感染性,此为HCV无症状携带者,具有高度传染危险性。
HCV经血液制品传播也屡见不鲜。国内外报道有因输注第Ⅷ因子、第Ⅸ因子或纤维蛋白原而发生丙型肝炎者。
经常暴露血液者,如血友病患者,妇产科、外科医生、手术者,胸外手术体外循环病人,肾移植血液透析病人及肿瘤患者,均极易感染丙型肝炎。静脉毒瘾者亦是HCV感染的高危人群。
②性接触传播:研究发现丙型肝炎发病与性接触尤其与接触多个性伙伴明显相关。
③母婴传播:有学者研究认为母婴传播不如HBV多见,主要是家庭水平传播。
④日常生活接触:虽然经血传播是丙型肝炎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但至少15%~30%散发性丙型肝炎病人,无经血或肠道感染史。丙型肝炎病人的精液、唾液及阴道分泌物中发现HCV RNA阳性。提示性接触和日常生活接触可能传播HCV,但机率较低。
丙型肝炎的临床表现有哪些特征?
①潜伏期约为2~26周,平均74周。输Ⅷ因子引起的丙型肝炎,潜伏期7~33天,平均19 天。
②丙肝较乙肝为轻,多为亚临床无黄疸型,转氨酶峰值较低,大多数患者不易被发现。
③丙肝常见单项转氨酶(ALT)升高,且长期持续不降或反复波动。
④短潜伏期丙肝,病情较重,症状突出,常有黄疸,但较少发展为慢性化。长潜伏期和轻型或无黄疸型丙型肝炎,易发展成慢性。
⑤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较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更易慢性化。据观察研究,约40%~50%发展成为慢性肝炎,25%发展成为肝硬化,余为自限性经过;从HCV发展成慢性肝炎平均约为10年,肝硬化平均约20年,少数患者恶变成为原发性肝细胞癌需30年。
⑥虽然一般丙型肝炎经过较轻,但亦可见急性丙型肝炎暴发型与亚急性经过,或慢性迟发性肝功衰竭等严重表现,而丙型暴发肝炎时与乙型肝炎不同,HCV仍处于高度复制状态。
丙型肝炎与乙型肝炎有何相似之处?
①丙型肝炎的传播方式与乙型肝炎相似,两者均是经过血液、通过输血、血制品、血液透析及静脉内滥用药物等方式传播。
②丙型肝炎临床表现与乙型肝炎相似,但丙型肝炎无症状及无黄疸病例较多,有些患者不易被发现,且肝功检查常表现单项转氨酶升高,持续不降或反复波动。
③丙型肝炎与乙型肝炎一样,也有无症状丙肝病毒携带者,且无症状带病毒供血者,能传播丙型肝炎给受血者。
④丙型肝炎与乙型肝炎均有向慢性肝炎或肝硬化发展的倾向,其发生率甚至比乙型肝炎更高,丙型肝炎也可发展为原发性肝细胞癌。
⑤丙型肝炎和乙型肝炎由于传播途径上的相似,因此丙肝与乙肝可以重叠感染,且重叠感染较单个感染发生重症肝炎和病死率要高,表明丙肝与乙肝重叠感染可加剧肝脏的损害。
⑥丙型肝炎也可能有性接触传播及母婴传播,但不如乙型肝炎发生率高。
丙型肝炎病毒血症有哪几种类型?
通过对输血后HCV感染者的系列血清标本进行抗-HCV的检查及HCVRNA研究,发现HCV感染的病毒血症有以下三种类型。
①急性感染的短暂病毒血症。主要见于急性自限性丙型肝炎。应用PCR法可在ALT升高之前检出HCVRNA,但病毒血症持续时间较短,可仅数天或数月。而抗-HCV往往要在ALT升高后数天或数月才能检出。
②慢性感染的持续病毒血症。HCVRNA可在急性期,ALT升高之前检出,并且持续存在。现已观察至少存在三年以上。
③慢性感染的间歇病毒血症。表现在感染早期出现病毒血症,其后病毒血症消失数月,几年以后,重新出现病毒血症。重新出现的病毒血症与急性阶段出现病毒血症相似,一般在ALT 出现升高之前。提示肝内病毒活动性复制。
丙型肝炎有何病理特点,其发病机制是怎样的?
慢性丙型肝炎的肝组织学改变与其他肝病难以区别,可表现为慢活肝、慢迁肝及肝硬化等改变。无症状HCV感染者肝活检组织病理改变也可见到慢活肝及肝硬化病变。
急性期丙型肝炎病人肝脏组织病理改变常见:①肝实质可见小脂肪滴;②肝窦壁细胞明显活化,枯否细胞增生,肝窦内可见淋巴细胞,有的表现为“单核细胞增多症状样改变”;③肝细胞浆内呈不规则嗜伊红变及嗜伊红小体;④肝细胞形成气球样变,肝细胞浆疏松,肝细胞膜界分明,似中毒性肝细胞损害改变;⑤可见巨细胞。
汇管区病变一般较急性甲肝与乙肝轻,但差别较大,轻者仅见淋巴细胞浸润为主,重者可见大量滤泡淋巴细胞聚集,片状坏死与桥接坏死在重症叶也可见到,亦可见小胆管损伤。反复急性发作的丙肝病人,连续肝活检证实其中约10%~15%伴有肝硬化病变。有人报告发病后6 个月内约1/3丙型肝炎组织学证实有肝硬化。
丙型肝炎是以肝细胞损伤为主的疾病,肝细胞破坏的机制有两种可能性。
①丙肝病毒直接破坏肝细胞,由于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和原位杂交检测均显示血清及肝脏丙肝病毒核糖核酸(HCVRNA)的变化与转氨酶异常变化相平行。认为病毒在复制过程中可能直接损伤肝细胞的细胞器,促使肝细胞膜对转氨酶的通透性增强。HCV抗原肝细胞可见胞浆明显疏松水肿,可见小空泡性脂肪变性及气球样变。均提示HCV具有直接破坏肝细胞的作用。
②较多实验证明免疫因素也是肝细胞损伤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细胞免疫可能是丙肝病毒导致肝细胞损伤的重要因素。
丙肝病毒是否可以发生母婴传播?
丙肝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现已发现母亲体内高水平的病毒血症能促使丙肝病毒传播给下一代,妊娠后期急性丙肝病毒感染可促使母婴间传播,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分娩过程中,围产期传播率为10%左右,有人报道,正常分娩较经腹剖宫产更易导致婴儿丙肝病毒(HCV)感染。至于母乳喂养是否可以传播丙型肝炎,目前尚无证据证明。
唾液能传播丙肝吗?
国外有人收集感染丙肝黑猩猩的唾液,经皮接种于另一只猩猩后,被接种的黑猩猩虽无临床症状,但电子显微镜证实确已感染了丙肝病毒。这提示患丙肝的黑猩猩的唾液中,可能会有丙肝的传播因子并能经皮传播给其他黑猩猩。
国外对丙肝患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调查发现,其家庭成员中丙肝抗体阳性率为49%,临床丙肝患者唾液中40%能测出丙肝病毒核糖核酸(HCV RNA)阳性。认为接吻、唾液污染可能是造成家庭成员和密切接触者传播丙肝的重要方式之一。
丙肝能通过性接触传播吗?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调查1988年急性丙肝的传播途径时发现,仅6%的患者有输液史,5%的患者有血液接触史或血液透析史,46%的患者有静脉内滥用毒品史,10%则是与家庭内有肝炎病史者有性接触的主妇或性伙伴。另一次对照研究表明,凡有2个以上异性伴侣的人群组,较无性伙伴的对照组的丙肝发生率高11倍;有性接触或家庭内接触丙肝患者史者较对照组高6倍。
国内报告7例输血后丙肝患者的精液中4例查出丙肝病毒核糖核酸(HCV RNA)阳性,9例输血后丙肝女性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中2例HCV RNA阳性。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性接触在丙肝的传播中起重要作用。
丙肝在配偶中的感染情况如何?
丙肝主要是通过输血及血制品传播,但实际上有不少并非通过输血传播。日本时四元对丙肝患者能否将丙肝病毒传染给其配偶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是82名慢性丙肝患者的配偶,对照组为47名慢性乙肝患者的配偶。结果表明慢性丙肝患者配偶的肝功能障碍发生率较慢性乙肝患者配偶肝功障碍发生率明显高。因此认为,丙肝病毒可在配偶间发生传播。
慢性丙肝在其配偶中的传播率可高达21%,显著高于其他家庭成员。研究还表明,夫妻间感染的丙肝病毒,其核糖核酸(HCV RNA)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夫妻间感染的丙肝病毒的序列分析已肯定,其同源性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干扰素对急性丙肝治疗有效吗?
Omata等曾在1990年对11例急性肝患者用干扰素治疗4周,14例急性丙肝患者不接受治疗作对照。1年后,对照组的14例患者中有13例的血清丙氨酸基转移酶(ALT)波动,而治疗组11例中只有4例波动。两组差异显著。用干扰素治疗的丙肝患者,体内的丙肝病毒可被抑杀,发病过程可以中断。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对急性丙肝患者采用干扰素治疗,至少可以防止30%的丙肝患者向慢性化发展,而且急性丙肝一旦明确诊断,干扰素的应用越早越好。
丙肝的预后怎样?
虽然丙肝临床症状相对较轻,但易向慢性化转变,血清转氨酶常呈波浪起伏性升高,持续达 6 个月者(占57%)比乙肝(占28%)更为多见。长潜伏期和轻型或无黄疸型者,易发展为慢性;女性较男性更易发展为慢性;老年和高剂量丙肝病毒急性感染者易发展为慢性;经皮传播者,特别是输血后丙肝较非肠道外传播者更易发展为慢性。其中10%~20%发生肝硬变,有时在急性起病后几个月至1年之内,在无症状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演变为肝硬变,而且,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速,预后不良。
丙肝与原发性肝癌有关系吗?
丙肝病毒感染后,尤其是已有肝硬变者,发生肝癌的危险性就增加。丙肝在多年后可发展为肝硬变,甚至发生肝细胞癌。急性丙肝一定要转为慢性后才可能发展为肝组织纤维化、肝硬变、肝癌,迅速恶性变者约要历时13~17年,缓慢恶性变者需25年或更长。定期检查丙肝患者的血清转氨酶及甲胎球蛋白水平,对了解病毒血症和病变活动情况以及对预防肝硬变、肝癌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
如何预防丙肝?
丙肝病毒感染后,人体并不产生对同源或异源病毒的免疫保护作用,目前尚无疫苗可用。有人使用非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作为被动免疫,其效果亦欠佳,似乎没有中和抗体,因此,目前预防丙肝只能通过间接手段。
①尽量减少输血。
②尽量用志愿供血者的血,而不用职业供血者的血。
③筛查供血者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丙肝抗体及乙肝核心抗体。
④进行有创检查或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无菌 *** 作。
⑤采取教育和宣传手段,禁毒,禁止卖嫖娼,禁止注射毒品。
干扰素治疗输血后丙型肝炎的效果如何?
国外报道,用干扰素治疗输血后丙型肝炎11例,治疗前肝活检证实5例为慢性活动性肝炎,6例为急性肝炎。方法是将人成纤维细胞干扰素300单位加入500mL生理盐水中静脉点滴,每周3次,共4周。治疗结束后,对4例急性肝炎及4例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进行了肝活检,另1例急性肝炎于1年后行肝活检,结果如下:
①4例急性肝炎患者中的3例和4例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中的2例,其门静脉区和肝小叶周围炎性浸润改善,未发现肝细胞坏死,但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的肝纤维化程度无改善;另1例急性肝炎在治疗1年后,肝活检示组织学正常。
②5例慢性活动肝炎于1周后,转氨酶开始下降,3例降至正常范围,但1个月后,全部患者转氨酶回升,12个月达治疗前水平;6例急性肝炎,5例转氨酶降至正常范围,其中4例稳定12 个月,1例3周后谷丙转氨酶回升,4个月后自行恢复正常,稳定7个月;另1例急性肝炎于治疗结束后,转氨酶立即恢复正常,且稳定12个月。
上述结果表明,输血后急性丙型肝炎,干扰素治疗效果肯定,而对输血后慢性丙型活动性肝炎,仅有暂时降酶作用。因此认为,干扰素小剂量治疗输血后急性丙型肝炎,疗效良好,前景广阔,但能否防止急性肝炎慢性化,还需要作对照研究。
重组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的效果如何?
有人用重组干扰素治疗10例丙型肝炎患者,500万单位/日,1个月后8例转氨酶明显下降,继续治疗(剂量减至100万单位,3次/周),转氨酶持续得到改善。随访肝活检显示,所有转氨酶降低的患者,其组织学均改善。这8例患者持续1年,停药后有6例在生化和组织学方面均持续改善,随访1~3年一直无症状,血清转氨酶正常或接近正常。仅有2例复发,血清转氨酶回升到治疗前水平。
另一作者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以评价重组干扰素对慢性丙型肝炎的疗效。共观察166例患者,均接受过输血或在职业上暴露于血液者,血清转氨酶至少持续升高1年,肝活检符合慢性肝炎。对患者随机分为3组:第一组58例,皮下注射重组干扰素300万单位/次,3次/周,共注射24周;第二组57例,100万单位/次,3次/周,共24周;第三组对照组51例,未接受干扰素治疗。结果24周后,转氨酶降至正常或接近正常者,第一、第二和第三组分别占46 %、28%及8%,两个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值分别<0001和<002。在第一组治疗有效的26例中,转氨酶完全降至正常者有22例,占85%;而在第二组有效的16例中有9例转氨酶正常,占56%。停药后6个月内复发者,第一组占51%,第二组占44%。因此认为,24周干扰素疗法对控制大多数丙型肝炎患者的病情是有效的,但停药后常会复发。
丙型和戊型肝炎是怎样命名的?
应用敏感的特异性血清学试验诊断甲型及乙型肝炎以来,发现一些具有传染病特点,但缺乏目前已知的病毒血清学(甲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EB病毒及单纯疱疹病毒)证据的急性和慢性肝炎,统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主要具有2个明显的特征:
①通过肠胃外途径传播:是输血和输入某些血浆提取物,如第Ⅷ因子和第Ⅸ因子的一个重要并发症,在血液透析、骨髓和肾移植、血友病及心脏外科患者、静脉内滥用药物和经皮注射的患者中,多次发生非甲非乙型肝炎暴发流行。日本菊地金男报告1644例接受输血的患者中,246例发生了输血后肝炎,仅37%(9/246例)为乙型肝炎,963%(237/246例)为非甲非乙型肝炎,本型在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与乙型肝炎相似。
②经粪-口途径传播:由于水源或食物被粪便污染所致,如供应人口众多的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可造成大规模非甲非乙型肝炎暴发流行,故又称水源性非甲非乙型肝炎,其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类似甲型肝炎。1989年9月,在东京召开的国际非甲非乙型肝炎和经血传播的传染病学术会议上,将上述两型肝炎分别正式命名为丙型肝炎和戊型肝炎。
丙型肝炎病毒的高危人群有哪些?
丙型肝炎的高危人群是指经常肠道外暴露血液者,如血友病患者、静脉内滥用药物成瘾者、血液透析患者、骨髓和肾移植患者、心外科患者以及经常经皮注射的患者。据来自西班牙的报告,血友病患者、静脉内滥用药物成瘾者及血液透析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64%、70%及20%,较一般人群明显为高。
我国检测65例单项转氨酶异常的供血者表明,其丙肝抗体阳性率为908%(59/65),说明我国供血者是丙肝高危人群。这些人群经常是无肝炎症状和体征,而仅是单项转氨酶升高。提示我们今后对单项转氨酶增高而无肝炎临床症状者不仅要检查乙型肝炎病毒的标志,更应该检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及丙肝病毒RNA。
丙型肝炎与丁型肝炎有何相同之处?
①传播途径相同,主要通过胃肠外途径传播。
②临床上,两者均可使病情发展为慢性化,而且最常见的组织学损害为慢性活动性肝炎及肝硬变,预后不好。
③两种病毒实验感染的黑猩猩,肝组织学损伤相似,均以细胞毒表现为主,而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肝细胞浆中均可见相似的管状结构改变。
丙肝抗体阳性者有无传染性?
丙肝抗体阳性患者的血中含有丙型肝炎病毒,具有传染性。有人对1984~1986年间接受5150 份血制品注射后的383例心外科手术患者的丙型肝炎发生率,进行了前瞻性研究,结果9例发生输血后丙型肝炎患者中,有6例(67%)丙肝抗体阳性,而374例未发生丙型肝炎者中,只有9例(24%)丙肝抗体阳性(P<0001)。9例输血后丙型肝炎患者共接受血制品151 份,其中6份(39%)丙肝抗体阳性,374例未发生丙型肝炎的患者共接受血制品4999份,其中丙肝抗体阳性31份(06%),P<0001。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输丙肝抗体阳性患者的血,丙型肝炎的发生率显著高于输丙肝抗体阴性者的血。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评析: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在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至长安,次年(至德二年)写此诗。
��诗人目睹沦陷后的长安之箫条零落,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不免感慨万端。诗的一、二两联,写春城败象,饱含感叹;三、四两联写心念亲人境况,充溢离情。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今人徐应佩、周溶泉等评此诗曰:“意脉贯通而平直,情景兼备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此论颇为妥帖。“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下唐都长安。七月,杜甫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的羌村,去投奔肃宗。途中为叛军俘获,带到长安。因他官卑职微,未被囚禁。《春望》写于次年三月。
诗的前四句写春城败象,饱含感叹;后四句写心念亲人境况,充溢离情。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开篇即写春望所见: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令人满目凄然。司马光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温公续诗话》)诗人在此明为写景,实为抒感,寄情于物,托感于景,为全诗创造了气氛。此联对仗工巧,圆熟自然,诗意翻跌。“国破”对“城春”,两意相反。“国破”的颓垣残壁同富有生意的“城春”对举,对照强烈。“国破”之下继以“山河在”,意思相反,出人意表;“城春”原当为明媚之景,而后缀以“草木深”则叙荒芜之状,先后相悖,又是一翻。明代胡震亨极赞此联说:“对偶未尝不精,而纵横变幻,尽越陈规,浓淡浅深,动夺天巧。”(《唐音癸签》卷九)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一般解释是,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见了反而堕泪惊心。另一种解释为,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溅泪,鸟亦惊心。两说虽则有别,其精神却能相通,一则触景生情,一则移情于物,正见好诗含蕴之丰富。
诗的这前四句,都统在“望”字中。诗人俯仰瞻视,视线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视野从城到山河,再由满城到花鸟。感情则由隐而显,由弱而强,步步推进。在景与情的变化中,仿佛可见诗人由翘首望景,逐步地转入了低头沉思,自然地过渡到后半部分——想望亲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安史叛乱以来,“烽火苦教乡信断”,直到如今春深三月,战火仍连续不断。多么盼望家中亲人的消息,这时的一封家信真是胜过“万金”啊!“家书抵万金”,写出了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这是人人心中所有的想法,很自然地使人共鸣,因而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遍地,家信不通,想念远方的惨戚之象,眼望面前的颓败之景,不觉于极无聊赖之际,搔首踌躇,顿觉稀疏短发,几不胜簪。“白发”为愁所致,“搔”为想要解愁的动作,“更短”可见愁的程度。这样,在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又叹息衰老,则更增一层悲哀。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念家人的美好情 *** ,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浑灏,因而一千二百余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评析:
��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示惋惜。末句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情中有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作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 *** 练和作战的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评析:
��这是一首叙事抒情诗,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延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想到可以挈眷还乡,喜极而涕,这种激情是人所共有的。全诗毫无半点饰,情真意切。读了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时对着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此,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d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评析:
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第而归,于是北游齐鲁。这首诗就是在漫游途中所作。写泰山的诗很多,只有杜甫能用“齐鲁青未了”五字而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其结句尤其精妙,气势不凡,意境辽远,将诗人的抱负和理想都含蕴其中。全诗开阔明朗,情调健康。
杜甫《望岳》诗,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这一首是望东岳泰山。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四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此诗即写于北游齐、赵(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全诗没有一个“望”字,但句句写向岳而望。距离是自远而近,时间是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悬想将来的登岳。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虚字,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齐鲁青未了”,是经过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真是惊人之句。它既不是抽象地说泰山高,也不是象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地理特点,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诗说:“齐鲁到今青未了,题诗谁继杜陵人?”他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是有道理的。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钟”字,将大自然写得有情。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割”本是个普通字,但用在这里,确是“奇险”。由此可见,诗人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作风,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养成。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因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最后两句,写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王勃《春思赋》:“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朱轩临上春。”有时单用一个“会”字,如孙光宪《北梦琐言》:“他日会杀此竖子!”即杜诗中亦往往有单用者,如“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
从这两句富有启发性和象征意义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也正是从这两句诗的象征意义着眼的。这和杜甫在政治上“自比稷与契”,在创作上“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正是一致的。此诗被后人誉为“绝唱”,并刻石为碑,立在山麓。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评析:
��这是一首咏史诗。作者借游览武侯祠,称颂丞相辅佐两朝,惋惜他出师未捷而身死。既有尊蜀正统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慨。
��诗的前半首写祠堂的景色。首联自问自答,写祠堂的所在。颔联“草自春色”、“鸟空好音”,写祠堂的荒凉,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后半首写丞相的为人。颈联写他雄才大略(“天下计”)忠心报国(“老臣心”)。末联叹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引得千载英雄,事业未竟者的共鸣。
怀着对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的深深敬意,缅怀他生前的显赫功勋,并寄予了无穷的感叹,也蕴藉着诗人匡时济世的抱负和失望心情。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可知老杜此诗意在人而不在祠。然而诗又分明自祠写起。何也?盖人物千古,莫可亲承;庙貌数楹,临风结想。因武侯祠庙而思蜀相,亦理之必然。但在学诗者,虚实宾主之间,诗笔文情之妙,人则祠乎?祠岂人耶?看他如何着墨,于此玩索,宜有会心。
开头一句,以问引起。祠堂何处?锦官城外,数里之遥,远远望去,早见翠柏成林,好一片葱葱郁郁,气象不凡那就是诸葛武侯祠所在了。这首一联,开门见山,洒洒落落,而两句又一问一答,自开自合。
接下去,老杜便写到映阶草碧,隔叶禽鸣。
有人说:“那首联是起,此颔联是承,章法井然。”不错。又有人说:“从城外森森,到阶前碧色,迤迤逦逦,自远望而及近观,由寻途遂至入庙,笔路最清。”也不错。不过,倘若仅仅如此,谁个不能?老杜又在何处呢?
有人说:既然你说诗人意在人而不在祠,那他为何八句中为碧草黄鹂、映阶隔叶就费去了两句?此岂不是正写祠堂之景?可知意不在祠的说法不确。
又有人说:杜意在人在祠,无须多论,只是律诗幅短,最要精整,他在此题下,竟然设此二句,既无必要,也不精彩;至少是写“走”了,岂不是老杜的一处败笔?
我说:哪里,哪里。莫拿八股时文的眼光去衡量杜子美。要是句句“切题”,或是写成“不啻一篇孔明传”,谅他又有何难。如今他并不如彼。道理定然有在。
须看他,上句一个“自”字,下句一个“空”字。此二字适为拗格,即“自”本应平声,今故作仄;“空”本应仄声,今故作平。彼此互易,声调上的一种变换美。吾辈学诗之人,断不能于此等处失去心眼。
且说老杜风尘澒洞,流落西南,在锦城定居之后,大约头一件事就是走谒武侯祠庙。“丞相祠堂何处寻”?从写法说,是开门见山,更不纡曲;从心情说,祠堂何处,向往久矣!当日这位老诗人,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奔到了祠堂之地他既到之后,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他“首先”注意的却是阶前的碧草,叶外的黄鹂!这是什么情理?
要知道,老杜此行,不是“旅游”,入祠以后,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他和普通人一样,自然也是看过了的。不过到他写诗之时(不一定即是初谒祠堂的当时),他感情上要写的绝不是这些形迹的外观。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感受。写景云云,已是活句死参;更何况他本未真写祠堂之景?
换言之,他正是看完了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使得他百感中来,万端交集,然后才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
在这里,你才看到一位老诗人,独自一个,满怀心事,徘徊瞻眺于武侯祠庙之间。
没有这一联两句,诗人何往?诗心安在?只因有了这一联两句,才读得出下面的腹联所说的三顾频烦(即屡屡、几次,不是频频烦请),两朝开济(启沃匡助),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这一切,老杜不知想过了几千百回,只是到面对着古庙荒庭,这才写出了诸葛亮的心境,字字千钧之重。莫说古人只讲一个“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诗人所理解的天下之计,果真是指“刘氏子孙万世皇基”不成?老臣之心,岂不也怀着华夏河山,苍生水火?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的诗人老杜,不禁丸澜被面,老泪纵横了。
庭草自春,何关人事;新莺空啭,祗益伤情。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如何却说他是“败笔”?就是“过渡”云云(意思是说,杜诗此处颔联所以如此写,不过是为自然无迹地过渡到下一联正文),我看也还是只知正笔是文的错觉。
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q”“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
然而,老杜又绝不是单指个人。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他之所怀者大,所感者深,以是之故,天下后世,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岂偶然哉!
上元元年(760)春 ,诗人由秦州漂泊到成都,耕读浣花溪畔。成都是当年蜀汉建都的地方,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幽凭吊,写下这首七律《 蜀相》,抒发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古典诗歌中常以问答起句,突出感情的起伏不平。这首诗的首联也是如此。“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一问一答,一开始就形成浓重的感情氛围,笼罩全篇。上句“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 。“何处寻”,不疑而问,加强语势,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诸葛亮在历史上颇受人民爱戴 ,尤其在四川成都,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寻”字之妙在于它刻画出诗人那追慕先贤的执著感情和虔诚造谒的悠悠我思。下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出诗人凭吊的是成都郊外的武侯祠。这里柏树成荫,高大茂密,呈现出一派静谧肃穆的气氛。柏树生命长久,常年不凋,高大挺拔,有象征意义,常被用作祠庙中的观赏树木。作者抓住武侯祠的这一景物,展现出柏树那伟岸、葱郁、苍劲、朴质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精神,不禁肃然起敬。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只只黄莺,在林叶之间穿行,发出宛转清脆的叫声。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 。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想到这里,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怅惆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第三联浓墨重彩,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出山之前,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指出诸葛亮在当时就能预见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并为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统一国家之策,足见其济世雄才。下句写出山之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颂扬他为国呕心沥血的耿耿忠心。两句十四个字,将人们带到战乱不已的三国时代,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划出一位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怀古为了伤今。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使诗人忧心如焚。他渴望能有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正是这种忧国思想凝聚成诗人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诗人寄托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诗的最后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悲剧性结局无疑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
总的说来,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杭 州 五 舟 可 以 为 客 户 购 买 印 度已 经 上 市、印 度 正 规医 院、

开 具正 规 处方 的 吉 三 代,

会 先 安 排 患 者 在 自 己 家 中 进 行 印 度 医 院 专 家 视 频 会 诊,

会 诊 后 工 作人 员 会 将 药 物 及 医 院 处 方 等 以 快 递 的 方 式 寄 到 客 户 家 中,

客 户 可 以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买 到 安 全 放 心 的 吉 三 代。

杭 州 五 舟 t e l:( 4 0 0 —— 1 5 0—— 8 0 8 9 )

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

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

示惋惜。末句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情中有

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作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 *** 练和作战的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寰宇记》: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港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时水退,复依然如故。

功盖三分国①,名成八阵图②,江流石不转③。遗恨失吞吴④。

江流石不转,此阵图之垂名千载者。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应。《东坡志林》: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朱注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刘建曰: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虢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

①《蒯通传》:“功盖天下者不赏。”《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②乐毅书:“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旧注“阵势八: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③《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④《后汉·王常传》:“死无遗恨。”《蜀志》:郤正《释讥》:“吞嚼八区。”吴见思论云:末句作“遗恨在吞吴”,文意自明,旧作“失吞吴”,似费解。附考:《东坡志林》: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常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蕝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国,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郦道元已言倾褫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基,魁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鱼复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依却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财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看老之说云:为江石兵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复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于八阵,形圆于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势,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夏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不转也。

王昱曰:阵势八: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全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这是一首叙事抒情诗,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延续七年多的安史

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想到可以挈眷还乡,喜极而涕,这种激情是

人所共有的。全诗毫无半点饰,情真意切。读了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时对着

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此,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

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d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此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唐书》:宝应元年冬十月,仆固怀恩等屡破史朝义兵,进克东京,其将薛嵩以相、卫等州降,张志忠以恒、赵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义走至广阳自缢,其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幽州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①,便下襄阳向洛阳②。

(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上四,闻收复而喜。下思急还故乡也。初闻而涕,痛忆乱离。破愁而喜,归家有日也。纵酒,承狂喜。还乡,承妻子。未乃还乡所经之路。顾注忽传二字,惊喜欲绝。愁何在,不复愁矣。漫卷者,抛书而起也。黄生注此通首叙事之体。剑外见地,青春见时。曰作伴者,风和景明,能助行色也。)

①旧注巴县有巴峡,巫山县有巫峡,襄阳属楚,洛阳属河南。②顾注公先世为襄阳人,祖依艺,为巩令,徙河南。父闲,为奉天令,徙杜陵,而田园尚在洛阳。顾宸曰:杜诗之妙,有以命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王嗣奭日: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朱瀚曰:涕泪,为收河北。狂喜,为收河南。此通章关键也。而河北则先点后发,河南则先发后点。详略顿挫,笔如游龙。又地名凡六见,主宾虚实,累累如贯珠。真善于将多者。

黄生曰: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数首及此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对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对之欲笑。盖能以其性情达之纸墨,而后人之性情,类为之感动故也。使舍此而徒讨论其格调,剽拟其字句,抑末矣。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开元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蘅塘退士评为:“少陵七绝,此为压卷。”

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d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d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隐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q”,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过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说“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关系看作天经地义。须要指出的是,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一 般 情 况 下 丙 肝 吃饭 是 不 会 传 染 的 。 但 如 果 与 丙 肝  患 者 共 餐 时 , 接 触 者 口 腔 健康 状 况 较 差 , 特 别 是 有 口 腔 溃疡 或 皮 肤 破 损 时 ,丙 肝 病 毒 就 可 通 过 破 损 的 皮 肤 进 入接 触 者 的 血 液 中 , 进 而 感染 丙 肝 接 触 者 。 目 前 治 疗 丙 肝 的 药 物 比 较 多 , 有 4 种疗 效 特 别 好 的 : 索 非 布 韦、 达 卡 他 韦 和 吉 二 代 、 吉 三代 。 丙 肝 分 型 不 一 样 吃 的药 不 一 样 的 。 所 以 最 好还 是 通 过 正 规 渠道 买 , 和 印 度 医 院 做 下远 程 会 诊 , 开 处 方再 把 药 直 接 邮寄 回 来 。 之 前 我 是通 过 “ 杭 州 五 舟 ” 和印 度 阿 波 罗 医 院 做的 会 诊 ,  处 方 和 发 票和 药 一 起 寄 回 来 的。

杭 州 五 舟 t e l:( 4 0 0 —— 1 5 0—— 8 0 8 9 )

(1)谢朓北楼:在安徽省宣城县阳陵山顶。谢朓是南齐诗人,此楼是他任宣城太守时所建。(2)江城:指宣城。(3)两水:指宛溪、句溪。宛溪上下有凤凰、济川两桥。明镜:指拱桥桥洞和它在水中的倒影合成的圆形,像明亮的镜子一样。(4)彩虹:指水中的桥影。(5)人烟:炊烟。(6)谢公:谢朓。

谢朓北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唐时改名叠嶂楼,是宣城的登览胜地。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陵阳山冈峦盘屈,三峰挺秀;句溪和宛溪的溪水,萦回映带着整个城郊,真是“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这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度来到宣城。

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岚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净!凭高俯瞰,这“江城”简直是在画图中似的。开头两句,诗人把他登览时所见景色概括地写了出来,总摄全篇,一下子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去了。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指的就是这种表现手法。

中间四句是具体的描写。这四句诗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从上面的一个“望”字生发出来的。从结构的关系来说,上两句写“江城如画”,下两句写“山晚晴空”;四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又是有层次的。“两水”指句溪和宛溪。宛溪源出峄山,在宣城的东北与句溪相会,绕城合流,所以说“夹”。因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清,它平静地流着,波面上泛出晶莹的光。用“明镜”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双桥”指横跨溪水的上、下两桥。上桥叫做凤凰桥,在城的东南泰和门外;下桥叫做济川桥,在城东阳德门外,都是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建筑。这两条长长的大桥架在溪上,倒影水中,从高楼上远远望去,缥青的溪水,鲜红的夕阳,在明灭照射之中,桥影幻映出无限奇异的璀灿色彩。这哪里是桥呢?简直是天上两道彩虹,而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镜”之中去了。读了这两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诗人另一名作《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者同样是用比拟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同样用一个“落”字把地下和天上联系起来;然而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一个是以银河比拟瀑布的飞流,一个是用彩虹写夕阳明灭的波光中双桥的倒影;一个着重在描绘其奔腾直下的气势,一个着重在显示其瑰丽变幻的色彩,两者所给予人们的美感也不一样,而诗人想象的丰富奇妙,笔致的活泼空灵,则同样使人惊叹。

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静寂的,山冈一带的丛林里冒出人家一缕缕的炊烟,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渐老的时候了。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完全沉浸在他的视野里,他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而他的描写又是毫不粘滞的。他站得高,望得远,抓住了一刹那间的感受,用极端凝炼的形象语言,在随意点染中勾勒出一个深秋的轮廓,深深地透漏出季节和环境的气氛。他不仅写出秋景,而且写出了秋意。如果我们细心领会一下,就会发现他在高度概括之中,用笔是丝丝入扣的。

这结尾两句,从表面看来很简单,只不过和开头二句一呼一应,点明登览的地点是在“北楼上”;这北楼是谢朓所建的,从登临到怀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顺便说一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这里值得注意是“谁念”两个字。“怀谢公”的“怀”,是李白自指,“谁念”的“念”,是指别人。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临风怀谢公”的心情没有谁能够理解。这就不是一般的怀古了。

李白在长安为权贵所排挤、弃官而去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之中,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客中的抑郁和感伤,特别当摇落秋风的时节,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旧游之地,现在他又重来这里。一到宣城,他就会怀念到谢朓,这不仅因为谢朓在宣城遗留下象叠嶂楼这样的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朓对宣城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朓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朓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世隔,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这种渺茫的心情,反映了他政治上苦闷彷徨的孤独之感;正因为政治上受到压抑,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得寄情山水,尚友古人;他当时复杂的情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辞·西曲歌》旧题。现存南朝梁简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题,内容大都比较靡艳,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两句换韵。李白此篇,不但内容从旧题的歌咏艳情转为讽刺宫廷*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时间,筑成横亘五里的姑苏台(旧址在今苏州市西南姑苏山上),上建春宵宫,与宠妃西施在宫中为长夜之饮。诗的开头两句,不去具体描绘吴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靡,而是以洗炼而富于含蕴的笔法,勾画出日落乌栖时分姑苏台上吴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的剪影。“乌栖时”,照应题面,又点明时间。诗人将吴宫设置在昏林暮鸦的背景中,无形中使“乌栖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宫的幽暗气氛,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而这种环境气氛,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纵情享乐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暗含乐极悲生的意蕴。这层象外之意,贯串全篇,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对吴宫歌舞,只虚提一笔,着重写宴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轻歌曼舞,朱颜微酡,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却忽然意外地发现,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暮色就要降临了。“未”字“欲”字,紧相呼应,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而落日衔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乌栖时”一样,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使得“欢未毕”而时已暮的描写,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续写吴宫荒*之夜。宫体诗的作者往往热中于展览豪华颓靡的生活,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银箭金壶”,指宫中计时的铜壶滴漏。铜壶漏水越来越多,银箭的刻度也随之越来越上升,暗示着漫长的秋夜渐次消逝,而这一夜间吴王、西施寻欢作乐的情景便统统隐入幕后。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越过长空,此刻已经逐渐黯淡,坠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这里在景物描写中夹入“起看”二字,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有人的活动,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隐藏着*秽丑恶,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昼则望长绳系日,夜则盼月驻中天,因此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正是末代统治者所特具的颓废心理。“秋月坠江波”的悲凉寂寥意象,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栖景象相应,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在回环往复中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锋并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乌栖曲》旧题偶句收结的格式,变偶为奇,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东方渐高奈乐何!”“高”是“皜”的假借字。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寻欢作乐难道还能再继续下去吗?这孤零零的一句,既象是恨长夜之短的吴王所发出的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叹喟,又象是诗人对沉溺不醒的吴王敲响的警钟。诗就在这冷冷的一问中陡然收煞,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有显著的特点,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写出吴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达旦的过程。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并不作具体描绘渲染,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换,来暗示吴宫荒*的昼夜相继,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死,并通过寒林栖鸦、落日衔山、秋月坠江等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隐寓荒*纵欲者的悲剧结局。通篇纯用客观叙写,不下一句贬辞,而讽刺的笔锋却尖锐、冷峻,深深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唐宋诗醇》评此诗说:“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这是颇能抓住本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一般都写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这首《乌栖曲》却偏于收敛含蓄,深婉隐微,成为他七古中的别调。前人或以为它是借吴宫荒*来托讽唐玄宗的沉湎声色,迷恋杨妃,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荒*废政,和夫差先发愤图强,振吴败越,后沉湎声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处。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看来贺知章的“泣鬼神”之评,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李白与杜甫的交谊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一页。现存的李白诗歌中,公认的直接为杜甫而写的只有两首,一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另一首就是这首诗。

沙丘城,位于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之地。这首诗可能是天宝四载(745)秋,李白在鲁郡送别杜甫、南游江东之前,回到沙丘寓所写。从天宝三载春夏之交,到天宝四载秋,两人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分别,但相处的日子还是不少的。现在,诗人送别了杜甫,从那种充满着友情与欢乐的生活中,独自一人回到沙丘,自然倍感孤寂,倍觉友谊的可贵。此诗就是抒发了这种情境之下的无法排遣的“思君”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我”──“我”的生活,“我”的周围环境,以及“我”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读来大有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觉,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主旨之后,再回过头去细味前六句,便又觉得无一句不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不能不直抒其情。可以说前六句之烟云,都成了后二句之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情事以浓郁的诗味。

诗劈头就说:“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自己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不来沙丘“高卧”又会怎样呢?联系诗题(“寄杜甫”),联系来沙丘之前和杜甫相处的那些日子,答案就不言而喻了。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一二句偏于主观情绪的抒发,三四句则转向客观景物的描绘。“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象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人愁思难解。怎么办呢?“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不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不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自己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不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不息、相思不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不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采。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律体盛行的时候,对于古诗的写作也不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非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示惋惜。末句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情中有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作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 *** 练和作战的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寰宇记》: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港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时水退,复依然如故。

功盖三分国①,名成八阵图②,江流石不转③。遗恨失吞吴④。

(江流石不转,此阵图之垂名千载者。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应。《东坡志林》: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朱注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刘建曰: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虢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

①《蒯通传》:“功盖天下者不赏。”《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②乐毅书:“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旧注“阵势八: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③《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④《后汉·王常传》:“死无遗恨。”《蜀志》:郤正《释讥》:“吞嚼八区。”吴见思论云:末句作“遗恨在吞吴”,文意自明,旧作“失吞吴”,似费解。附考:《东坡志林》: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常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蕝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

《成都图经》:武侯八阵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镇者,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阵法也。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国,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郦道元已言倾褫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基,魁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鱼复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依却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财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看老之说云:为江石兵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复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于八阵,形圆于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势,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夏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不转也。

王昱曰:阵势八: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全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d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d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写于成都,时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春,诗人客蜀已是第五个年头。上年正月,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平定;十月便有吐蕃陷长安、立傀儡、改年号,代宗奔陕州事;随后郭子仪复京师,乘舆反正;年底吐蕃又破松、维、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继而再陷剑南、西山诸州。诗中“西山寇盗”即指吐蕃;“万方多难”也以吐蕃入侵为最烈,同时,也指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廷内外交困、灾患重重的日益衰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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