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博士为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中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显然，这一新发展格局是因应正在加速的中美脱钩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所提出来的。鉴于中美脱欧是美国出于其霸道本性的执意之所为，“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虽不愿意看到但也只能坦然面对。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美国在这方面会走多远，尤其不知美国总统大选后会怎么样，长远而言，做好大规模脱钩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迎接，或准确地说，打造这一新发展格局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如果以经济学语言将上述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和国外分别表述为内需和外需，即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话，新发展格局的要点或关键之处有三，一是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二是内需要加速循环，三是内需和外需循环要相互促进。
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一方面是相对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目标而言，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相对于自身目标而言，当前我国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过31，000元人民币，但我们的目标是人均GDP和收入都在今后20-30年内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自然要求内需进一步做大，同时也意味着内需有进一步做大的广阔空间。相对于外需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帐户，净外需体现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2019年我国这一净出口为顺差14，80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49％，在国际标准的2％以内，应该说是不高的，进而内需在GDP中占比为9851％，与很多其他国家相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进、出口贸易量都很大且其中加工贸易仍占25％左右，从而形成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如果将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与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分开来看的话，二者分别占GDP的21％和19％左右，相对于内需是较高的，因而内需是相对偏小的。所以，内需本来就应该进一步做大。现在面临中美脱钩的新形势，自然就必须进一步做大了。
如何进一步做大呢？在宏观结构层面，内需包括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很多人认为内需仅指消费，俗定而成并无大碍，但准确或专业地表述，应该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做大消费，应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即降低居民储蓄率；应加快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转变，为此应加速城镇化，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地位，提升就业率及提高失业、退休及残障人士的福利水平等；应切实减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做大固定资产投资，应尽快启动新基建，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基础建设，并从产业、地区及 科技 角度对传统投资补短板。实际上，内需进一步做大还有赖于其加速循环。
内需要加速循环，是一个大课题。所谓循环，就是不依赖于外力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则，内需循环，就是内需不依赖于外需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运动有前有后，有上有下，人们追求的当然是往前和向上，即增长，则其结果就是内需的进一步做大。问题是，内需如何能加速循环呢？这需要新的思维和思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初步思考，内需加速循环应从三个方面着手，或在三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加速市场机制的优化，必将加速内需循环。首先是经济体制对内进一步开放。内需加速循环有赖于经济与金融资源更有效与迅速地得到配置，这就要求在国民经济中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的比重，相应地增加更有活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比重，赋予她们更强的市场地位，使她们进入更多的产业领域，包括垄断行业领域。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进一步改善，在劳动力／人才、资金／资本、土地、 科技 及商品／服务等各个领域打破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形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流通体系。
二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势必加速内需循环。当前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即信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时刻。我国在这一革命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今后将加快向信息或智慧型 社会 转型。这一转型催生智慧型消费和智慧型投资，而智慧性消费和智慧性投资又衍生出并改造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及产品。衍生的包括新型电子材料、电子元部件、信息设备制造、信息基础设施、智能机器、信息配套设施等一系列的信息产品，改造则为“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即以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平台改造各个产业及产品。如此的转型必然是消费和投资，即内需的大循环。加速这一转型，即加速产业结构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的升级，必会加速这一大循环。
三是加速地区结构的升级，也为加速内需循环创造重要条件。我国经济的地区结构也处在升级过程中，主要是城市群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必向大城市流动玉聚集，大城市挤满了便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卫星城市流动玉聚集，从而形成城市群；而随着人口聚集于城市群，经济的内需便集中在城市群。这意味着，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就是内需的重新配置过程，也就是内需在空间上的循环过程。我国正在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 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至于内需与外需双循环相互促进，首先意味着，虽然强调内需大循环，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需循环，而且还希望内需循环能够加速外需循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现在提出内需大循环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外需循环，这是过虑了。主动放弃是没有理由的，从中央最近的多次表态来看的确并非如此。至于不得不放弃，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若从经济角度，这个问题不值得担忧，因为外需的存在，即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是我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当然，若美国纯粹从遏制我国崛起的政治角度，强行与我国并拉拢一些国家与我国完全脱钩，那我国的外需会减弱很多。但也不会消失，毕竟美国已不可能拉拢到其所有的所谓盟友，而我国的友好国家队伍正在壮大。所以我们仍应力保现有外需并开拓新的外需市场。为此，应巩固与美国及其几个紧密盟友以外国家的关系，重点加强与东盟、俄罗斯及中亚、部分欧洲，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
外需与内需循环的确可以相互促进。在出口方面，以内需循环中催生的更加优质和高 科技 含量的新兴产业产品，如5G、北斗、高铁、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家具及家电、无人机等开拓新市场；进口方面，内需循环做大的内需吸收更大规模与多样化的国外产品，除了能源、粮食及其他原材料等商品外，也包括更多高档的工业品和消费品，提高内需的质量，也加大外国对于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与内、外需循环相关的一个迫切问题值得重视，即在一些外资撤出时如何保住外需的问题。要知道，外资撤出的供给变化与出口转移的需求变化不一定是同步的。所以，国内企业应迅速收购欲撤出的外资企业，或迅速新建生产线以替代撤出的企业，以使外需并不随外资撤出而转移。这样不仅抵消外资撤出对于外需的负面影响，而且增加国内企业的并购机遇，还将阻止外资的进一步撤出，可为一举多得。这是我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外资加快撤出时应该精心设计的应对之举。当前我国企业的资金、 科技 及管理水平都可以说能够接管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力争促成国内企业填补外资撤出的供给缺口以保证出口需求变化最小这样一种局面。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岂不是坏事变好事吗？内需与外需循环如何相互促进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待于今后深入进行。
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受哪些因素影响 趋势一：全球经济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为35%和37%，全球将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常态”。
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
趋势二：全球廉价资本时代可能将趋于结束
目前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依然疲软，高负债居民信贷需求低迷，央行普遍执行 性货币政策。然而，廉价资本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特别是随着美联储将进入加息进程，这种局面将推动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上升。
趋势三：主要国家主权债务压力较大，“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进程还将持续数年
全球债务水平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机前全球债务总规模仅为70万亿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这一规模就已攀升至100万亿美元，涨幅逾42%，全球债务负担占国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 及相关平台已成最大债券发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债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相较2007年同期增长80%。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 政策推动经济，信贷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债务大幅增加。
各国“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必然需要经历财政紧缩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并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增加。
趋势四：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恐引发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权货币洗牌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后，美元、美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特别是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增强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溢出风险。
当前新兴经济体企业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3/4以美元计价。目前，美联储结束量宽和美元升值已使新兴经济体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开始走高，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本国经济金融体系。
此外，美元升值也将导致其他非美系货币、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未来几年全球主权货币将面临新一轮洗牌过程。
趋势五：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货紧缩压力
根据IMF评估数据，在1990～2013年之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2014年该数值预计为39%，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1990～2013年之间年均通胀率为23%，2014年仅为17%。2014年12月，美国CPI环比下跌04%，创2008年底以来最大跌幅。欧元区2014年12月CPI五年来首次转负，技术性通缩来临。
全球已有多家国际机构就此发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威胁，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因素：一是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价格危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国际油价下跌势头2015年将延续;二是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出现缺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中国成为全球需求主要支撑者，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增量需求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焦点直接导致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三是强势美元回归引发全球“输入型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加剧新兴经济体外债压力。四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从长期因素看，2008～2014年叠加了美系国家和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口周期拐点。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给失衡，并进一步引发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趋势六、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
全球贸易投资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一是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
二是贸易与投资日趋融合发展。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三是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当前，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为主。如美国希望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及电信自由化，包括电子商务，促进软件、影音光盘等数字产品的贸易自由化。
趋势七：全球跨境投资总体趋缓，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将成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
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进一步上升至16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但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及其他一些大国货币政策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影响全球FDI流向。
总体而言，全球FDI短期内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但中国可能是一个特例。未来几年中国正面临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带动资源配置全球化拓展。据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
趋势八：再工业化与新技术革命步入孕育期，将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组和重构
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一方面，宽带、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另一方面，集成电路将逐步进入“后摩尔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兴起也是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的一场变革。受此影响，“工业40”和产业物联网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重构。
此外，全球制造业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这意味着制造业服务化时代正在到来。
趋势九：全球资源能源面临新供给冲击，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需求将趋下降
全球资源能源领域的长期传统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
一、结构因素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变化。《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计，从2012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41%，年均增长15%。增速将从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仅有11%。
二、全球资源能源格局面临“新供给冲击”。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
三、资源能源消费重心“由西向东”转移。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起到显著推动作用。
趋势十：未来全球仍须高度警惕财富分配失衡加剧风险
未来十年全球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财富分配失衡、新技术以及货币超发贬值致财富隐形再分配等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恶化的风险。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感觉不是很好，尤其是在中国对外依存度很大，由于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是越来越难做，订单一直在减少，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倒闭，而且人民币一直升值，我们的出口已经不占什么优势了
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1、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2、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保持不变，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生力量；3、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4、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方兴未艾；5、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6、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 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趋势
呵呵,这个问题问得真大!
现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是规则的日益统一\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规则化\各种争端频繁发生,促进了争端解决方式的不断发展\经济主权的发展\领域不断扩大\对国际环境法等等起到了促进
这是随便想想到的,我觉得问题问得太大了,而且问题本身就有点问题你问的是一个学科,一个法律部门还是什么
狂热的宗教信仰对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例如，中世纪初，西方国家兴起一场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侵占了亚洲大片的土地，使得本土的国家经济骤然衰落。并且使得整个欧洲和东亚堕入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时代（长达一千多年）。期间，宗教活动频繁，排斥异教的镇压活动此起彼伏，教堂林立，教徒遍野，不事农工，游手好闲。其生产力大大倒退，社会和人民都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 又如，中国的唐朝鼎盛时期，庙宇尼庵遍及郡县，从僧尼者数十万，上百个县的税负划为供奉佛事的享物。到了中期以后，佛教的群体成了国家难以支撑的负担，于是，便有了毁佛寺、遣散大批僧尼的“三武灭佛”事件。总算没把国库的财富耗尽，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 当然，适度的宗教信仰还是国家大力提倡的。
海上运输的发展趋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个人认为这论文应包含以下几点
1、海上运输的形成与发展，
2、国际贸易的形成与发展，
3、两者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你主要论述的方向，包括：两者是怎么样相辅相承的，如何推动的，利和弊等等）
4、你对为来两者之间关联的想法及意见。
中国如果光是从石油进口来搞人民币升值，不如直接动用外币储蓄补贴石油。
中国要进行结构治理，首先要先清理信贷系统，特别是对已经贷出的巨量资金进行跟踪处理。如果这方面有缺口，必须多印票子，通过物价上涨（人民币对内贬值）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这是中国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这部分没有问题，立即停止人民币升值，将储备的美元尽快花出去，或者投资到美国去，卖地产，而不是去救美国的金融机构。这样美国就不会给人民币施压了，也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将来中国人无论是赚是赔，对现在都有好处。
要刻意保护好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是中国改革成果的体现，特别是房地产，世界各国都把房地产作为本国经济的大堤（最后防线），一旦危及房地产，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挽救。中国的房地产偏热是正常的， 打压只会给外资热钱制造介入机会，让中国人今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特别保护好房地产商，不要猪肉涨了，就把母猪也杀掉卖肉。房价涨了，不是地产商的错。
股市不能靠外资来救，外资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中国，中国也没有能力进行强权博弈，将外资强留在中国，这样在流动过剩的情况下，不能再让人民币升值，任凭外资继续大量流入。
中国也不能用贬值驱赶外资，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和外资密不可分，驱赶了就会使经济崩溃。
中国不必实行紧缩政策，如果这样的话，是等于让中国自己的钱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外资和游资主宰中国经济，到头来使中国自己的资金无用武之地。
中国要好好管管金融机构圈钱的行为，中国不应该吹金融泡沫，资金不能在金融机构流来流去，要指导民众，向产业方向投资，美国人很高明，人家搞高科技泡沫，互联网泡沫，没听说搞金融泡沫，中国高金融泡沫，物价能不上涨吗？钱都在高端转来转去，没有更多在流转在产业之中，经济还能不出问题。
国家要把股权分置改革放缓，股权分置主要是国有股分置，通过解禁来和市场争利（资金）不是好作法，国家可以将分置期由3年改为30年。大大减缓解禁速度，对股市可以起到拯救作用。
国家要对再融资进行严格控管，对上市企业，要实行效益监管，股价监管，如果由于再融资造成股价下滑，必须由再融资的钱向股东赔付，这样就不会产生恶意圈钱的行为。
至于印花税真不是个问题，降和不降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去年收了2000多亿印花税，就算不降今年也收不上2000亿了，降了也没多少，与解禁比，与再融资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应有的放矢治理结构问题，不好给中国经济乱念紧箍咒。
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 ，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内。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 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楚游，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楚游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来说 通货膨胀不可阻挡 就现在而言 自然灾害 以及分类分子 即便是加入了WTO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处 只是加剧了中国的企业毁灭性的加快 要不是 调控一下 中国的企业 前途渺茫啊 毕竟 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 程度 简单的说 现在推行的 塑料袋收费 真的控制了白色垃圾吗？？ 国际经济的发展 自由他的缘由 但是中国 很虚 好了过多的就不说了 政治上的东西 还是少涉足的好
试分析国际贸易的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个只要对比一下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就知道了
在现在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里，如果国际贸易做的不好，显然，此国家的经济就会远远落后于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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