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大钊的大同思想的产生既以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为历史前提，又离不开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理想目标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他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仍缺乏清楚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方向。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已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这时中国大地兴起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自然地把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与近代的社会主义联通在一起，并认为“大同”、“均平”就是社会主义。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时代思想氛围中，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用“大同”这一民族语言概念来认识、理解与表述共产主义。李大钊如报晓的雄鸡，猛然看到“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就是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只能迎，不可拒的世界历史趋势。他希望用这盗来的火种，点燃改造中国社会的燎原烈火，鼓舞他的已经一变为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
同时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初步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学生已大量译介了日文的社会主义著作，其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众多留日学生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仅集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观点鲜明，包含了较深的哲理。李大钊在留日期间不仅听过他们讲授的关于社会主义内容的课程，而且还阅读了他们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接触并且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把创造历史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认为在西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罔不胚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大……主义”的胜利，即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劳工阶级”应自觉承担建设理想社会的责任，从而找到了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阶级力量。同时李大钊以积极姿态热情地宣传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论的范畴，实现了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起初他在进化论的引导下将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精神，归之于民众的意志即民彝；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则把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物质，归之于劳动生产。他指出“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彻底转变。李大钊在深入考察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后，已开始对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有所批评。“五四”以后，他迅速地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桎梏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局限，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顺利地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他的社会理想也由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大同思潮的勃兴对李大钊的社会理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大同思想是延绵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之一，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古已有之。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并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具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并且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因而无疑是一种空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大同之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③]孙中山再次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④]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但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三人的大同理想虽具有空想的性质，却构成了李大钊大同理想的历史先导。李大钊作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直以一种宽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批评去对待近代大同理想的思想资料，他将社会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束了几代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空想历史，使他的社会理想获得了科学形态，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学的质的飞跃。
二
社会理想是主体对社会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对未来奋斗目标或憧憬的观念性的预见。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两者又是交互作用，因而对社会理想的探索也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为现实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家总是把中国的革命理想同人类到大同之路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理想的各种构想、方案，也在保留大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着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在承继大同理想在中国近代的演进历程，又经历其在社会理想上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李大钊最终所构想成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1、批判封建礼教和尊孔复辟思潮
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是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实质。李大钊的社会理想是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结合的社会，必然先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斗争，才能兴起实现大同团结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前的君主制度是由一个人专制压迫民众，决不能发展民众各自的个性而给予其自由，因此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封建礼教成为宣传“政教合一”的价值体系，君主专制则成为传统价值观的政治支柱，因而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礼教成为传统价值观的主流。李大钊对孔子学说与专制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孔子生于专制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孔子者，历代帝国专制君主之护符也。”[⑤]他指出封建礼教思想压榨人民，“盖今日吾国专制之政体虽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⑥]他坚决反对当时的尊孔复辟思想，特别强调自由与专制不两立，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⑦]可见，李大钊依然始终坚持个性自由是不容取消的，他坚决反对独裁专横和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对封建礼教与孔子学说的批判，有助于打破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和传统的价值观的束缚，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
李大钊还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指出社会的表层构造是基于基础构造之上的。作为传统政治思想主流的封建礼教，其核心就是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中国二千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即大家族制度是其社会物质基础。李大钊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的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⑧]孔子的学说作为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是有其经济上的客观基础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受到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和压迫而发生动摇，因此孔子的学说和封建礼教也会必然走向崩颓粉碎。他用经济组织、经济关系的变动来说明道德乃至一切思想意识的变迁，科学彻底地批判了当时出现的尊孔复古的逆流，指出经济变动是历史动因，代表着专制社会道德的孔子学说的经济基础根本动摇了，维持其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威必然会坍塌。
2、倡导“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结合
李大钊最早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新组织。在他的《平民主义》中，他从社会发展规律来阐发“大同”：“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⑨]在他看来，个性解放是在走向大同世界的必要环节，而大同团结又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容纳并保护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要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是近代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通则，而大同团结则是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会遵循近代中西方社会的进化的共同轨道：先开始于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和民主斗争，后兴起社会主义的运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既有个性自由又有大同团结的社会新秩序。也就是达到《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⑩]
李大钊从人类互助角度讲“大同”，他认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都是“以力统属的组织”；而现在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现在工人、农民、妇女及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会由国内发展到“世界的大联合”。“在此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11]这“大同景运”的特征，就是“都相爱助”，“依互助的精神”。他在给予“大同”以广泛的时代内容的同时，还指出“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官权阶级、资本阶级”。[12]他把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都划归于“大同景运”。可见在李大钊思想中这“大同景运”也是分阶段的，而且不管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最后都要进入“大同世界”。 李大钊还从人类大联合角度来论述“大同”，主张开展“大同团结的运动”，这种“大同团结”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组织”，组织一个“新联合”。而这种“新联合”应不断扩大，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3]
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的结合必然涉及到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与当时众多思想家不同，李大钊鲜明指出，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是个人集成的群合，个人则是群合中的分子。因此他从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的联系得出结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亦决非矛盾。”[14]他主张是“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即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相统一。他说：“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 ，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元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15]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个性是自由的，社会又是有秩序的；但秩序不是刚性划一的规范，而是保有个性选择的自由度。李大钊提倡合理的个人主义是主张“秩序中的自由”；合理的社会主义则主张“自由间的秩序”。这一主张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特别突破了一般社会主义者否定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因而李大钊重视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社会主义理论为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3、实现个人独立自由和妇女解放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属于既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高举人权旗帜，宣传个人独立自由的一代。他怀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又真诚执着地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从实质上来说，基于天赋理性的独立自由的人格是李大钊理想社会中的理想国民性格。如果说社会主义与大同团结侧重于对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想，那么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则更多地是描绘一个自由独立人格的精神风貌。李大钊认为民国时期国人精神萎缩的原因在于缺乏对自我的追求。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几乎人人尽丧自其为我”，“我之既无，国于何有”。过去历代封建统治者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号推行灭绝个性、抑杀自我的愚民政策，辛亥革命后这种灭杀自我个性的罪恶在尊孔的名义下流行不衰。李大钊根据孔孟示人有我的言论指出“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16]面对这种“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的压迫人权状态，李大钊号召从坚持一己意志之自由，冲决网罗而卓自树立。他认为“近世文明之特质惟在解放，吾国以专制之余，凡其自体具有权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缚，斯不独个人己也。”[17]他用“解放”来概括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或时代精神，预示着李大钊在个人理想方面对独立自由人格的重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解放的时代，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实质就是要求尊重个性，彻底废除统治与屈从的关系，使个性真正得到自由的发展。“各个性都有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18]大同景运无非是自由独立的人的大联合，因此李大钊的理想人格其实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基础、以独立自由为特征的人格。他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对个性的泯灭，号召人们实现一种平民化的的独立自由的人格。
在强调确立独立自由人格的同时，李大钊特别提出将妇女解放与一般社会解放运动相结合。他指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长期排斥妇女权利，它仍然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说道“现代欧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19]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内容，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还结合中国的社会状况阐述了中国妇女的女权运动，认为不仅社会各阶级的妇女需要联合，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而且还应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男子一起承担社会责任。妇女应当参加社会上各种公益团体组织，不断扩大妇女的影响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强调妇女解放同人权运动相结合，女子应当支持和参与男子进行的各种人权活动。在中国女子受压迫，男子同样受压迫。“不独男子对女子专制，就是男子对男子，亦是互为专制。”[20]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着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同一般社会解放运动相结合。他还找到了妇女解放的彻底解决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1]可见独立自由的人格是组成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要素，只有具有自由的人格的平民才能主动与人民群众结合为一，自觉担负起社会历史赋予的责任，才能创造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三
李大钊将大同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以后，他就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探讨了社会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途径。其中既涉及到人类走向大同理想的一般道路，又有对中国革命与历史逻辑的特殊途径初步探索。他明确指出应当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2]可见，唯物史观不仅构成了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基础，而且为实现这一理想找到了现实的途径——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他强调指出，大同世界是一个消灭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但在人类迈向大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只有通过严重的阶级斗争，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实现世界的大同。
李大钊强调大同理想的实现不仅要依靠阶级斗争，还需要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解释说：“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Bourgeis oligarchy）。”[23]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迈向世界大同的必经阶段，是“一个政治的过渡期”。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就真正进入“工人政治”的实现阶段，即进入体现着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改造”的原则，即用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经济组织，又要提倡人道主义来改造人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的“改造”本身又表现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这种“解放”决不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是劳动者自求解放的结果。因此让群众自觉地参加解放事业，“自己解放自己”，最终建立一个既实现个性自由又能确保社会团结的大同世界。
在分析实现人类大同的一般道路的基础之上，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情况作了初步研究，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然趋势，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24]因而应给予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充分的关注和研究。针对中国近代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必须诉诸于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这一根本解决以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动为内涵，而其实现方式是阶级斗争或社会革命。他指出中国近代的革命首先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内武人军阀”，革命的任务“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他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因素，并且强调农民应当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发动农民群众去实现社会革命，近而实现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大同理想。
总之，较之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李大钊的关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社会理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提问，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学的质的飞跃。同时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对大同理想向现实转化的具体途径初步探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毛泽东提出的人类到大同之路的理论前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世界十大污染事件：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由于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一周内有近60人死亡，数千人患呼吸系统疾病。⑵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3年美国洛杉矶市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化学烟雾，使大量居民出现眼睛红肿、流泪、喉痛等，死亡率大大增加。⑶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因炼锌厂、钢铁厂、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尘造成大气严重污染，使5900多居民患病，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有17人死亡。⑷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由于冬季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在浓雾中积聚不散，头两个星期死亡4000人，以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⑸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61年前后日本四日市由于石油化工和工业燃烧重油排放的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骤增，尤其是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50岁以上的老人发病率约为8%，死亡10余人。⑹水俣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因石油化工厂排放含汞废水，人们食用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鱼、虾、贝类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枢神经中毒，死亡率达38%，汞中毒者达283人，其中60余人死亡。⑺富山痛痛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痛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中毒，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⑻爱知米糠油事件：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爱知县一带，因食用油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使用多氯联苯作脱臭工艺中的热载体，这种毒物混入米糠油中被人食用后造成中毒，患病者超过10000人，16人死亡。⑼博帕尔事件：1984年设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农药厂储罐爆裂，大量剧毒甲基异氰酸酯外泄，造成至少2500多人死亡，十几万人受伤的惨剧。⑽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1986年原苏联基辅地区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上万人受到辐射伤害，直接死亡31人，13万居民被疏散，污染范围波及邻国，核尘埃遍布欧洲。天下大同，原是古代儒家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他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华民族应该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孔子也是世界华人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家园。孔子是华人文化的同根同祖同源。“大同 ”是“仁”的最终归途。
天下
1古时多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全国。
2指全世界。
大同
大同[1] 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现代又加入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 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思想，但西方的乌托邦，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地球村这些思想也与大同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发展过程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上段解释：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最高境界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这是天道精神的体现。《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大同思想
编辑
一历史背景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年以前），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大同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
农家
“并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道家
“小国寡民”的理想人类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每一个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
儒家
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于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设计出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方案，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
[《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奠定
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西汉以后
封建时代的大同思想西汉中叶以后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未再出现新的模式。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记》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响的典型。
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绝的人间乐土──桃源洞，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进洞以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
中国近代的大同思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无论》分别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儒家的大同类型，它被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康有为写了《大同书》，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压迫、贫富分化、危机、失业等现象有所批评，但他们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化。康有为的现实主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而对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愿立即实行，主张经过缓慢的改良在遥远的未来使“君衔……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大同书》）。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则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选集》）。
二大同思想的价值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例如，全球化是统一于单一的西方模式，还是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全球化是用军事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霸权征服世界，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全球化对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
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其中包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最早追寻与赋予。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两点：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内地和边疆、中原与边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原则。
二是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从内涵还是到外延，都远比昔日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本质内涵要广泛丰富得多，但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思想，依然是人类文明的魂宝。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涉及全球化本质内容的精华，对于推动当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本质内容究竟有哪些蕴含，我们应特别关注并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观念和原则：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 “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东汉末年五斗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第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而言，但其有关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象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
文化中的“天下大同”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老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会觉得丑恶。然而，民族接触的初期还常常发生强迫别的民族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情形，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进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升华极其重要。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不仅能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开建立共同的价值就不远了。的确，“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了我们古代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么？正如费老所言，这是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学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大同市位于省境北部，介于内外长城之间，是大同盆地的中心。为山西省第二大工业城市，晋、冀、蒙三省（区）和山西省北部各县的交通枢纽，为山西省北部门户，自古就是军重重镇和战略要地。
全市总面积14176平方千米。总人口298万人（2003年）。市人民政府驻城区迎宾西路。邮编：037008。代码：140200。区号：0352。
大同市辖4个市辖区、7个县。即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等4个区和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大同县等7个县。
塞上古城大同，是我国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曾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旧时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周属冀州、并州。战国末期开始置郡没治，公元前三世纪，大同已建城池，赵之名将李牧修筑烽火台及部分长城。西汉初，大同称平城县属雁门那。公元 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建都达96年之久。在此期间，大同曾大兴土木，修建城池、宫室、宗庙上百座，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北齐天保七年改称恒安镇，北周置云中县，隋改为云内县属冀州郡。唐初名定襄县和云中县，属云州治天宝初为大同军治。辽重熙十七年始置大同县，为辽金陪都称西京，至元二年云中县并入大同县。明、清两件皆设大同府。1949年建大同市属察哈尔省管辖，1952年划归山西省。1993年 7月原雁北地区撤销，左云、大同县、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等原雁北地区所属部分县，统划大同市所辖。
该市三面环山，御河纵贯南北。中部、南部是广阔的平川（大同盆地），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山区可分为南、中、北三段。南部山区山势险峻，主峰塔儿山海拔1714米。大同煤田主要分布在这里。中部山区，最高峰为大钟山，海拔1417米，是大同中部制高点。北部山区群山交错，为深坡陡，最高峰银星山海拔1565米，野孤岭海拔1201米，与东南部马铺山构成大同北部门户，也是京包铁路咽喉。西北部丘陵、山地交错，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境内主要河流有御河、十里河、口泉河、淤泥河。雨季河水暴涨，平时水量极小。较大水库有赵家窑水库、石家寨水库。城区和矿区水源充足，山区部分乡村饮水困难。该市气候干寒多风，温差较大，年均气温6．4度，一月均温--118度，七月均温219度，年均降雨量 400O毫米左右，初霜期为九月下旬，无霜期 125天左右。
全市现有耕地801．7万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一。主要种植谷子、玉米、薯类、小麦、该麦、葫麻、蔬菜等。由于市域内多丘陵山地，无霜期短，雨量稀少，故农业不甚发达。
该市矿藏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炭、石灰石、高岭土、耐火粘土、石墨等。其中尤以煤炭储量为最，且煤质好、热量大，是优良的动力用煤，素称“工业细粮”。著名的“大同煤田”总面积达17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主要煤田之一，可供动力、炼焦、化工、民用。全市主要工业行业有煤炭、电力、机械、建材、化工等。大同矿务局年产原煤3000万吨以上，占全市原煤产量的四分之三，居全国之首。此外山西柴油机厂、大同水泥厂、大同机车厂等都是规模宏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营骨干企业。大同西部云岗沟内的四台沟矿，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特大型矿井，年产原煤 500万吨。大同二电厂是京、津、唐地区城市供电基地之一。
大同境内交通发达，该市地处同蒲、京包、大秦铁路的交会处，为晋、冀、蒙三省（区）的交通中心，也是由北京经乌兰巴托至莫斯科的国际铁路线的重要联运站。大秦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重载运煤铁路专用线，并有口泉和云冈两条支线，连通市区和各主要煤矿。大同现有对外公路七条，分别和北京、包头、太原、繁峙、保定、左云、丰镇相通。另有至塘沽的大塘公路正在建设。境内还有县级和乡镇级公路多条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
大同市历史悠久，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物古迹众多。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云冈石窟；善化寺；上、下华严寺等。
大同市行政区划
大同市面积14176平方千米，人口298万（2003年）。
城 区 面积 46平方千米，人口58万。邮政编码037008。区人民政府驻迎宾西路30号。
矿 区 面积 62平方千米，人口44万。邮政编码037001。区人民政府驻新平旺同泉西路248号。
南郊区 面积 966平方千米，人口28万。邮政编码037001。区人民政府驻五一路。
新荣区 面积1006平方千米，人口11万。邮政编码037002。
阳高县 面积1678平方千米，人口29万。邮政编码038100。县人民政府驻龙泉镇。
天镇县 面积1635平方千米，人口21万。邮政编码038200。县人民政府驻玉泉镇。
广灵县 面积1283平方千米，人口18万。邮政编码037500。县人民政府驻壶泉镇。
灵丘县 面积2720平方千米，人口23万。邮政编码034400。县人民政府驻武灵镇。
浑源县 面积1965平方千米，人口35万。邮政编码037400。县人民政府驻永安镇。
左云县 面积1314平方千米，人口14万。邮政编码037100。县人民政府驻云兴镇。
大同县 面积1501平方千米，人口17万。邮政编码037300。县人民政府驻西坪镇。
此处区划地名资料截止到2005年12月；面积、人口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5）》，人口截止2003年底。
大同市城区
城区位于大同市中心，东邻御河，西衔南郊区马军营、平旺乡，南接南郊区的东河河、时庄乡，北达南郊区的白马城、安家小村乡。总面积46129平方千米。总人口60万人（2004年）。
区人民政府驻迎宾西路30号。邮编：037008。代码：140202。区号：0352。
城区辖14个街道：南关街道、北关街道、东街街道、西街街道、南街街道、北街街道、新建南路街道、新建北路街道、大庆路街道、新华街街道、西花园街道、老平旺街道、向阳里街道、振华南街街道。
大同市矿区
矿区位于大同市西南部。总面积62平方千米。总人口44万人（2004年）。
区人民政府驻新平旺同泉西路248号。邮编：037001。代码：140203。区号：0352。
矿区辖24个街道：新胜街道、新平旺街道、煤峪口街道、永定庄街道、同家梁街道、四老沟街道、忻州窑街道、白洞街道、雁崖街道、挖金湾街道、晋华宫街道、马脊梁街道、大斗沟街道、王村街道、姜家湾街道、新泉路街道、民胜街道、口泉街道、马口街道、燕子山街道、杏儿沟街道、青磁窑街道、平泉路街道、四台沟街道。
解放初期矿区为大同市第五区。1950年3月第五区撤销,改为“口泉矿区办事处”。1951年4月改名为“口泉矿区人民政府”。1954月5月，口泉矿区改称口泉区，下辖11个街道办事处，还与城区、郊区共管27个乡134个村。1958年,大同市划归雁北专署领导，口泉区与城区、郊区、古城区、怀仁区、云冈区共管24个公社601个自然村。1965年,大同市从雁北划出，大同、怀仁两县划归雁北，城区、口泉区共辖13个公社182个村划归大同市。1966年5月，将城区、口泉区所辖农业区域划出，成立郊区，口泉区转以城镇工作为中心。1970年10月，大同市划归雁北领导，全市辖城区、矿区、南郊、北郊四个行政区。矿区隶属大同矿务局和大同市双重领导。1979年口泉镇、马口街道及南郊区管辖的部分工业企业划归矿区，同时改变“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矿区脱离与大同矿务局的隶属关系。1980年2月,矿区直属大同市领导，形成了矿区与南郊区交错的格局。
大同市南郊区
南郊区东邻大同县，南连怀仁县，西接左云县，北与新荣区毗连。总面积966平方千米。总人口28万人（2004年）。
区人民政府驻五一路，邮编：030001。代码：140211。区号：0352。
南郊区辖3个镇、7个乡：古店镇、高山镇、云冈镇、口泉乡、新旺乡、水泊寺乡、马军营乡、西韩岭乡、平旺乡、鸦儿崖乡。
古店镇
辖：古店村、北宋庄村、圣水沟村、马站村、北羊坊村、山底村、孤山村、北榆涧村、窨子沟村、赵家窑村等。
高山镇
辖：小窑头村、罗家辛窑村、段家小村、南信庄村、南辛村、峰子涧村、马脊梁村、枯树村、东店湾村、燕子山村、桃柏沟村、白塘子村、小蒜沟村、黄土沟村、窑洞村、南沟村、万家嘴村、辛庄村、南羊路村、北羊路村、碾子沟村、高山村、业家村、上碗沟村、张家湾村、二台村等。
云冈镇
辖：云冈村、吴官屯村、姜家湾村、白庙村、大南沟村、三道沟村、荣华皂村、刘官庄村、兴旺庄村、栗庄村、石头村、张寺窑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麻村村、水泉村、榆涧村、红墙村等。
口泉乡
辖：口泉村、回去村、同家梁村、银塘沟村、曹家窑村、四老沟村、郑家岭村、白洞村、永定庄村、里南沟村、店村村、韩家窑村、赵家小村、米庄村、落里湾村、大路辛庄村、辛寨村、堡子店村、墙框堡村、苏庄村、西房子村、高庄村、甘河村、西万庄村、下窝寨村、郊城村、上窝寨村、羊坊村、榆林村、杨家窑村、小营村、张留庄村、郝庄村、五法村、窑子坡村等。
新旺乡
辖：五爱村、永久村、解放村、新华村、先锋村、和平村、新民村、永宁村、新旺村、新中村、红旗村、新泉村、新胜村等。
水泊寺乡
辖：水泊寺村、石家寨村、泗庄村、海力村、肖家寨村、东坟村、西坟村、牛庄村、燕庄村、泉寺头村、金家湾村、马家小村、梓家村、古城村、马家堡村、曹夫楼村、齐家坡村、小南头村、寺儿村、沙岭村、艾庄村、塔儿村、西谷庄村、东王庄村、西王庄村等。
马军营乡
辖：马军营村、小站村、五里店村、宋庄村、阳合坡村、上皇庄村、下皇庄村、安家小村、小石子村、白马城村、陈庄村、田村村、东河河村、西河河村、智家堡村、周家店村、房子村、新添堡村、十里铺村、十里店村、西水磨村等。
西韩岭乡
辖：西韩岭村、东韩岭村、东肖河村、小太村、肥村村、太善村、马辛庄村、魏辛庄村、仝家湾村、茶坊村、北村村、南村村、南湾村、高店村、谢店村、要庄村、冯庄村等。
平旺乡
辖：平旺村、拖皮村、王家园村、时庄村、马营村、三井村、煤峪口村、石岩庄村、忻州窑村、大北沟村等。
鸦儿崖乡
辖：鸦儿崖村、常流水村、魏家沟村、马林涧村、乔村村、兴胜沟村、双井沟村、盘道村、高驼村、黑流水村、王村村、红糜沟村、官窑村、老窑沟村等。
大同市南郊区于1970年10月成立，因区政府驻地在大同市西南，且辖区土地又以市郊南部为最广，故名南郊区。1949年5月大同解放后，初期市郊及邻近厂矿、村庄分属一、二、三、四、五区和矿区管辖。1952年改为城区、口泉区、郊区管辖。1958年后，又分属城区、口泉区、郊区、古城区、怀仁区、云冈区管辖。1966年5月，成立大同市郊区，以市级农业系统各局和城区、口泉区的农村部分为行政区域。1970年10月，撤销郊区，成立南郊区。
大同市新荣区
新荣区北靠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南接南郊区，东邻阳高县、大同县，西连左云县。总面积1006平方千米。总人口11万人（2004年）。
区人民政府驻地邮编：030002。代码：140212。区号：0352。
新荣区辖1个镇、6个乡：新荣镇、破鲁堡乡、郭家窑乡、花园湾屯乡、西村乡、上深涧乡、堡子湾乡。
新荣镇
辖：辛窑村、上甘沟村、新胜沟村、里场沟村、外场沟村、总高墩村、新荣村、李大头村、王堂窑村、小官窑村、畔沟村、鲁家沟村、村安乐庄村、光明村、前井沟村、张布袋沟村、后井沟村、庞家窑村、下甘沟村等。
破鲁堡乡
辖：火石沟村、破鲁堡村、东旺庄村、彭场村、裴家窑村、高向台村、黄土口村、吴施窑村、山前庄村、王屯村、八墩村、水深唐村、刘家窑村、西旺庄村、碱滩村、六墩村、栗恒窑村等。
郭家窑乡
辖：郭家窑村、半坡店村、红沟梁村、二队地村、东张士窑村、东渠村、拒门堡村、贾什队村、二队窑村、二道沟村、梁顶村、菜元沟村、贾家屯村、芦家窑村、东胜庄村、助马堡村、砖楼沟村、二十五村、四道梁村、北刘窑村、木家坪村、助马口村、北温窑村、庄窝墩村、张士窑村、杨家场村、张力窑村、座堡窑村、元营子村、十三边村等。
花园湾屯
辖：青羊岭村、花元屯村、前井村、沟涧寨村、杨窑村、苇子湾村、清泉村、靳沟窑村、马庄村、太平庄村、谢士庄村、于政府村、张指挥营村、麻口村、镇川堡村、万泉庄村、西寺村、三里桥村、镇川口村、三墩村、元墩村、姜庄村、侯家堡村、马河村、常胜庄村、圪坨村、尚龙门村、道士窑村、水沟畔村、青花村、赵彦庄村、三百户村、黍地沟村等。
西村乡
辖：西村村、沙河村、五旗村、谢场村、狮村村、新站村、东村村、夏庄村、白山村、甘庄村、户部村、镇虏村、李花庄村、七里村、和胜庄村、智家堡村、鸡窝涧村、碓臼沟村、大窑山村、小窑山村、畅家岭村等。
上深涧乡
辖：上深涧村、下深涧村、蔡家窑村、蔡店村、张大仁村、施家洼村、刘中和村、刘安窑村、张旺庄村、马家村、后所沟村、前窑村、新村、西梁村、北辛窑村、东梁村、前坡村、东坡村、后坡村等。
堡子湾乡
辖：拒墙堡村、刘新庄村、杨州窑村、高家窑村、草汉窑村、拒墙口村、李三窑村、闫家窑村、风咀梁村、蔡家窑村、马武沟村、马厂村、祁皇墓村、靳圪塔梁村、堡子湾村、胡家窑村、二十一墙村、得胜村、镇羌堡村、河东窑村、黑土墩村、二道沟村、四道沟村、杨里窑村、马家窑村、李培沟村、磨复其湾村、宏赐村等。
大同市历史沿革
战国属赵，秦置平城县。北魏天兴元年于此定都。北齐天保七年改称恒安镇，北周置云中县，隋改为云内县。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置云中郡和云洲。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于今大同城建西京，十七年（1048年）置大同县附郭。自此，大同县名沿用未改。金西京路总管大同府。元因之为西京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更名大同路；至大元年（1309年）改属中都留守司，四年（1311年）复属宣慰司。至元二年（1265年）云中县并入大同县。明洪武七年（1374年）为大同府治。抗日战争时期分设东、西大同县。1949年5月解放后，大同城区建为大同市，属察哈尔省。
春秋时期为游牧民族楼烦占据。战国时期属赵国，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秦统一六国后置雁门郡。两汉时期为平城县，隶属雁门郡。三国曹魏时隶属冀州新兴郡。北魏自云中徙都平城，置司州牧及置代尹，又置恒州，领辖八郡十四县。北齐将北恒州改为恒安镇，隶属恒州太平县。北周将太平县改为云中县。隋以其地属云、朔、代三州，为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名讳，故而将云中县改为去内县。唐开元年间置云州，天宝初年改云中郡，乾元初年复为云州，咸通九年置大同军节使，领辖云、朔、蔚三州。五代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辽重熙十三年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大同始称于此时，领辖弘州、德州二州以及大同县、云中县、天成县、长青县、奉义县、怀仁县、怀安县七县。北宋宣和五年预置云中府路，因宋辽对峙，大同为辽所占据，故而云中府路只是虚设而已。金为西京路大同府，置西京路总管府，又置留守司。西京路领辖二府（大同、德州）、七节镇、八刺郡、三十九县、九镇。大同府领辖大同县、云中县、宣宁县、怀安县、天成县、白登县、怀仁县七县以及奉义、窟龙城、安七疃三镇。元朝大同中书省河东山西道，改西京道为大同路，领辖八州、五县、七屯。八州：弘州、浑源、应、朔、武、丰、东胜、云内；五县：大同、白登、宣宁、平地、怀仁；七屯：山阴、雁门、马邑、鄯阳、洪济、金城、宁武。
明朝实行省、府、县三级制。明初设山西行中书省，不久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共辖五府、三直隶州、七十七县。大同府辖四州、七县、十三卫所。四州：朔州、应州、浑源州、蔚州；七县：大同县、怀仁县、马邑县、山阴县、广灵县、广昌县（河北省涞源县）、灵丘县；十三卫所：大同前卫、大同后卫、大同左卫、云川卫、大同右卫、玉林卫、阳和卫、高山卫、天成卫、镇鲁卫、平鲁卫、威远卫、井坪千户所。
清朝定鼎中原以后，承袭明朝辖制，山西为十八省之一，共辖九府、十直隶州、六散州、八十五县、十二直隶厅。大同府（治大同）辖二州七县一厅。二州：浑源州、应州；七县：大同县、天镇县、阳高县、怀仁县、山阴县，广灵县、灵丘县；一厅：丰镇厅（由丰川、镇宁二卫合并）；朔平府（治右玉），辖一州三县一厅，一州：朔州；三县：右玉县、左云县、平鲁县；一厅：宁远厅（丰、宁二厅今在内蒙）。
中华民国元年大同府废，民园二年五月置雁门道，治大同，辖雁北十三县和析州十三县，共计二十六县。当时雁北十三县有：大同县、怀仁县、应县、山阴县、朔县、平鲁县、左云县、右玉县、阳高县，天镇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
1937年9月13日，日寇侵占大同之后，二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939年4月成立“晋北政厅”隶属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3 年改为“大同省公暑”。在此期间所辖雁北13县，即：大同县、怀仁县、应县、山阴县、朔县、平鲁县、左云县、右玉县、阳高县、天镇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于大同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以京包铁路和北同蒲铁路为界线，成立了东西大同县，东大同县属晋察冀边区，西大同县属晋绥边区。1949年5月1日雁同地区解放以后，划归察哈尔省管辖。
1952年11月，察哈尔省撤销后，雁北十三县及大市又划归山西管辖。1958 年雁北地区与忻县地区合并为晋北专区，1961年雁北与忻县两个地区分开，大同改为省辖市。1964年恢复大同县、怀仁县，属大同市管辖，1965年二县划归雁北专署管辖。1970年4月，大同市划归雁北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1972年3月，大同市复为山西省辖市。大同市辖有四区，即：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雁北地区辖有十三县，即：大同县、怀仁县、应县、山阴县、朔县、平鲁县、左云县、右玉县、阳高县、天镇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 （以上摘自网络）
雁北专区、晋北专区、雁北专区、雁北地区
1952年原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原由察哈尔省直辖的天镇县划入雁北专区，专署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应县、怀仁、山阴（驻岱岳镇）、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13县。 1954年大同、怀仁2县合并，改名为大仁县（驻大同市）。雁北专区辖12县。 1958年撤销雁北专区，改设晋北专区，专署驻大同市。原由省直辖的大同市及原雁北专区所属大仁、天镇、灵丘、应县、朔县、左云、阳高、广灵、浑源、山阴、平鲁、右玉等12县及原忻县专区所属忻县、代县、五台、阳曲、岚县、岢岚、河曲、五寨、宁武、崞县、繁峙、定襄、静乐、兴县、保德、偏关、神池等17县划入晋北专区。撤销阳曲县，并入太原市；撤销大仁县，并入大同市和山阴县；撤销应县，并入山阴县；撤销忻县、定襄2县，合并设立忻定县（驻原忻县城）。撤销崞、代2县，将崞县部分地区并入宁武县；代县部分地区并入繁峙县；崞、代2县其余地区合并设立原平县（驻原崞县城）。撤销岢岚县，并入五寨县；撤销神池县，并入五寨、宁武2县；撤销岚县，并入静乐县；撤销保德县，并入河曲、兴县2县；撤销偏关县，并入河曲县；撤销天镇县，并入阳高县；撤销广灵县，并入浑源县；撤销平鲁县，并入朔县；撤销右玉县，并入左云县。晋北专区辖大同市及忻定、原平、繁峙、五台、静乐、兴县、河曲、五寨、宁武、阳高、灵丘、浑源、山阴、朔县、左云等15县。 1960年，恢复广灵、保德、偏关、应县4县。原平县由原崞县城迁驻原平镇。晋北专区辖1市、19县。 1961年撤销晋北专区，复设雁北专区，专署驻大同市。大同市改由省直辖。将忻定、宁武、原平、繁峙、五台、静乐、兴县、河曲、五寨、保德、偏关等11县划归忻县专区。恢复天镇（驻天镇县城）、平鲁（驻井坪镇）、右玉（驻右玉县城）3县。雁北专区辖11县。 1965年大同市所属大同（驻大同市）、怀仁2县（此2县为1964年恢复），划入雁北专区。辖13县。 1970年雁北专区改称雁北地区，地区驻大同市。辖大同市及大同（驻大同市）、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怀仁、应县、山阴（驻岱岳镇）、朔县、平鲁（驻井坪镇）、左云、右玉等13县。 1971年大同县驻地由大同市迁西坪。 1972年大同市改由省直辖。雁北地区辖13县。 1973年右玉县驻地迁梁家油坊。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史为乐编）
1989年1月，成立朔州市，辖有朔城区（原朔县）、平鲁区（原平鲁县）、山阴县。
1993年6月25日，国务院《关于山西省撤销雁北地区调整大同市、朔州市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1993]93号）批复：撤销雁北地区；将原雁北地区管辖的左云、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7县划归大同市领导；将原雁北地区管辖的怀玉、右玉、应县3县划归朔州市领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雁北地区与大同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实施方案》。7月10日正式实施。
大同市地图
山西政区目录
太原市：太 原 市；古 交 市；清 徐 县；阳 曲 县；娄 烦 县；太原城区
大同市：大 同 市；大 同 县；天 镇 县；阳 高 县；左 云 县；广 灵 县；灵 丘 县；浑 源 县
朔州市：朔 城 区；平 鲁 区；山 阴 县；应 县；怀 仁 县；右 玉 县
忻州市：忻 州 市；原 平 市；繁 峙 县；代 县；五 台 县；定 襄 县；宁 武 县；静 乐 县；神 池 县；五 寨 县；岢 岚 县；偏 关 县；河 曲 县；保 德 县
阳泉市：阳 泉 市；平 定 县；盂 县
吕梁市：离 石 区；孝 义 市；兴 县；交 口 县；方 山 县；石 楼 县；岚 县；中 阳 县；交 城 县；临 县；文 水 县；柳 林 县；汾 阳 县
晋中市：榆 次 区；介 休 市；昔 阳 县；寿 阳 县；和 顺 县；左 权 县；榆 社 县；太 谷 县；祁 县；平 遥 县；灵 石 县
临汾市：临 汾 市；候 马 市；霍 州 市；隰 县；蒲 县；吉 县；古 县；安 泽 县；乡 宁 县；汾 西 县；洪 洞 县；浮 山 县；翼 城 县；襄 汾 县；曲 沃 县；大 宁 县；永 和 县
运城市：运 城 市；绛 县；夏 县；闻 喜 县；垣 曲 县；新 绛 县；稷 山 县；河 津 市；万 荣 县；临 猗 县；永 济 市；平 陆 县；芮 城 县
长治市：长 治 市；黎 城 县；武 乡 县；沁 县；沁 源 县；襄 垣 县；潞 城 市；平 顺 县；壶 关 县；长 治 县；屯 留 县；长 子 县
晋城市：晋 城 市；高 平 市；陵 川 县；沁 水 县；阳 城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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