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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虽然留给后世“积贫积弱”的印象，但是在当时的世界，宋代的科技、商业乃至于文化都处于领先地位，先后涌现出了“一门三进士”的苏家父子、韩愈、王安石、范仲淹等著名文学家，可谓是人才济济，但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古代，教育经费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笔极为高昂的支出，而为什么家贫如洗的范仲淹先生都能上学呢？这个就要从宋代庞大而普遍的助学活动谈起了。
一、宋代助学活动勃起的原因
纵观中国古代史，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朝这般重视教育的发展，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将助学活动办得如此普及而全面，而宋代助学活动兴起的背后，不仅与宋代统治者倡导的崇文抑武思想有关，还与当时发展繁荣的商品经济有关。
1、崇文抑武的兴起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乱世局面，赵匡胤陈桥兵变而的天下，此后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防止再有武将黄袍加身称帝，同时也吸取了晚唐因为武将权力过大而灭国的教训，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思想训化，尊崇孔子与优待儒士。甚至赵匡胤死后在太庙留有遗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可见宋代对于士子的优厚。
宋代统治者不仅在政策上对于士子有着优厚待遇，历代统治者更是以身作则，劝诫臣民多读书。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是其人亦是知道文才是治理国家的主力军。登基后，他虽然“杯酒释兵权”收回了武将手中的兵权，但是也鼓励武臣多读书，劝告他们“贵知为治之道”，以另一种方式为朝廷效力。
太祖皇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劝告，还以身作则，未登基之前，“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他的继任者太宗皇帝也继承了他的遗志，“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并对身边近臣说道：“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此后，以文治天下成为宋代的基本执政方针。
赵匡胤
宋真宗赵恒也不例外，也继承了先祖风范，在藩邸时就有了“己有好学之名”，即位后闲暇之余更是手不释卷，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读完《周礼》、《仪礼》、《尚书》、《论语》、《尔雅》等十一经及宋以前的十九部正史，其学习能力可见一斑。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里，“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耀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不负陈寅恪先生“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夸赞。
宋朝崇文抑武，文治靖国的的社会思潮，使得士子的地位在宋代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不仅使得宋代社会极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大规模兴建学校、培养人才，才能稳定的为国家输出人才治国。然而教育支出在古代极为高昂，没有几个家庭可以承受这种负担，所以就出现了宋代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规模助学活动。
2、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宋代百姓的生活水平相较于前朝，有了飞跃式的提高，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经过研究就给了这一组数据：“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可见在宋代，百姓的生活已经相当富足。这就为宋代庞大规模的民间助学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北宋政府逐年增加的商税收入可以看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以北宋时期太宗至道年间为例，此时商税为400万缗， 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8%，真宗天禧末年，其商税就增加至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北宋的商品经济规模逐年增大，商人阶层也在逐渐扩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因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也使得国家在文教领域上的投入增加，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教养相资、养教相资的传统教学观，所以宋代不仅在中央设置太学、国子监等官学，还大力发展地方官学，在州府县衙设置府学（州学）、县学等。
北宋的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就在《慈溪县学一记》中写道：“养天下智仁圣义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学，无所不养。”说明了地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甚至是地方官员考核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官员政绩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安石
二、宋代助学资金的来源
宋代的助学资金来源广泛，不仅有中央拨款专门支持，地方富民、乡绅等也会慷慨解囊，支持地方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北宋许多贫穷士子成功科举的背后，除了有国家的支持，还有乡间父老的援助。
1、官府设立的助学途径
宋朝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使得政府一向崇儒佑文，在学习、生活资助关心士子，专门为贫寒士子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来帮助他们继续学业，如：减免家贫士子学费，供给膳宿之费，实行学田制度，建立义庄等。这些助学措施，是由政府专门拨款，由地方官员按规定实施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朝廷拨款不可能会全部用在助学上，但是亦有许多有为之士，不肯贪污半分，大力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宋代科举考试
如为地方府学、县学置办学田，这些学田并不是租赁给贫寒学子以维持生计，而是将学田租赁出去收取租金，将所得资金用于官学的日常事务以及对贫寒学子的资助上，即为他们提供笔墨纸砚、书籍等教学材料，并将学田余粮赠与学子以维持生计。
如宋宁宗嘉定二年寿昌县知县巩鸠鸿向县学拨田二百亩“以资养士”。而学田可根据用途不同划分为餐田、祭祀田、办学修学田等等，虽说学田制度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制度的完善，确立为国家制度还是在宋代，可见宋代政府助学态度的坚持。
除此之外，地方还设立义田（义庄）助学。尽管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都设立有助学的官学及学田，但是教育经费的高昂还是让很多有志向学的贫穷子弟望而却步，所以为了培养人才，网罗优质生源，一些地方官府为此专门设立了用于资助贫困学子的义田，亦称至为义庄，其用途在于贫困学生遇到突发事件无力应对时给予帮助。
官府设置的这些助学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穷士子求学路上的困难，使得他们得以继续学业，也是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最终造就了赵宋的文化盛世。
2、民间拥有的助学方法
政府设置的学田、义庄制度，除了依靠中央拨款之外，还接受民间乡绅富民的慈善捐款。这些乡绅富民通常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上层阶层人物，他们没有功名，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凭借着积极参与地方事务，通过教育投资在官府获得一定的人脉，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威望，从而在乡民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力，官府乐意接受他们的资金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尤其是文教事业，是地方官员的政绩之一，对于官府和乡绅富民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宋朝书院
宋朝许多的私人创立的书院，背后往往都有当地乡绅富民投资的影子。如宋代在士子间威望极高的应天书院，创办者戚同文“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戚同文死后，应天书院不但没有破败下来，反而因为有当地府民曹诚的支持，规模逐渐扩大：“出家财即同文旧舍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
除了投资私人书院、积极响应官府捐助学田、义庄之外，这些乡绅富民还会通过提前教育投资，资助自己看好的青年学子，不仅资助以钱财，还会缔结婚盟等等。民间乡绅富民的参与，使得宋代助学规模得到了扩大，宋代的教育事业发展也越来越迅猛。
三、助学活动对宋代社会影响
助学活动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些助学活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宋代贫家子弟得到了改换门庭的机会，也促进了宋代科举文教事业的繁荣兴盛，推动了宋代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推动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文化盛世之一。
首先，宋朝助学制度的发展完善，促进了宋朝科举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普及。通过学田、义庄制度，使得许多贫困学子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准备科考，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而“族塾”、“义学”、“书院”的兴办，不仅扩大了宋朝的教育规模，虽然教育资源相对来说还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口基数的扩大，成才的人数也就得到了增加。
而宋朝助学活动的发展完善也有利于教育向下层甚至是底层百姓普及传播，促进了医学、科技、农学的发展。而“族塾”、“义学”含有推广教化与以富资贫两方面的作用，不仅可以使教化更多民众，还缓和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
同时，由于宋朝助学活动的广泛性与多样性，是宋代教育得到普及的一大原因，其倡导善举，积极助学助贫，从而真正帮助广大家境穷困的学生得以解决困境，令他们能够安心读书治学的善行善心，也在一定程度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而这些贫穷学子通过科考跻身上层阶级，从而有效的缓解了阶层固化的危及，缓和了阶级矛盾，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代读书人形象
综上所述，在宋代，通过种种助学只活动，穷人的孩子只要有心有天赋，一样可以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从而通过读书科举，获得改命运的机会。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也算是宋代的所独有的一种“义务教育”的途径了吧，通过政府拨款、民间资助等等，减免贫家子弟的学费、生活费，甚至还会出钱送他们往州府、汴京（开封）等地赶考，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穷人家庭的负担。
而政府也通过这些助学活动，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不仅可以缓和阶级矛盾，也防止了新的门阀士族势力的出现，有力的维护了皇权的统治。宋代助学活动的全方面、多层次的展开，造就了宋代一代又一代文学家的涌现，持续了三百多年的文化盛世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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